前不久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提出“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让一切关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老百姓感到鼓舞。

    在国门洞开之后，我们见识了各式制度的设计和实施特征，它们的长处和缺陷也能看清一二。但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的制度建设仍不尽如人意，“正式强制”性的成文法制定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但“制度的实施特征”却显得异常羸弱，甚至形同虚设。这削弱了它的“制约性”，违反法律的“恶人”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遵守法律或习惯法的“好人”变得难当了，甚至也会去干坏事了。

    为什么“制度的实施特征”如此羸弱？答案其实在13年前由一位被枪毙的贪官胡长清非常清楚地表述出来，他说：“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我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

    我想，对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以来权力就高度集中的大国来说，管制权力谈何容易？须知，中国传统制度文化中根本没有限制权力的理念，老虎不关在笼子里会伤人，人们不是亡“虎”补牢，从笼子的角度和管理笼子的人的层面去解决问题，反而求诸“老虎”的自律，这岂不是与虎谋皮？

    胡适曾经说过，一个民族和族群，总是在提倡道德而不注重规则的话，这个民族是会道德沦丧的。因为这种文化非常适合培育出一种“伪恶”，在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社会中，人们对权力的态度是奉承唯诺的，迎合几乎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哪怕这个人内心并没有那么恶，也要表现出比较邪恶，非此就没法生存。

    而在一个对权力制约的社会，必定有一套保障民权的制度措施，使得那些内心不那么高尚的有权力的人也必须遵守规则，不能做不高尚的事，而只能做高尚的事。

    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是圣人，但是我们要求的是每个人的行为必须要受到制约，尤其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

    （《文汇报》4.7 柳延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