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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仍无法解释第六感，但我确确实实地感知到了。
1988年12月9日，父亲在最后这次故乡湖南之行期间得病，专家建议他住院治疗。
但父亲不愿住院。凌晨过后，父亲的心房纤颤渐渐消失，血压开始回升。直到12日下午，体温才降至正常。但是，此番心律失常，竟铸成了他生命中最危险的隐患。
当时我在中华医学会工作，接受了组织派我赴美进修的安排，正在北京忙着交接工作。刚过完1989年元旦没几天，父亲的警卫秘书就打电话给我，谈到父亲多次问起满妹现在忙些什么。我知道父亲一定是想我了，便向单位请了几天年假赶往长沙，跟父母一起住了三天。后来，我对父亲说：“爸爸，我得回北京了，我还有些工作要交代。”
没想到父亲居然一反常态，执意不让我走，竟转而问我，“你去过广西没有？”
我回答：“80年代初去过一次。”父亲笑了：“那还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现在广西变化大得很，一起去看看嘛！”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多陪陪他呢！于是我和父亲商量，到南宁的当天下午我就走。
到南宁已是次日中午，安顿好住下后，就到了向他们告别的时间。
那天，父亲和母亲一起出来送我，父亲右手指间夹着香烟，无语地一直把我送到宾馆外院的汽车旁。一路上他都在微笑着，可眼神儿里却漾出我从未见过的伤感。就在这一刹那，我似乎感应到了某种无法诠释的信息，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搂住了父亲的脖子，当着那么多工作人员的面就哭了起来。
父亲静静地搂着我，一句话也没说。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哽咽着说：“爸爸……你，你可一定……一定要等着我回来啊！……”父亲慈爱地说：“当然嘛，当然嘛！”他看着我泪流满面地上了车，直到汽车开出很远，还在向我挥动着手臂。
至今我仍无法解释第六感，但我确确实实地感知到了，而且，我那位在老家当了一辈子农民的伯伯胡耀福也感觉到了。
在我去长沙之前的一个月，伯伯拎着一个装满父亲爱吃的红南瓜和干茄子皮、干苦瓜条、干刀豆条的尿素袋，从浏阳赶到长沙看望父亲。临别时，伯伯肯定也是感应到了某种信息，突然拽住父亲的胳膊，一任老泪纵横。他们兄弟俩这辈子多次聚合离散，从来没有这样动过感情。父亲一时也很难过，劝道：“哥哥，不要这样。”
伯伯眼泪汪汪地望着父亲，难过地说：“我们都是七十好几的人喽，老啦，恐怕难得再见面了哇！”父亲握着他的手说：“再见不难嘛。你想见我，随时可以去北京！”
伯伯却伤心地说不出话，只是摇头，一路抹着眼泪走出父亲的视野，如同我黯然神伤地飞向了大洋彼岸，却把一颗心沉甸甸地坠在了中国。（作者为胡耀邦的女儿）
（《北京青年报》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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