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陈钢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的《上海老歌名典》（以下简称“名典”），2007年4月又以“新版”的形式再版。由上海人主编、上海著名的出版社出版“上海老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只是由于主编的理念有误，叙述的历史又有许多差错，致使这部“名典”黯然失色。
“名典”致命的硬伤
陈钢为“名典”撰写的序言题目叫《给历史的一份答卷》（以下简称“答卷”，引用只标明2007年版页码）。我认为，这份“答卷”不及格，是“名典”致命的硬伤。它伤在何处？
第一、中国流行歌曲历史起始的时间问题，是任何人选编“上海老歌”都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连“上海老歌”的历史源头在哪里都不清楚，还谈何给历史的“答卷”！
陈钢说：“上海老歌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则是诞生于1898-1949年的上海现代文化‘兴盛期’”（第4页），这样界定中国流行歌曲历史起始时间的，除了陈钢还没见过第二个人。
1927年，黎锦晖创作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把流行歌曲（当时称“时代曲”或“摩登歌曲”）这一体裁引入近现代中国的乐坛。《毛毛雨》问世的时间，就是中国流行歌曲起始的时间。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陈钢不谈黎锦晖，不提《毛毛雨》，把1898-1949年的51年时间说成是中国流行歌曲诞生的时间，搞乱了概念。
《毛毛雨》问世前，中国没有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流行歌曲。按陈钢的说法，从1898到1927年这29年已有流行歌曲。陈钢能列举几首证明自己的观点吗？
第二，以寻找“上海的音乐形象”和“音乐代言人”之名，把读者引上寻根的歧路。
“答卷”开篇伊始，在赞叹一番王安忆和吴亮“寻根”的著作之后，陈钢开始了他的“寻根”之旅。寻找上海老歌的“根”，陈钢不去寻找上海老歌（陈钢的“上海老歌”，就是指“流行歌曲”）的历史源头，而是去寻找上海的“音乐形象”和“音乐代言人”。
陈钢说，上海当然有自己的“音乐形象”和“音乐代言人”。诚然，在文化尚未能与经济同步起飞的“转型期”的今天，伊人暂且难以寻觅……上海曾经展示出其自身的辉煌，也出现过她的“音乐形象”和“音乐代言人”；那就是以现代城市文化作为内核的海派文化和其重要分支――上海老歌。（第4页）
这段话，似说“过去”又似说“现在”，所说的“音乐形象”和“音乐代言人”似有似无，似“个体”又似一个“流派”。这如何让读者读懂！
“音乐形象”是指运用音乐手段塑造的艺术形象，也就是音乐作品。“上海的音乐形象”可以解释为在上海问世的音乐作品，使上海在音乐领域达到的艺术品位。这不应该是一首歌，而应该是一大批音乐作品所形成的效果。“音乐代言人”则指有名有姓的具体的人。
陈钢先把上海的“音乐形象”落实到“海派文化”的重要分支――上海老歌。几经迂回，说出了他想说的话……此外他们所创作的《夜上海》和《香格里拉》等名曲，也早已成为上海的“音乐形象”。（第5页）
陈钢把这两首歌说成是上海的“音乐形象”，目的就是把这两首歌的作者――陈歌辛和黎锦光提升到上海“音乐代言人”的地位。
《夜上海》和《香格里拉》都是1946年问世的电影歌曲。这一年，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拍摄影片《长相思》，由著名作家、影片编剧范烟桥撰写了《夜上海》歌词。它反映了当时的上海灯红酒绿的夜生活，写出了歌女舞女以笑脸面对客人时内心的苦闷和对“换一换新天地”的期望。
