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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现状与展望

2004-09-07 14:13:00 来源:博览群书 止 庵  我有话说

问:据统计,2003年的书评文章总数与年出新书品种数之比不足千分之一。由此可见,图书评论与图书出版不相适应,图书产出与消费之间出现了很大的盲目性。读者面对数量庞大的图书,除了时间上感到有限外,还存在着难辨优劣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读者对书评的需求显得越来越迫切。作为书评专家,您认为图书评论对

图书出版有何重要意义?

答:书是“作者之声”,书评是“读者之声”。书评反映读书人如何想法;要论图书评论对于图书出版的意义,我想就在这里。就作者而言,有些反响,多少算是慰藉;人家真能指点一二,自己还可从中获益。就出版者而言,藉此知道读者口味,对于此后工作不无助益。

假如书评的写作、发表完全是自发的,其间没有任何安排,那么此种反响或多或少可以反映出一本书所受关注程度;假如一切均出诸操作,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然读书未必一定要有想法,有想法未必一定要写文章,所以即便处于前一种情况,也不宜把问题看得过于绝对。正是基于此点,我不大同意在书评与书――尤其是“新书”――之间设定或预期某种比例关系。

我说“书评反映读书人如何想法”,这里读书人其实包括两类:其一是评论家或学者,其一是普通读者。我这说法来自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普通读者》一书。她说,普通读者“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假如评论家或学者写的是――至少自以为是――“公论”,普通读者写的就是一己之见,他并不希望替代别的读者解决“难辨优劣的问题”,虽然自己往往能够分辨清楚。普通读者只是与同样感兴趣的朋友――也是普通读者――就一本书聊聊天而已。别的读者应该能够区分这两种写书评的角色。至于我自己,只是一个普通读者,并非什么“书评专家”。

书评应是“评论”,不是“评判”;即便书评人写成了“评判”,也只代表自家看法。不能因为公开发表,就被视为公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并非好的气象。读者读了书评,可能因此而买或不买一本书;但这顶多好比听人劝说,其实也可以不听。

问:目前,我国年出新书种数册数已跃居世界前列,每年都有十万多种新书面世。但好书并没有得到充分和必要的宣传,劣书也没有得到严肃的批评,虽有各种排行榜面世,但此外还有太多值得人们关注的图书。这就迫切需要在出版者和读者之间搭建一个平台。

答:首先要能真正区分“好书”和“劣书”,然后才谈得上分别加以“宣传”或“批评”;然而这种区分并非易事,尤其是在“公论”意义上的区分,――大胆说一句,这样的区分如果不当,还不如不加以区分呢。前面我提到“公论”,似乎有所质疑,担心的正是这一点;假如区分得当,无疑就是公论了。但是在不能确知是否得当之前,言者听者最好都先别把它当成公论。我不是说不作评价,是说应该把它看成一种相对意义上的评价,而非绝对意义上的评价。在这个前提之下,只要言之有据,合情合理,正无妨说出一己的好恶。这样的批评环境,有赖于各方面的认同,其中包括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以及广大读者。

排行榜是另外一个问题。既不能以个人好恶来定是非,亦不能以集体好恶来定是非。书是文化产品,精神产品,其被接受可能是个复杂的过程,不能搞“以多数决”。排行榜只反映某一地域某段时间之内读者的购买情况,此外什么也说明不了。出版者或作者容或关心,孰料论家、媒体和读者也大感兴趣。我曾提出设立一个“反排行榜”,旨在强调一本书的价值判断别有标准;这种标准说来并不简单,但至少是在排行榜之外。

问:在书评业――姑且采用这个说法――较发达的美国,既有精选的主要书评摘要,又有全面的书评索引;既有综合性的,也有专科性的;既有当前的,又有回溯性的;既有书本式的检索手段,又有最先进的联机检索系统和光盘检索。在我国,书评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先秦就有图书评论。请问:目前我国的书评业是一种是什么样的状况?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新的良好的书评机制?

