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写过好几篇赞颂苏联、为苏联辩护的文章。其中最为用力、也影响最大的，就是１９３２年５月６日写的这一篇《我们不再受骗了》。刊登在５月２０日出版的“左联”刊物《北斗》第二卷第二期上，后来收入《南腔北调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向苏联“
这篇文章针对各国一些媒体说的“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逐一作了辩驳，并且认为，这都是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
你说苏联破坏文化吗？鲁迅举出了《铁流》作者绥拉菲摩维支、《毁灭》作者法捷耶夫、《士敏土》作者革拉特珂夫、《肥料》作者绥甫林娜、《静静的顿河》作者唆罗诃夫等等著名作家在西欧东亚都受到欢迎的事实作为反证。文章并且引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新闻司司长乌曼斯基提供的数字，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了多少次美术展览，来证明艺术事业的旺盛。
鲁迅写的这些当然都是有根据的。不过，这些是不是就足以洗刷破坏文化这一指责呢？不行的，让少数几个装点门面的作家在文坛上活跃，正好是为了掩盖更多的作家受到迫害的事实。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所出的多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中，人们可以看到不少迫害文化人的材料。下面只讲两个姓名在鲁迅笔下出现过的作家的情况。
札米亚丁 在鲁迅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里，收了他的一篇《洞窟》。在《竖琴》的后记里，鲁迅称它“是关于‘冻’的一篇好作品”。至于这位作者，鲁迅在后记中这样告诉读者：“现在已经被看作反动的作家，很少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实际情况远比不让发表作品要严重得多。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解密的苏联档案，在１９２２年７月的一份《拟驱逐的知识分子人员名单》（档案号№：０７３１５）有这样一条：
９、札米亚京，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已逮捕，驱逐推迟至有专门指示――捷尔任斯基同志的委员会今年８月３１日决定。（第２卷，第１８９页）
这样的秘密档案，当年鲁迅当然无从看到。但作家受迫害的事，他却也不是一无所知的。就在这本《竖琴》的前记中，他写下了这样一些事情：
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于是梅垒什诃夫斯基夫妇，库普林，蒲宁，安特来夫之流的逃亡，阿尔志跋绥夫，梭罗古勃之流的沉默……
Ｅ 在解密的苏联档案中，有梭罗古勃的材料。１９２０年６月５日他给列宁写信，恳切陈情。（档案号№：０３２０８）：
尊敬的弗拉斯米尔・伊里奇?
前几天我在莫斯科，听人说您在文学处查问，为什么我领不到口粮。我为您的关怀深受感动，但我还是要告诉您，这一份口粮我至今尚未拿到。回到彼得堡以后，我尽力到处奔走打听，这里根本不知道我在莫斯科听说的关于指定给彼得格勒的那二十五份作家口粮的事。在莫斯科时，我又一次申请让我和我的妻子出国三个月，哪怕去一下爱沙尼亚也好，因为我妻子和我的身体都衰弱不堪，还要安排一下我的著作事务。在这里三年来我什么也不能出版。国家出版社不选印我的一本书，尽管还在一年以前我妻子就向约诺夫同志提出过哪怕只出一本短篇小说《老屋》，托洛茨基同志曾评价该小说是近年来优秀的革命文艺作品；但约诺夫同志不赞赏它，不予采用……（第６卷，第５９９页）?