这样内容的歌是不能成为上海的“音乐形象”的。《香格里拉》赞美的是“世外桃源”，更和上海的“音乐形象”贴不上边。
第三，中国流行歌曲和电影歌曲走出国门和国际接轨，不是始于《玫瑰、玫瑰我爱你》。
《玫瑰、玫瑰我爱你》（以下简称“玫瑰”）是陈歌辛1940年为“国泰”影片《天涯歌女》谱写的插曲，虽然走红，但和同年问世的电影歌曲――严华的《月圆花好》、黎锦光的《拷红》、严个凡的《千里送京娘》等电影歌曲相比，“玫瑰”并不是最红的。为了提升“玫瑰”和它的作者陈歌辛的历史地位，陈钢在“答卷”中说：特别是40年代出现的一批作品，能进一步从农业文化的母体中脱胎而出，创造了以“近代工业文明为价值取向，并以现代物质文明为其载体”的城市歌曲……从而使它们不翼而飞地融入国际流行文化的舞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首作品就是陈歌辛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和黎锦光的《夜来香》。（第4页）
陈钢又一次把陈歌辛和黎锦光排在一起，这是因为在中国流行歌坛和电影歌曲的历史上，黎锦光的成就和影响都远远高于陈歌辛。这样把黎锦光拉来做陪衬、让陈歌辛坐上40年代作曲家的第一把交椅的做法无法改变史实，只能贻笑大方。
我国流行歌曲走出国门是1928年的事情。黎锦晖的第一批时代曲1927年问世，1928年1月“百代”和“大中华”唱片公司就为这些歌曲灌录了唱片，国内畅销，同时远销东南亚各埠。1928年5月，黎锦晖率“中华歌舞团”赴南洋群岛巡回演出，每场演出多由黎明晖演唱黎锦晖的时代曲压轴，这些时代曲红遍了南洋群岛。30年代开始，黎锦晖的歌从上海走向全国，大量发行的唱片也远销国外。2002年，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教授安德鲁・琼斯在他所著的《黄色音乐》一书中说，“黄色音乐”应该称作黄色人种的音乐，出自中国大陆，鼻祖是黎锦晖，《毛毛雨》是第一首流行歌曲。他还介绍说，当年一位黑人乐手把黎锦晖的歌带回美国，影响到了美国爵士乐的创作和传播。他的结论是，黎的音乐是世界爵士音乐的一部分，对美国爵士乐的发展也有所贡献。
陈歌辛的“玫瑰”只在美国唱红，而黎锦晖的歌则影响到美国爵士乐的创作，还比陈歌辛早了20年。
由此可见，《给历史的一份答卷》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史实不能成立，观点不能成立。
避不开的1936―1941年
1927―1936年，是中国流行歌曲创作、传播的第一个巅峰期，这9年可称为“黎锦晖时代”。
1936年黎锦晖离开了上海，流行歌坛的“黎锦晖时代”至此结束，进入了时代曲和电影歌曲创作、传播的又一个高峰期。这6年的基本情况是：
一、1934年前后，出身于“明月”的“黎派音乐”作曲家陆续登上流行歌坛。从这时开始，到1941年末上海的“孤岛”时期结束，黎锦光、严华、严工上、严个凡、严折西、张簧等人创作的时代曲超过200首，灌录唱片近百张。演唱这些歌曲的，除1934年成名的白虹和周璇，还有1937年严华以一曲《卖相思》捧红的姚莉，1938年黎锦光以一首《满场飞》捧红的张帆。严华能词能曲能唱，红极一时。他的学生姚敏也崭露头角。黎派音乐作曲家力捧的歌坛新人――都杰、张晖、曼萍、周洁、赵美珍、董妮等都有唱片问世。
二、电影歌曲的创作。1933－1937年，学院派作曲家任光、贺绿汀、刘雪庵、冼星海等应邀谱写的《渔光曲》、《四季歌》、《天涯歌女》、《秋水伊人》、《春天里》、《何日君再来》、《夜半歌声》以及高天栖的电影名曲《燕双飞》、《母亲》；黄自的电影名曲《天伦歌》……都灌录了唱片，广泛传唱。1938年前后，学院派作曲家先后离开了上海，黄自病逝，黎派音乐作曲家黎锦光、严华、严工上、严个凡、严折西开始承担电影歌曲的创作任务。6年间，黎锦光谱写的电影歌曲，已查到的超过50首，著名的有《拷红》、《襟上一朵花》、《长亭十送》、《相思曲》、《埋玉》、《解语花》、《小山歌》等。1980年6月台湾泉源出版社的怀念国语老歌精选《回想曲》，介绍老歌作者时说，黎锦光是当年流行歌坛最负盛名者，当时的影片插曲约有二分之一出自他手。