答:就我所读到的书评文章而论,我们的“书评业”大概尚属“初级阶段”,甚至“史前阶段”,也许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业”。前面提到,“假如一切均出诸操作,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问题首先是在这里。出版社出了书,邀人写书评;作者出了书,请人写书评。这种文章,其性质相当于广告,怎么能算真正的书评呢。谈到“建立一个新的良好的书评机制”,我想应该从书评彻底脱离图书发行销售机制开始。

光是这样,也还远远不够。我也看到不少文章,总是八股写法,缺乏真知灼见。而且常常既是广告或人情文章,又是八股文章。这里有个如何读书的问题,还有个如何写文章的问题。对大多数书评人来说,这两个问题并未解决。书都不好好读,或读了一无所得,无论如何谈不上写好书评。所以要想“建立一个新的良好的书评机制”,读书人自己恐怕先要建立一个新的良好的读书机制才行。至于写文章,就更非易事了。但是首要问题还在于写书评的人要说自己想说的话,即所写的是独立书评。

问:现代意义上的书评与过去的书评应该是有区别的,请您对近现代书评作一简要回顾。

答:我对这一问题缺乏研究,只能讲个大概。《现代汉语词典》把“书评”释义为“评论或介绍书刊的文章”,着眼于“评论或介绍”,先秦诸子书中某些片断,近乎书评的雏形;着眼于“文章”,古人集子里的序跋一类,则是书评的前身了。另外诗话、词话,以及注疏、批点,也与书评不无关系。

至于“现代意义上的书评”,应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与现代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类似。从形式来说,主要是白话文写作;从内容来说,属于现代批评。当然此前存在一个准备时期或过渡时期,好比鲁迅写《狂人日记》之前,有刘鹗的《老残游记》、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等;胡适写《尝试集》之前,有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等;现代书评之前,也有王国维的《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之类文章。二十世纪的三位大师――鲁迅、周作人和胡适,都写过不少书评。鲁迅《热风》所收《估〈学衡〉》,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所收《情诗》、《〈沉沦〉》,皆为书评的经典之作。

书评这一形式的诞生,可能与报刊之类媒介的出现和普及不无关系。在此之前,论者似乎主要通过写序跋来评论一本书。当然后来人们仍然喜欢这样做法,譬如周作人为废名、俞平伯的作品所写序跋,其实就是书评。

还有一个“书话”的名目,也有点儿夹缠,譬如后人编的《知堂书话》,所收一并包括书评在内。其实周氏自己用的是“读书录”或“看书偶记”,这有点笼统,然而却避免了强行分类的麻烦。参看唐?的有关说法,书话与书评还是有区别的。大概以“评论或介绍”视之,书话更多侧重后一方面,然而这是一种有发现性的介绍。

问:中外书评有何差异呢?

答:我没有做过这种比较,同样无法确切回答;而且外国书评大多看的是译文,就文章本身而言,已经丧失了太多东西。仅仅就保留下来的一点东西而论,如伍尔夫感受力之丰富,瓦尔特・本雅明切入点之独特,都是很难企及的;说来他们那个档次的书评,中国还不多见。

问:由于图书评论是揭示图书主题的重要手段,且作者多是学科造诣颇深的专家或职业书评人,因此,读者对书评人有一种信赖感,往往通过书评来了解图书,取舍图书。作为书评人,对读者应该有哪些责任?当下的书评人是否尽到了这些责任?

答:说句老实话,我对“读者对书评人有一种信赖感”这一点颇感怀疑。就现实情形而言,书评人多半不值得如此信赖;就理想状态中的读者与书评人的关系而言,我觉得顶多聊供参考罢了。我正是这样读书评的,我自己写的书评,也希望别人这样去读。

如此说法,并不意味着书评人可以放弃责任;事实上他的确负有某种责任,但毋宁说他首先应该对自己负点责任。譬如不把一本书读完,就动手撰写书评,在我看来,此即对自己不负责任,当然也是对读者不负责任。言不由衷,说些自家都不能相信的话,这也是对自己和读者不负责任。立论缺乏依据,自相矛盾,哗众取宠,同样是对自己和读者不负责任。如今这种不负责任的情况太多了。

问:有些书评可以说是高于原作的一种再创造,甚至是对原作的超越。有时一篇好的书评所付出的艰辛和拥有的价值并不亚于原作。这就是书评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您如何看待书评的价值?