到了１９２１年７月１２日，党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他的出国申请，但不准他妻子同去。９月，他妻子投河自杀，他也就放弃了出国的要求。附带说一句，他的妻子阿安・尼・切博塔廖夫斯卡娅也是一位作家、翻译家。看了这些解密的档案，也就明白梭罗古勃为什么沉默了。
这本《竖琴》的前记和后记，是鲁迅１９３２年９月９日和１０日这两天里写的，事实上已经给他在四个月前写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提出反证了。
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鲁迅还反驳了“一位有名的记者”的说法，这记者说：“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鲁迅反驳说：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
这驳论纯粹是推理，而且是以苏联官方宣传为根据的推理，完全没有正面回答苏联有不有知识分子饿死的事情。可惜事实同苏联官方的宣传和鲁迅好心的推理很不一样。在苏联，确实存在知识分子挨饿的事情。仍旧以梭罗古勃为例，１９２１年４月２２日他妻子写给俄共中央妇女领导人柯伦泰的信中说：
从４月１日起取消了我们藉以为生的唯一的费多尔・库兹米奇的“作家口粮”，于是我们连一磅面包也领不到，更不要说别的什么了；我只能按师范学校的标准……领半磅面包。至今我们已经二十二天不得不买二千卢布一俄磅的面包，只好像乞丐一样吃饭，而且没有一线希望，因为除了偶尔的几个晚上以外，没有任何收入。在莫斯科，费多尔・库兹米奇赚了六万卢布?讲了五次课，给的很少?，三万卢布用于坐马车回来?有时每六俄里换乘一次?，剩下的钱回来后买了一俄磅油?这是值得深思的一笔账。（前引书，第６０２～６０３页）?
为了免得文章太长，就不举更多的例了。苏联存在知识分子挨饿的事实，是无法用推理的办法来否定的。
二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说，他新近看见一本小册子，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接着，他就加以辩驳了。
如果是一个低能的辩护人，他或者会说，苏联并不存在排队购买食物的现象，说有人在排队购买食物纯粹是帝国主义反动报刊的造谣；或者说，排队购买食物并不是因为物资匮乏供不应求，而是一种比无秩序的抢购更加文明更加合理的分配方式，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又一体现……鲁迅的辩辞，要比这高明得多。首先，他承认，苏联确实存在排队购物的现象，他也承认，这排队购物是物资匮乏的表现。至于匮乏的原因，鲁迅的解释是这样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这同苏联官方历来的解释是一致的：国外是帝国主义包围和战争威胁，国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目前的吃苦正是对于未来幸福生活的投资，想起日后建设成功的种种幸福，甚至目前的吃苦本身也有某种幸福感了。
鲁迅是一位文章高手，他不满足于重复苏联官方的这个宣传公式，别出心裁地举出另外排着的两个长串，来和苏联商店门前排着的购物者的长串作对比。这篇文章说：
但我们也听到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
这进向饥寒、进向死亡的两个长串，难道不是比排队购买食物的那一长串更令人悲悯么？对比起来，这排队购买食物，就不但是可以忍受，甚至还是值得艳羡的生活了。
这当然是极其雄辩的文章，词强足以夺理。可是慢着，排在苏联商店门前购买食物的长队，是触目可见的现实，而鲁迅拿来作对比的那进向饥寒进向死亡的长队，却只是一种比喻和象征的说法。人不但会在内战外侮水灾榨取这些祸祟中进向死亡，即使是在幸福丰足的生活之中，人不也是每过一天即接近死亡一天了么？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人从母腹来到世间，他就排入了进向死亡的长串之中。这情形，鲁迅自己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九》中早就说过了：“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用这样一个反映大自然中新陈代谢规律的想象中的排队，来作现实中购物排队的对比，多少总有些不伦吧。
苏联物资匮乏的原因，鲁迅的这篇文章说了内外两个方面。多年以来，在鲁迅以前和以后，许多出版物都是这样解释，这样宣传的。实际情况是不是真是这样呢？不是的。在苏联解体之后，人们从解密的档案中可以看出那些被长期掩盖的真相，反思了这一段历史，认识到了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适应人类社会，集体农庄制度对农业和畜牧业造成了大破坏，这才是物资匮乏的真正原因。
此外，还应该提到一个附加的原因，就是对外贸易的影响。在这篇文章里，鲁迅赞扬说：苏联“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他半个月以前写的《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中，也是用这两者的出口来为苏联的国力作证的：
去年苏联煤油和麦子的输出，竟弄得资本主义文明国的人们那么骇怕的事实，却将我多年的疑团消释了。我想，假装面子的国度和专会杀人的人民，是决不会有这么巨大的生产力的……
