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敦康先生是著名哲学史家，在易学和玄学两个领域的研究，以功夫深见识高而为学界所重。创办《原道》的陈明，亦出自先生门下。第一次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长者，是在今年春节前的什刹海湘菜馆岳麓山庄。陈明与老师定期碰头，聚餐、饮酒、闲聊。师徒二人那种直率、真性情，确是让我开了眼。陈明在老师面前没个学生样，
那次聚餐时间很长，余先生谈了很多很多，从儒家的核心理念“亲亲”、“尊尊”，到禅宗与庄子的关系，从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格局，到全球化浪潮中的国际政经形势……老人七十四了，谈笑间却无丝毫衰暮之气，忧患意识在他这里，与积极向上的朝气、刚健有为的精神结合在一起。虽然他总是说自己老了，这辈子一事无成，但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未来，却有一种大无畏的乐观。
印象最深的，是余先生对外来宗教大规模发展的看法。中国会不会基督教化？中华文化会不会被外来文化阻断？这是我一直深忧于衷的问题。没想到，古稀之年的余先生淡然一笑，“没关系”。“如果十三亿中国人都信了基督教，那变的绝对不是中国，而是基督教！”老人的话，让我想起一首著名的歌：“古圣和先贤，在这里建家园，风吹雨打中，耸立五千年。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经得起考验，只要黄河长江的水不干，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千秋万世，直到永远……”
这样一种悲慨从容，刚健沉着的后面应该是自信与担当。
第二次见到余先生，是《原道》几位同仁席间对余先生作了一个访谈。陈明和我去接余先生，途中问老人，现已过了孔子的年纪，对夫子有什么新的理解？余先生认真的说，觉得孔子很亲切，也会犯错，也会生气，是生活中真实的人。释迦和庄子也都很好，但还是觉得孔子最亲。
访谈很随意，拉家常般的对谈。余先生一杯一杯自斟自饮。余先生对心性儒学的反应给人印象很深，他坚决不同意对儒家作泛道德主义、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解，特别强调儒家价值理想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儒学绝不能离开政治，理和势要互相结合，使权力的运作不断地改进，这才是以天下为己任，才合儒学经世济民的宗旨。谈到少儿读经，他说，这是远远不够的，“把振兴儒学的希望寄托在小孩子们身上，行吗？”后来，陈明说，老师并不是反对读经，而是希望我们这些新一代学者眼界要更高，气魄要更大，快点冒出来，希望有高层决策人士接受儒学理念，“以理转势”。
果然，席间余先生又举出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说三代王道的重建，才是北宋五子直到朱熹、陆九渊进行思想学术探讨的起点和目标。我读过余先生研究北宋易学的著作，名字就叫《内圣与外王的贯通》，跟那位钱穆先生门下的余先生一样，他强调儒家的心性学说不是虚的、空的，而是紧扣历史时空、现实世界。他说，新儒家对宋学的那套解读，是从黄宗羲那里来的，而用哲学解读儒学，则是五四以来西方中心论和知识中心论的产物。
在余先生看来，对传统文化的宏扬，必须从文化战略上有个通盘考虑。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琐琐碎碎不是儒者的风气。北宋儒者真正关心的是“国是”――秩序重建，南宋虽然向内转，最终目标仍是指向国与天下，要在社会政治领域见得儒者之效。谈到这儿，余先生提高了嗓门，一字一顿：“文化应该是有力量的！搞儒学不考虑战略的问题，是根本不配搞儒学的！”
面对全球化浪潮，什么是中国的文化战略？余先生认为就是文化本位，真正把文化主体意识确立起来，就能以我为本主动去迎接、拥抱全球化。这需要开放的胸怀和现实感。儒家传统一定不能搞成泛道德主义、复古主义，面对现代化、全球化，儒学绝对是个强大的精神动力，但这需要我们实实在在去做，在做的过程中又要分清主次本末。余先生认为，文化的本质是力量，培固起自身的强健体力，才能够面对苦难。德本身也表现为一种力量。中国文化中儒道结合、刚柔相济的强，可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文化不是虚的，可以变为人格，人格也不是虚的，而是一种力量。有了中国文化培育的这种力量和元气，可以走遍世界，有招无招、左右逢源。余先生强调，一定要有这种自信。
要确立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就得对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有一个反思。传统是丰富的，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解读，归根到底是要有利于现代。余先生对陈明近来提出的“即用见体”颇为赞许。“用”，就是要落实到社会政治领域中，落实为战略规划与秩序重建，但这不是个建构的过程，而是与历史文化的自然发生相承续的，是由秩序生出天道来――由用生体。儒学强调政治性的操作，政治性操作一定要有合法性，有政治理念，社会、政治秩序要有根据，这些方面正是儒学优长所在。儒学由用生体，从生活方式和历史积淀中来生发价值理念，这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自生自发所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传统是打不倒的，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的文化是不可改变的。因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不是思想，而是生活方式，具有内在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能力。从制度上说，儒学确实是解体了。但儒学的“魂”还在，儒学和中国文化价值本体不会死，它活在中国人的心中，必然要寻找新的落实形态。