答:其实应该把书评看作是以书为题材的一类文章。从这个意义上讲,它肯定是种“再创造”。只是不同种类的书评,这种再创造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相对来说,书介比书评就要差一些。书评可能是在充分理会原作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开掘、提升。至于是否“高于原作”,那倒不一定。原作或是小说、或是诗歌,或是剧本,或是散文作品,或是哲学、历史著作,或是别的什么,它们各有各的价值判断标准,书评也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所以不好相比。至于“付出的艰辛”,当然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写书评需要付出艰辛,书评拥有独立价值,这些都无可置疑。

问:社会上对书评有一种偏见,书评不能登大雅之堂。在大学和科研机构里,书评根本就不能算什么学术成果,在报刊杂志上,书评也不过是补白而已。再加上一些平庸书评的负面影响,使书评处于窘境之中。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怎样才能摆脱这一窘境?

答:假若书评只是图书销售的一种宣传手段,一种软性广告,那么其不能登大雅之堂亦不足为奇。社会上如此看法,恐怕不能说是“偏见”;虽然当下书评并不一概如此。书评要“摆脱这一窘境”,先要断绝它与图书销售的这种关系。当然光这样还不够,但是无论如何要从这里起步。书评还要写得有见识,有文采,本身是好文章。像伍尔夫的《普通读者》,本雅明的《弗郎茨・卡夫卡》、《讲故事的人》等文章,还有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谁又能说不算“学术成果”呢。

这里第一步是整体意义上的,光是个别作者或个别文章不随波逐流还不够;第二步则是个别意义上的,不可能要求每个作者每篇文章都优秀。必须先走了第一步,才能走第二步。

问:由于书评人和出版社大多把书评当作图书宣传炒作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使书评多了一份浮躁与虚华,失去了书评应有的冷静与从容。我认为,应将图书宣传与图书评论区别开来,为书评业营造一个从容而宁静的空间。请问:图书宣传与图书评论有何区别呢?如何才能为书评界营造出一种宽松与从容的气氛呢?

答:的确“应将图书宣传与图书评论区别开来”。书评不应该是图书宣传的手段,而图书宣传应该另有手段,譬如作广告、发消息、开发布会,等等。

出版者或作者找人写书评,说穿了是变相作广告。相比之下,这还是一种廉价广告;而其效用,或许更在真的广告之上。虽然大家慢慢看出就中把戏,是以影响日渐衰微;但以成本计仍属低廉,加之惯性使然,因而还在施行。

在我看来,真正解决这一问题,恐怕有赖于读者。对读者来说,假广告不起作用了,同时真广告效果不错,出版社也就不得不舍此而取彼了。这么一来,真正的书评就有出头之日了。

书评人写书评,只是想说点自己的看法;读者、出版者或作者也只是想听他怎么说,如此而已。虽然如前所述,读者听了之后,也许因此决定买或不买这本书。大概这仍脱离不了“宣传”,但是一种非授意性的宣传。这也就是你说的“从容而宁静的空间”或“宽松与从容的气氛”了。

问:您在上面提到:书评不应该是图书宣传的手段。我认为:尽管书评与图书宣传是有区别的,但两者之间又有必然的联系,书评是图书宣传的手段之一,但不能作为图书宣传的惟一手段。书评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独立于图书宣传而存在的。图书宣传不是书评的目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有时一篇有影响的书评确实会给一本书带来很大的宣传效应,这就是您所说的:这种宣传是非授意性的。请问:书评的目的是什么呢?