鲁迅注意到了苏联的小麦出口，大约他没有去想一想，这些本来应该供应居民的口粮，拿去换取硬通货了，对于国内食品供应的紧张，更是雪上加霜。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一书，是１９５７年苏共中央６月全会的速记记录。会上中央委员的发言中透露了这样一些情况：
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在发言中谈到他不久前奉派视察梁赞州的情况：“那里很久没有面包，没有奶油，没有香肠了。我和拉里奥诺夫?注：当时苏共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早晨六七点钟就去排队，进行了核实，到处都没有面包。”
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福尔采娃说：“在这个会上，同志们都谈到了梁赞的情况，但是这种状况是普遍存在的。就说莫斯科吧，和全国其他城市相比，一向是享受优惠待遇的，然而就是在莫斯科，直到前不久每个人一次只能卖给一公斤以下的面包。我刚才说过，莫斯科是受到特别照顾的，可是这里出售的面包都掺入了百分之四十的马铃薯和其他东西，这都是事实嘛。”
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马祖罗夫说，在斯大林时代，“集体农庄甚至连土豆都不种了，因为收购价格才三个戈比一公斤。亚?被连根拔掉了。畜牧业完全垮了。”
中央书记别利亚耶夫说，伏罗希洛夫到斯摩棱斯克州去了一趟，回来对赫鲁晓夫说，就是把卡尔・马克思派到那里，他也一筹莫展，因为那里集体农庄已经被搞得陷于绝境。
鲁迅当年，当然无法看到苏共中央的秘密档案。但是他从一些外文书刊中，还是接触到了一些透露苏联内幕的材料的。他在给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写的序言中说：他“后来看了几个西洋人的旅行记，有的说是怎样好，有的又说怎样坏”，那么，相信哪一种说法才好呢？他断定：“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为穷人设想，所以觉得好，倘若替阔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坏处了。”鲁迅是自觉地站在穷人、弱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一边，于是认为说苏联坏处的，是帝国主义造的极无耻的谣言，而只愿意接受和转贩苏联官方的宣传了。
在前面说到的那次苏共中央全会上，福尔采娃的发言中，对苏联官方的宣传，有一段这样的评语：“你们都十分了解，当时曾经大肆宣扬我们国家的成就，同时又千方百计地掩饰缺点……明明知道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却在报刊上、在报告中、在讲话中，一个劲儿地宣扬成就，制造百业俱兴的假象。”
当年轻信了这种欺骗宣传的又岂止鲁迅一人。世界各国那些左倾的文化人谁不是这样的呢。
三
为了反驳说苏联“怎么凶恶”这一点，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举出来的例证是：“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这在当年是一条轰动一时的政治新闻，媒体作了报道，众所周知。所以这文章里只提一句就够了，不必细说。几十年之后的读者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的《鲁迅全集》作了这样一条注释：
[２]实业党 苏联在１９３０年破获的反革命集团。它的主要分子受法国帝国主义的指使，混入苏联国家企业机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该案破获后，其首领拉姆仁等被分别判处徒刑。
在《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中文版卷末所附的注释中，也有一条是说这一案件的，只是译作“工业党”。这条注释说：
[１６]反革命间谍暗害组织“工业党”的审判于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５日至１２月７日在莫斯科举行。该案由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审理。从审判中查明，把旧的资产阶级上层技术知识界反革命纠集在一起的“工业党”是国际资本在苏联的间谍和军事代理人。“工业党”和白俄即过去沙皇俄国的大资本家勾结在一起，按照法国总参谋部的直接指示进行活动，准备帝国主义者的军事干涉和用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勾当。暗害分子接受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指示和经费，在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
这些都是该杀头的罪名。结果首犯拉姆仁只判了十年监禁，当然是令人吃惊的宽大，难怪鲁迅要把这事当作苏联政治清明、政局稳定的一个证据，而大加赞颂了。
