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彤禾身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同情是她在未认识任何一个中国打工者时的心态，而在结识了东莞女工之后，她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快乐和成功一样重要

设想这样一个情景：你正在使用的iPhone，它的制造者在组装完手机后，跳楼自杀了；你穿着的耐克运动鞋，它的制造者在闷热的流水线车间里每天工作14个小时，而每小时只能获得1美元报酬。“不人道”的工厂环境、监狱般的住宿条件、低廉得骇人的薪酬、军队式的管理方式、使用童工，以及缺席的加班工资和福利保障被西方媒体定义为“血汗工厂”；但是，他们身边随处都在消费着Made in China的商品。

张彤禾身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同情，是她在未认识任何一个中国打工者时的心态，而在结识了广东东莞女工伍春明和吕清敏后，她的态度发生了令自己惊讶的改变。

1993年，伍春明刚到东莞时，她的工资是100元一个月，但她的目标却不是赚更多钱。她在日记里严格要求自己：有太多事要做了，你要看书，要学会讲广东话。你学不好广东话就是笨猪，还不如别在东莞打工，回老家算了。

她们所希翼的不仅是赚钱，而是改变自我。张彤禾写道：“这个女孩刚来到城市时，目标都是物质的，想要一部新手机、一件新衣服，后来的梦想变成：‘想要做一个快乐的、成功的人’，这个成功不只是物质方面，比如如何养一个快乐的孩子。”

在东莞，打工女孩随处可见。张彤禾在东莞采访时，中国有1.5亿农民工，现在农民工的数量增至2.5亿。他们在城市的餐馆里服务、工地上干活，开电梯、送快递、当保姆、带孩子、收垃圾、美容美发，其中女性超过三成。伍春明和吕清敏就是她们之中的典型：出生农村，只受过中学教育，父母可能是文盲。

张彤禾每一次见到她们都会觉得惊奇。伍春明3年之内换了5份工作，不停变化发型、发色和衣饰。她的每一次改变都是为了打造新的自己。

伍春明的日记是张彤禾最珍贵的采访收获，这个来自湖南农村的女孩在日记里质问自己：“难道你甘于平庸吗？难道你不想改变命运吗？你要不断学习、努力工作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她们在东莞的工作轨迹都差不多——从低级的体力劳动开始，再向上选择文职工作，运气好的话，还能进入管理层。

张彤禾选择了这两位打工女孩，反过来看，其实也是伍春明和吕清敏选择了她。她们在接受张彤禾采访时，也会向她打听美国的事：美国的女孩如何与男生约会？美国的人吃牛排要几分熟？正是这种对外面世界的好奇，以及向上流动欲望的驱使，她们来到东莞。张彤禾在自己的著作《打工女孩》一书中得出结论：打工可以帮助农村人改变命运。因为打工打破了社会阶级流动壁垒，为农村人口向上流动到城市阶层提供通道。

精神荒原

张彤禾在东莞采访时，问过许多打工者同一个问题：“你们更喜欢城市还是农村？为什么？”她得到的答案惊人相似：这一代年轻的打工者都喜欢城市，并且不愿意回农村——因为城市更自由。

在中国传统乡土礼俗社会，人生经验和社会的集体文化需要积累和传承，尊重长者、尊重主要劳动力(男性)是自然的。而新一代的打工者，特别是女性，离开了农村后，个人主义逐渐觉醒。她们在城市所遇到的困境，父辈们闻所未闻，更不能提供解决方案。传统的经验不再重要，一切都是新的。而重男轻女的观念也在改变，女工们不再为家庭而活，而是选择追求自我。婚恋观也在改变，不再认为就近找人结婚就是幸福。

在基本物质生活得到保障之后，精神需求即刻显现出来。为了实现个人价值，女工们想到各种各样的办法，她们学英语、学文秘、学化妆、学在东莞的发财之道，形形色色的培训班比比皆是。

伍春明有一段时间信仰成功学，在某个传销机构与人分享“我不甘于做平凡的打工者，我可以，你也可以”的故事；有一段时间她迷恋全素饮食，只吃蔬菜和水果，认为这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并鼓励张彤禾跟她一样。她的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变化一样迅速，只是最终没有找到归属。

打工者们离开了农村，摆脱了乡土社会的价值观，而新的价值观还未生成。不管他们回到家乡或者留在城市，他们都是异乡人。张彤禾曾跟着吕清敏回湖北农村过春节，她发现吕清敏为回家而欢呼雀跃，但第二天就买好了返程车票。她告诉张彤禾：“家里挺好的，就是只能待几天。”

（《壹读iRead》2013年第7期 苏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