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前人阐释“辞达”：“达意”、“明理”、“诚实”、“不事蹈袭”、“不以富丽为工”、“恐人之溺于修辞而忘躬行”……诸说各有可取。在我看来，“辞”即自己的独立思考，“达”即尽可能争取认同，以期共鸣。这是天下文章的起码要求，也是为文为人的高尚境界。

    《庄子》中有“庖丁解牛”的故事，可得作文之道。庖丁每解一牛“怵然为戒”，作文则须严谨准备；庖丁“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作文则须认清客观规律；庖丁说“技经肯綮之未尝”，作文则须抓住要害；庖丁“以无厚入有间”，作文则务求言词准确，把握上才能“游刃有余”。

    清初顾炎武说：“《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顾氏一生得力于此。所谓“先器识而后文字”，强调自身的修养。有远见卓识，才有发现与创见，不致沦为码字工具。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过四点主张：“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篇文章迄今将近百年。今天人们作文，说来惭愧，“说我自己的话”，说出个性，还是不易做到。

    鲁迅有《答北斗杂志社问》八条，最重要是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说的是选材。

    想求无愧于文，不如先求无愧于心。文风之道，如此而已。

    （《人民日报》4.17 王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