答:“目的”与“结果”是两码事,不宜混为一谈。在我看来,书评不应该有图书宣传的目的,但却无须排除这个结果。而没有目的的行为,就不能说是“手段”了。

书评反映了一个读书人的想法,要说目的,这就是它的目的;此外别无什么实用目的。在这一点上,书评与其他非应用文性质的文章,乃至一切文学、艺术没有区别。书评也正因此而具有独立价值。书评不是应用文。以实用目的求之,书评就丧失了独立性,也就成了变相的广告了。

问:在《沽酌集》序中,您谈到:“写一篇文章之前,总要给可能存在的读者先定个位,那么至少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没有读过这书,其一读过这书。对不同的人就要说不同的话,一是介绍,一是议论。对后一类读者没有必要从零谈起,否则不仅多余,也嫌不够尊重。”您能谈谈书评的读者定位问题吗?

答:根据前引《现代汉语词典》,书评包括“书评”和“书介”两类。其间区别,在于读者定位有所不同:读过或没有读过那本书。面对没读过书的人,多少要介绍一下书的内容,不然他不知道所说的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要创造一个彼此能够交流的语境;而对于读过书的人来说,这个语境已经存在了。

“书评”和“书介”分别起着不同作用,满足读者的不同需要。当然通常多是“评中有介”或“介中有评”。即便这样,作者也应考虑上述读者定位问题,不至于该说的不说,不必说的说个没完没了。

附带说一句,前面强调感受对于书评的重要作用;书介作者同样需要此种能力。没有感受力,无从发现书中究竟什么东西最为重要,那么也就很难介绍得当。

问:专业性的图书,一般人很难窥其门径,可能需要熟悉该专业的书评人予以评论。但是我看过一篇文章,说英国剑桥大学的下午茶喝出了很多诺贝尔奖,这被认为是跨领域的交流所带来的效果。有见地的书评,也许又来源于本领域以外的声音。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这也还是“读书”和“写文章”两个问题,不过因为是“专业性的图书”,外行人读不来;而能读这些书的人,于写文章往往又非内行,所以显得特别突出。解决的方法,还要从上述两方面入手,具体说来,就是专业性图书的书评人要会读书,会写文章。

“英国剑桥大学的下午茶喝出了很多诺贝尔奖”,关键不在于喝茶,而在于喝茶的人。“有见地的书评,也许又来源于本领域以外的声音”,取决于他们是否写得了,写得好。无论写什么书评,都要把那本书看了,把相关的情形弄明白了,把就中的道理想清楚了,都要有自己的感受,都要把文章写好,其实无拘“本领域”以内以外。上述这些都做到了,就是属于自己的领域;做不到,自己就在那个领域以外。纯属外行,还是少说为佳。

问:书评是否也有它特定的思维定式呢?

答:“特定的思维定式”如果先于对具体某一本书的阅读而存在,就成了一种束缚,一种套路,一定是要不得的。无论这种思维方式关乎问题的理解,还是文章的写法,都是如此。

当然书评人有自己的感受与思考的方式,或者习惯,这无可厚非,不必尽皆排斥。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一本书有一本书的读法,不能“以不变应万变”。

问:有人说:书评是写给大众看的,书评应通俗化。我认为:由于读者群不同,应有不同的书评存在。对于理论性的书评,不妨来点片面的深刻。这里可能涉及到书评的个性化问题,请您谈谈这一问题。

答:什么文章或文学样式,都有面对不同读者群的问题,非独书评为然。世间有给大众看的小说,也有不是给大众看的小说;有给大众看的散文作品,也有不是给大众看的散文作品,书评同样如此。所以“通俗化”与“片面的深刻”的书评都应该允许存在。不过一般说来,书介应该写得相对通俗一点,更大众化一点,因为如前所述,这是写给没看过那书的人看的。

书评的个性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作为“评论”,是属于自己的看法;第二,作为“文章”,面目同样与众不同。二者又是相辅相成的。

从前我写过一篇《我的书评观》,曾经以本雅明和伍尔夫为例说:“本雅明的文章切入点每每奇特,真是别出心裁,抓住这样几个点,所谈论的对象也就尽在掌握之中了。而文章的切入点正是其感受最敏锐之处,由此开掘,所谈既独到,又充分。说来此人了解作家,亦复了解自己。对于伍尔夫来说,更重要之处也许在于讲述自己阅读感想的方式,或者说是态度。她的高雅气质统摄着她的深刻见解;反过来讲,有了如此见解,才由得她舒徐自在地表达出来。话说至此,已经谈到书评之为文章的要害所在,无非就是选择切入点和把握行文态度两项,要说各擅所长,伍尔夫和本雅明才担当得起这样的话呢。”书评缺乏个性化,首先在于对所评论的书缺乏独特感受和独特发现,同时也不讲究文章写法。