可是，事情的真相如何呢？鲁迅不可能知道，这个所谓的“实业党”审判案，只不过是斯大林的牛刀小试，只是他将要制造的无数假案和冤案中的一件。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夫著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一书中，关于这次宣传性的审判作了颇为详细的介绍（人民出版社中译本第１８９页至２０２页）。据这书中的记载，出庭受审的共有八位著名的技术专家，他们是：热工学院院长、热工学和锅炉制造问题专家列・康・拉姆津，国家计委燃料部主席Ｂ．Ａ．拉里切夫，国家计委生产部副主席、空军学院教授И．Ａ．加林尼科夫，国民经济委员会科技会议主席、教授Ｈ．Ф．查尔诺夫斯基，纺织学院科研委员会主席、教授Ａ．Ａ．费多托夫，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纺织部技术主任С．И．库普列雅诺夫，国民经济委员会科研部副主任Ｂ．И．奥奇金，工程师Ｋ．Ｂ．西特宁。他们被控为“工业党”的领导人，这个党的任务就是组织暗害活动和间谍活动及怠工，还要援助帝国主义入侵和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准备工作。
在审判中，什么荒唐离奇的罪名都捏造出来了，例如说被告曾经同法国军方有过接触，法国人把入侵苏联的详细计划，包括登陆的地点，攻击的时间，都告诉他们了。以致法国总理普恩加来不得不公开发表文章，声明他对这“工业党”的什么真的或假的计划一无所知：“我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参加这样的冒险行为”。
这一场“审判”是由不久后出任苏联检察长的维辛斯基主持的，他坐堂问案，他逼供诱供，俨然是这场演出中的要角。可是幕后的总导演是斯大林本人。关于这一案件，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一书中说：
斯大林本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审讯？这个主要问题过去只能想象。现在，我在看了许多新档案后，可以一口断定：是他亲自领导这些审判的，而且周密地制定了恐怖方案，甚至还指定了角色。
（新华出版社译本，第２７４页）?
作为例证，这书引用了斯大林给办案人员的一封亲启信：
拉姆津的供词很有意思。我建议：
把武装干涉问题，还有武装干涉的时间问题弄成拉姆津后供词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
第一，为什么１９３０年推迟了武装干涉的时间？是否由于波兰尚未准备就绪？也许，罗马尼亚也没有做好准备？为什么把武装干涉推迟到１９３１年？为什么可能推迟到１９３２年？
在这一封信中，斯大林还提出：
我们要把这个材料转发共产国际各分部，到时候我们就搞一个极其广泛的反对武装干涉的宣传运动。
看来，这就是斯大林编导“工业党”审判案这一场演出的一个主要目的：以被告的供词来证明苏联面临武装干涉的威胁。
中国共产党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想必也是收到了莫斯科发来的这一材料的。果然，这时中国也出现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宣言就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之实现。”鲁迅也是接受了这一说法的，他就“九一八”事变答文艺新闻社问，也说这事“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就说这篇《我们不再受骗了》吧，开篇第一句就是“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文中又说，帝国主义对苏联，“谣诼，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没有效，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了，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着。”“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无论它说着怎样甜腻的话头，装着怎样公正的面孔。”以鲁迅为例，可见这一场对“工业党”的审判，对于世界上左倾的文化人，是达到了预期的宣传目的的。
这一场审判还有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为经济工作的失败提供替罪羊。计划经济体制斫丧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计划中的高指标无法完成，物资匮乏，在居民中滋长了不满现状的情绪，于是找一些技术知识分子来开刀，说是经济生活中的困难是因为他们组织了怠工之类的破坏活动。此前两年制造的沙赫特事件，也是这样的性质。目的就是把人们的不满情绪引到这些被告身上去。果然，他们引起了人们的愤恨，在审判进行时，苏联所有机关和团体都纷纷集会，与会者都要求枪毙“工业党”的领导人。最后宣判竟是一个不杀，首犯拉姆津才判了十年监禁，当然让人觉得是宽大之至了。
就在这时候，鲁迅写了这篇文章。他当然无从预料这以后的事态发展。麦德维杰夫的书中说了：判决之后，拉姆津在监禁中仍旧继续从事科研工作，过了五年他被释放并授予列宁勋章?
鲁迅生前，无法看到苏联的秘密档案，无法获知现今人们多少知道了的苏联真相。这样倒也好，他临终之际就不必为《我们不再受骗了》这篇文章感到不安了。这大约也是做梦比梦醒了要幸运一些的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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