严华1938年开始为周璇主演的影片谱写主题歌和插曲《百花歌》、《春花如锦》、《梦断关山》、《春风秋雨》、《送君》、《月圆花好》……使周璇越唱越红，奠定了她在影坛无人可以替代的地位。严工上、严个凡父子为影坛谱写的名曲《月亮在哪里》、《千里送京娘》、《天上人间》都是传世名曲。
三、1939年以后，流行歌坛第二代的时代曲作曲家姚敏、李厚襄出道，很快在歌坛走红。以谱写电影歌曲登上歌坛的陈歌辛1940年为“国泰”影片《天涯歌女》谱写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走红歌坛，陈歌辛走进了著名作曲家的行列。
当年歌坛的“时代曲”作曲家，是指那些因创作为歌星在电台播音和灌录唱片的歌而走红歌坛的作曲家。他们多数人以写时代曲出道，在流行歌坛成名后，才开始为影片谱曲作歌。陈歌辛是先写电影歌曲，后写时代曲的。
上述史实告诉我们，1936―1941年，参与谱写时代曲和电影歌曲的作曲家人数最多，问世的作品数量最多，留下的名曲也最多。这6年是中国流行歌曲和电影歌曲创作、传播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期。而陈歌辛还没有走红，陈钢的“答卷”就避开了这个时期。
剖析上世纪40年代
陈钢对20世纪的40年代“情有独钟”，按他的观点，仿佛40年代是流行歌坛最辉煌的年代。20世纪40年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年代？
40年代应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1941－1945年和1945年8月－1949年。我之所以把流行歌坛最活跃的时期延伸到1941年，是因为1941年12月之前，上海还有“孤岛”存在，作曲家、歌星和唱片公司还有一定的空间。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进入上海租界，“孤岛”不复存在。
1942-1945年，黎锦光的流行歌曲只查到《五月的风》、《花儿你可爱》、《花月之歌》和《夜来香》等；严个凡作的流行歌曲有《双跑马》、《你要说明了》、《记得》等；严折西一段时间停笔了，直到1945年才又开始写歌。1943-1945年流行歌坛主要是姚敏、陈歌辛、李厚襄在写歌。姚敏这三年多的时代曲有20首左右，较有影响的有《河上的月色》、《喜临门》以及为陈歌辛写给李香兰、表达“爱意”的歌词谱曲的《恨不相逢未嫁时》、《第二梦》和《祝福》，他自己既词又曲给李香兰写了一首《花香为情郎》。
李香兰1942年来到上海，不久，陈歌辛和她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1941年之前只写过4首时代曲的陈歌辛，开始了时代曲的创作，为李香兰写歌是他创作的第一主题。除把歌词交姚敏谱曲外，他自己又词又曲的还有《海燕》和《忘忧草》，他的歌只适合李香兰唱，别人唱不好他写的“花腔女高音”，难以流行。
现在查到陈歌辛1945年之前作词的时代曲有日本作曲家古贺正男谱曲的《期待》、日本作曲家仁木他喜雄谱曲的《苏州之夜》。他还用《支那之夜》的曲谱填词，为姚莉写了一首《春的梦》。他的歌走红的是1943年为李丽华写的《西湖春》。
1942―1945年，李厚襄的时代曲查到的有20首，由周璇演唱的11首，唱红的只有一首《忆良人》。