问:您在《插花地册子》里提到:“一首诗的名句只能有一句或两句,不会全首有,从来的诗也不会每首都有名句的,名句就是一首诗的精华。”书也是如此,一本书可能只有少数亮点。书评要将原作中的亮点挖掘出来,让看过原书的读者叫好,让读者感到己所欲言正被你所言中,从而产生共鸣,这是书评的一种功力,也是书评的一种方法。如何才能挖掘出书中的精华呢?除了挖掘出书中的精华外,能发现平凡中的光辉,品味出别人品味不出的东西来,使读过原作的人再燃重读的欲望,也是书评的一种境界。这可能涉及到书评者选择书,选择评论的方法,选择切入点,选择读者,等等,而这可能又与书评人的人生阅历与评书时的心境等因素有关。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答:这里,首先是如何读书的问题,你那么读了,你真有所得,然后你把这个所得很好地写出来。读书自有方法,不是拿起一本书,字斟句酌或者一目十行地看完就行了――虽然这比“不能卒读”要强得多。陶渊明有段话很出名,也最容易被误解:“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其实这就是他的方法。他说“每有会意”,正是真有所得;无奈我们往往只看见“不求甚解”这几个字了。

陶渊明所说“会意”,从读者这方面来讲,首先是要具有感受力。我写《我的书评观》,提到三点,一是多所读书,二是要有感受,三是会写文章。感受力是“读书”与“写文章”之间必不可少的环节。我在那文章里说:“讲到感受,包括两层意思:对一个人来说,它是一番修养,或者一种能力;具体落实到阅读实践上,则关乎某一本书,乃至其中某一局部,某一细节。任何评价都是基于感受的,即便末了诉诸判断,也一定是由具体感受蕴藉而成。”

至于我讲“多所读书”,是因为没有一本书是孤立的,它有它的背景: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同一国别、同一时代的其他作品;此前此后类似或不同的作品,等等。在其间加以比较,往往能够发现它的独到之处。

但是这里有个前提,就是作为读者,应该接受――甚至可以说容忍――一本书与自己的口味有所不同。而这可能正是这本书最重要的地方。我在《罔两编》序中说过:“有人读书为了印证自己,凡适合我者即为好,反之则坏;有人读书旨在了解别人,并不固守一己立场,总要试图明白作家干吗如此写法,努力追随他当初的一点思绪。虽然人各有志,私意却以前者为非,而以后者为是。”

问:有时书评是就事论事,有时是借题发挥。您在《沽酌集》序中说到,您压根儿没想到就书论书,不过由此寻个由头,说些自己的话罢了。也就是借题发挥。当然您的借题发挥并不是漫无边际的,对此是怎么把握的呢?

答:书评的话题总归是因相关书籍而起的;但既然是“评”,就要有自己的看法,不能仅仅是复述书的内容;即便旨在介绍,也要有自己的眼光,知道什么才是要点所在。书评与书密切相关,但并不是它的附庸。换句话说,书评既是依附于所评论的书的,又有独立意义。可以把这看作此类文章的两个极向。书评更趋向于独立一极,书介更趋向于依附一极。

谈到“借题发挥”,“借题”就是依附,“发挥”就是独立,所以还是不离这两个性质,不过更强调其中一端罢了。“借题”,或与被评论的整本书有关,或与其中一个部分,甚至一个段落、一句话有关;无论如何总要有点关系,可以说自己的一番思考根植于此。这是我自己惯用的写法,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写法。不同的书评人,对于依附与独立之间的相互消长,有着属于自己的把握。

问:您说:“对待一本书,如同对待古往今来一切事情一样,我所能做到的只有一点,就是不妄言。”写书评要有感性,又要有理性,您对此如何看法?

