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1901~1968年），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社会组织》、《都市社会学》、《社会的生物基础》、《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劫后灾黎》等。

费孝通（1910~2005年），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又译《中国农民的生活》）、《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很多人知道的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江村”调查中发展出来的乡土工业的经验，但社会学家吴景超教授提出的以都市化和工业化为核心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学说，却较少为人所知。

吴景超的视野非常开阔，特别注意吸收世界范围现代化进程的资料加以比较，从中找出中国可以吸收的经验；他又特别注重搜集社会统计资料，尽可能以数字来揭示客观的社会现实。费孝通注重运用人类学方法对具体社区，特别是农村社区作显微镜式的深入观察。用费孝通后来的话说：“吴先生在当时的条件下，放眼世界，看到世界中的中国的地位。我一下子钻到土里面去，到乡土中国里面去……”

费孝通从吴景超那里学到了从工农比例来分析中国农村的发展，但是他的研究是注重从农村出发、从微观出发来理解中国社会，来寻求中国农村的发展模式。这与吴景超注重从都市出发、从宏观出发来寻求中国农村和城市社会发展道路有相当的差异。这两种路径尽管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是也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结合的。

吴景超对费孝通的成名作《江村经济》评价很高，他说：“我们看了这本书以后，觉得中国各地，应当有许多学者。用同样的方法，把各地民众的真正生活，描写出来，让大家读了，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有更深刻，更广泛的认识。”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个人能认识清楚的地方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其余的部分，依靠地理的著作、游记或旅行得来的认识多是肤浅的、粗枝大叶的，乃至于与真相不符合，而费孝通的这一类书能够补救这种缺点。在给费孝通《禄村农田》一书所写的书评里，吴景超写到：“在我们学社会学的人看来，这本书的价值，在代表着中国的社会学，走上了一条新的途径。”

吴景超对《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的高度评价并不是简单地赞誉费孝通本人，而是与他对中国社会学发展方向的思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吴景超对费孝通著作的批评也是很具体而犀利的，但所有批评都是“对事不对人”，保持了评论的价值和尊严。比如，他在《禄村农田》的书评里，一方面肯定有别于普通“社会调查”而偏重于学理探讨的“社会学调查”所具有的方法论优势，另一方面又指出费孝通在运用这种方法论时表现出来的不足。他认为，“只能用个案法，其目的则在细密的描写各家的生活实况，使读者对于各家过日子的酸甜苦辣，有清楚的认识。但是作者除叙述各家生活实况外，还算出他们各项生活费用的百分比，并以所得来批评恩格尔律，这不能不说是误用了统计法。统计方法，只有大量材料在手时才可利用。五家的统计，样本太小，即使结果与恩格尔律不合，也不能证明恩格尔律的不确。”

1945年冬，费孝通与袁方、张之毅、张荦群四人关于中国手工业有一次谈话，由费孝通把讨论的结果写成文章，作为四个人的共同成果。后来以《人性和机器》为名出版。

1947年，费孝通送了一本给吴景超看。不久，吴景超因不同意费孝通等在书中为他心目中“一定是逐渐衰微而终于消灭”的手工业唱赞歌而写了一篇商榷性的书评，题目是《中国手工业的前途》。

此前此后还有一些其他人，或赞成或反对地在刊物发表文章与费孝通讨论过《人性和机器》那本书的主张。看着这许多讨论，费孝通便动手写了一篇答复吴景超的文章《小康经济——敬答吴景超先生对〈人性和机器〉的批评》。在这篇回应文章里，费孝通一方面答复了吴景超提出的种种质疑，更重要的是正面阐述自己关于乡土工业的一整套设想。

费、吴的争辩，尽管给当时中国发展道路开出的药方不同，但其区分也仅仅具有阶段性的意义，即费更着眼于现实的可行性，而吴更侧重方案本身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可惜的是，以我们的后见之明来看，在那个内战硝烟正浓的年代，讨论这种与时局无关的缓不济急的问题，本身便是相当奢侈的。

（《北京日报》4.22 吕文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