针对以专制主义责难中国文化的观点，余先生激动地说，中国文化绝对不是专制主义，儒家一直对专制主义进行批判和调整。任何东西的异化都不可避免，中国儒道被政治所异化是历史的通例，但异化不影响这个文化的超越性、崇高性、永恒性。他笑着对陈明说，你批评刘泽华的王权主义说，招式太笨了，“你要理解人家的用心。我就只是跟他开玩笑，搞解构主义――这叫无招胜有招。”
余先生说他从小就爱看武侠，练铁砂掌，可能酒喝得有几分好了，说到这儿，还煞有介事似的推出一掌。他说：为人在世，我是最欣赏男子汉气概的，对权威的东西敢于反抗。不管女人男人，做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就是活一股气。气的底蕴在文化。中国人没法学习西方人的文化，也没法学习印度人的文化，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必须从自身文化的良性资源中转化出新的道路来。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脊梁骨，不举农民的例子，就说打工的人们在城市里，受尽了气，但他们坚强地活下去。活下去，这本身就是力量，这个力量可以应付一切。
余先生信守儒家的立场，认为儒家与生活相通相俱，是深深含藏在民族土壤和民族生命中的。“这不是我个人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我和他们是共命运、共呼吸。这个我深有体会，我在底层生活多少年了，我知道。我的立场就是儒学。”有了这样的气度，才能挺立起主体性，勇于接纳、融汇各种思想学说，找到儒学和它们的结合点。不争论、不对立，重要的是因应，从实实在在的层面证明儒学对于树立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意识的作用。这才叫文化上站起来了。余先生认为，新左派在中国的表现实际上是个民族主义，它肯定了这五十年来，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努力。这一点不容否认，但在文化上能不能站起来呢，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现在就要解决。自由主义在中国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它的批判功能，而且这个批判的功能大于儒家，这值得儒家反思。说到当代儒家，余先生断然否定当代中国有儒家，不管是他这一代人，还是五六十年代人。他寄希望于来者。
除了余英时先生，一边吃臭豆腐，一边还提到了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罗蒂。他说，这些都是他的同时代人，他们是世界级的哲学家，而自己什么也不是，不可能形成体系。为什么呢？因为时代，我跟着我们的民族一起受苦受磨难，也没什么可后悔的。“因为我能凭我的力量，能够挣扎着活下来，并从这里面领悟到中国文化内在的深厚，也可说是幸事一件了。”陈明提到钱理群先生研究北大右派的文章，余先生特别高兴，“它把我作为一类，与谢冕、张炯他们比较……”后来我找到文章，觉得余先生“这类”的真正特点在于，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儒者，他对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文主义，如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价值，同样从心底接受、信奉。
也许正因为思想的底色有此不同，余先生的思想言行，都散发着性情的光彩，自信而不自恋，保守而不顽固，深刻而天真。他很清楚同时代人的心路历程，一再说大家不容易，汤一介、庞朴、萧?父都脱胎换骨，一再转换思路，后人要同情地理解他们。余先生表示他对自己也非常不满，因为有时也不免乡愿。但也正是在风雨曲折中他认识到，精神的力量总是在人的生死关头，苦难关头才能显现出来。中国文化的力量尤其体现在苦难关头。人生是磨炼，不是修炼，在“磨”中安身立命、泰然处之，就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
热血青年，二十年右派；珍爱孔孟老庄，向往现代文明。对七十多年的曲折坎坷，矛盾纠结，余先生说我只能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无怨无悔。“我已垂垂老矣，做不出更多的事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也没什么关系，我对未来还是抱有希望的。这一个月，出生不久的小孙子天天哇哇哇地叫，出版社催的书稿一拖再拖，我只能对着他傻乐。未来是他的。尽管我写了好多书，未来的世界不属于我，属于他们。所以，我对自己说，你要服从他，为他喂水把尿，为他让路。生生之谓易嘛！”说到这里，又是呵呵一笑。
“庾信文章老更成”，说的从来就不只是文章，更指一种人格，一种生命的境界。在余先生这里，又一次得到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