答:理性与感性,也是书评的两个极向。理性与感性的区别,主要还是读书时的接受方式和写文章时的表达方式的区别。就这两方面而言,有人趋于这一极,有人趋于那一极,这都无可厚非。前面多次提到感受力;所谓感受,就是感性的发现。它是一切发现的开始;有人在此多所经营,以期丰富多彩;有人则以为契机,过渡到理性的发现,也就是观点。各人习惯不同,风格不同;但是假若没有这个开始,那么什么都没有了。

这里所强调的理性,主要是说一篇文章起码要在逻辑关系上得以成立。过去我在《插花地册子》里说:“逻辑学讲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何以前一个前提说‘大’,后一个前提说‘小’,因为划定的范围正是由大而小,而结论一定又要小过小前提,所有这些才能成立;也就是说,从大前提到小前提再到结论,其间一定是必然的而不是或然的关系。而且顺序一定是从大前提到小前提,再到结论,不能反过来推论。承认这一点,本身就是理性的表现;行之于文,才有可能言之成理。”“我觉得世上有两句话最危险,一是‘想必如此’,一是‘理所当然’。前者是将自己的前提加之于人,后者是将既定的前提和盘接受,都忽略了对具体事实的推究,也放弃了一己思考的权利。我们生活在一个话语泛滥的世界,太容易讲现成话了;然而有创见又特别难;那么就退一步罢,即便讲的是重复的意思,此前也要经过一番认真思考才行。”都是针对这一点而言。

问:从书评作者的类型看,有的是作家,有的是学者,有的是编辑,有的是职业书评人,也有的是读者,等等。不同类型的书评作者所写的书评有何区别呢?

答: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曾在《我的一生》中说,著名作家“作为评论家会大大地提高一张报纸文学评论的吸引力,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广大读者所熟悉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个人风格能使文学评论更有色彩,更为生动。但是那些一年里只写上一篇或两篇书评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更属于是批评界偶尔为之的‘周日猎人’。这些人比专业的评论家更会写出捧场的评论来。这些作家的名声并不取决于他们新闻性的副业工作,而是取决于他们的长篇小说或者诗集。在文学行业里,相互的捧场并非是少有的,多少代以来大家就知道这句格言:‘如果你叫我席勒,我就叫你歌德。’”

“职业评论家肯定不会比‘周日猎人’老实或高贵到哪里去。但由于评论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他们在通常情况下不会那么轻率马虎地用捧场评论来拿他们的声望冒险。”

至于大学教授或学者,“他们的文章充满了外来语和专业词汇,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用这种字眼,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它们是令人不解的。除此之外,他们的稿件有一种纠缠不清的令人厌恶的味道,那就是课堂讨论教室里的粉笔灰味道。”

作者是文学评论家,又担任《法兰克福汇报》文艺副刊主编;此乃他的经验之谈,却几乎可以照搬过来回答你的问题。至于责任编辑给自己出的书写书评,往往旨在宣传,也就近乎广告。读者水平高低不等,不可一概而论。有一点须得提出,一般读者成见可能更多,可能更喜欢拿着陈腐不堪的标准去衡量一本书。

问:就目前中国书评文章看,大多以正面的肯定为主,缺少批评的文章;即便有,也太软绵,显得底气不足。您对这一问题如何看?如何才能在书评界建立一种准批评机制?

答:如前所述,书评只是个人发表意见,理应实话实说,亦即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对别的读者不无点拨,对于被评论的书的作者也有所帮助,――人家说好说坏,只要中肯,其实都有这个作用。相比之下,批评意见可能更其实用,譬如有些毛病作者自己向未发觉,经人提示,书籍再版时便可改正。《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氏春秋》编就,“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假若目的不是要堵大家的嘴的话,该说是古往今来对待批评的最好态度了。

然而这么一种健全的批评环境,迄今尚不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被评论的书的作者来说,往往不能接受任何批评,尤其是书评这种公开的、诉诸文字的批评;从书评作者来说,也不大愿意说人家可能不喜欢听的话;从读者来说,很容易把书评视为终极意义上的价值评判,而非仅仅是个人发表意见。在这种情形下,出现你说的“大多以正面的肯定为主,缺少批评的文章;即便有,也太软绵,显得底气不足”,也就不足为奇了。“书评界建立一种准批评机制”,有赖于先建立上述健全的批评环境,而范围不限于“书评界”。借用一句讲得滥俗的话,书评作者、被评论的书的作者,以及读者,都该有点儿“平常心”。

这里可以顺便谈到“酷评”的问题。假如批评环境健全――也就是说,无论原作者、写书评者,还是读者,都能正确认识书评性质何在,意义何在――“酷评”未必不是书评的一个品种,至少是一种风格。当然“酷评”也得写得好,而在我看来,这比一般书评更难,因为要求批评者识见更多,才具更高。就现在那些“酷评”作者而言,这两方面无疑都有明显欠缺。缺乏足够识见,“酷评”尽管实话实说,却在较低水准;缺乏足够才具,也就写不成好文章。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不可一笔抹杀。从前我写过一篇《谈骂人》,专谈此类文章,其中有云:“从‘健全的批评环境’考虑,这殊不合乎与人为善之道,因而未臻此境,但是毕竟真在批评,至少较之不批评,离‘健全’可能还要靠近一点儿。”

问:不同的媒体是否应有不同的书评风格呢?

答:恐怕这很难做到,也无须要求如此。所谓“媒体的风格”往往是一种倾向性,体现在书目选择、评判尺度、价值取向等方面。媒体的主持者不同,所联系的作者不同,存在这种倾向性倒也在所难免。假如不因此导致视野褊狭、标准失衡、思想僵化或故作姿态,那么这种倾向性可能会是好现象。否则就是坏现象了。

宽容、公正与实事求是是一切批评的前提;在此前提之下,才谈得上媒体的“风格”。无论如何,“风格”不是思想专制或话语霸权的借口,或幌子。

问:每年都有热门书,遗憾的是热门书的书评缺乏,最热门的书评几乎见不到。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答:据我所知,不是见不到,是大多写得不好。因为对于热门书,报刊往往急着马上有所“反应”,迫不及待地索要、刊发文章,然而这却有悖于书评的写作规律。如前所述,书评写作,以下三个环节缺一不可:(一)阅读;(二)感受;(三)写作。书都来不及读完,或者虽然读了,却来不及细想,此外对于文章如何写法,也未能多所斟酌,恐怕难以写出好书评来。我读《纽约时报书评》选本,所收文章分为若干类,有“书评”,也有“初步印象”。这个办法倒很好,所谓“热读”只能写印象,写书评则需要深思熟虑。

问:面对演艺圈的八卦、业界的传奇和政界的轰动,有些书评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这在潜移默化中往往影响着读者对图书的态度,您对这个问题如何看?

答:写书评不是凑热闹。而之所以要凑热闹,是因为自己并无价值标准,而以外界反应如何为标准,这个反应却又往往是出版者或作者制造出来的,与书本身的水平并无关系。书评人应该是个好读者,好读者的首要条件就是自己拥有评价一本书好坏的标准。凑热闹的书评人,以读者而论也是最差的,他不仅没有自己的标准,还拿着从别人那儿领来的标准向其他读者推销。

问:您在2003年的书评文章中,选出了二十一篇书评代表作。您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答:为了选这组文章,把过去一年间各种报刊的书评大都看了。也曾设想多所顾及被评论的书的分量与名望,尤其是你提到的热门书,但是有关文章好的不多,难以采用。只好改弦更张,单单考虑书评本身写得如何,标准无非还是前面一再提到的“要有感受”和“会写文章”。八股写法的不选,空洞无物的不选,蛮不讲理的不选,云山雾罩的不选,太过一本正经的不选,还人情、充广告的也不选。――这样一来,删汰的文章很多,可以遴选的却也不止这些;限于篇幅,只能举一反三。与其说旨在标举书评该是怎么写法,不如说强调不该怎么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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