1942年5月，日本侵略者为控制上海电影业，成立了“中联”，1943年5月过渡到“华影”，他们设立了自己的音乐部，负责人是梁乐音，曲作者是陈歌辛、黄贻钧和白明。三年多的时间，“中联”和“华影”拍摄的130多部影片，主题歌和插曲主要由陈歌辛和梁乐音谱写。此期间陈歌辛的电影歌曲，已经查到40多首，梁乐音谱写的30多首，加上黄贻钧和白明写的歌，“中联”和“华影”的曲作者，控制了电影歌曲的“创作权”。人称“曲王”的黎锦光，“中联”和“华影”时期谱写的电影歌曲，已查到的只有8首。严工上3首、姚敏2首、严个凡1首、李厚襄1首，严折西一首也没写。这段“非常时期”，电影歌曲的创作是陈歌辛和梁乐音的天下。
1943―1945年，“华影”的三部重头戏――《渔家女》、《鸾凤和鸣》和《凤凰于飞》的主题歌都由陈歌辛谱写，使他名噪一时。这三年是陈歌辛电影歌曲创作的高峰期，是他最走红的时期。
流行歌坛由于属于“明月”出身的时代曲作曲家严华的退出，黎锦光、严个凡、严折西很少动笔，姚敏、陈歌辛和李厚襄成为人们记忆中40年代上半叶流行歌曲著名作曲家。但是细查他们的歌曲目录，却找不到几首红极一时的名曲，和1941年之前“黎派音乐”作曲家的歌无法相提并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陈歌辛迅速拿出了《迎战士》、《胜利之歌》、《胜利建国歌》等欢庆胜利的歌，1946-1947年又创作了《究竟是谁的胜利》、《三轮车上的小姐》等针贬时弊的歌曲。此类歌曲因抨击人们看不惯的社会现象，也在歌坛走红。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流行歌坛很快恢复了以黎锦光为首的“黎派音乐”作曲家为主要创作力量的格局。黎锦光先以《昭君怨》和《少年的我》捧红了梁萍；为周璇写了《龙华的桃花》；为白虹写了《花之恋》、《可怜的爸爸妈妈》；为姚莉写了《哪个不多情》、《白兰香》；为姚莉、姚敏写了《小放牛》。以《蝴蝶翩翩燕子飞》把金溢推上流行歌坛……
严个凡先为逸敏写了《去年今年》，为屈云云写了《要是身边没有你》、《不自在》、《丝丝柳》，作品的数量不多，都很有品位。严折西的时代曲创作，此时开始一发不可收，从1945年到50年代初，他的歌已查到近百首，且有一批名曲问世。《人隔万重山》、《两条路上》、《许我向你看》、《夜莺曲》、《断肠红》、《贺新年》……在中国流行歌曲创作、传播的第三次高峰期，严折西作品的数量超过其他作曲家，表现手法更加现代，佳作迭出，贡献巨大。
40年代下半叶，姚敏和李厚襄在流行歌坛十分活跃。1946―1949年，姚敏的时代曲已查到80余首，李厚襄的歌已查到60余首。姚敏的名曲有《蔷薇花》、《玫瑰我为你陶醉》、《三年离别又相逢》等；李厚襄的名曲有《侬本痴情》、《南岛之夜》、《荔枝红》、《岷江夜曲》《魂萦旧梦》等。
1946年出道的徐朗，第一首歌《我想忘了你》就成为吴莺音的成名曲；同期出道的陈瑞桢，也有《春风带来烦恼》等名曲问世。
学院派作曲家刘如曾，1947、1948两年，名曲不断问世，《春来人不来》、《骑马到松江》、《我对镜儿照》、《明月千里寄相思》，十几首词曲具佳的时代曲，至今在中国港台和新马地区传唱。在这些作曲家和作品面前，陈歌辛相形见绌。
在电影歌曲领域，1946年，中电二厂拍摄中国抗战胜利后的第一部歌舞故事片《莺飞人间》，黎锦光应邀为这部影片谱写的插曲《香格里拉》，捧红了欧阳飞莺，《香格里拉》一直传唱至今。
1946―1949年，黎锦光共谱写电影歌曲20余首，走红的有《燕燕于飞》、《黄叶舞秋风》、《星心相印》、《爱神的箭》、《相见不恨晚》、《浪花》、《假正经》、《柳浪闻莺》等。
1946年陈歌辛去了香港，先参与“大中华”影片《长相思》插曲的创作，为范烟桥写词的《夜上海》谱曲，使他一炮走红。从这时开始到1949年，他在香港共为10部影片谱写了20多首插曲，比较流行的有《花样的年华》、《臭虫歌》、《小小洞房》等，影响都不及《夜上海》。
严折西的电影歌曲已查到的6首中，有3首是名曲――《知音何处寻》、《别走得那么快》，特别是《如果没有你》，白光生前最喜欢这首歌。
姚敏1946-1948年只看到他写的6首电影歌曲，最走红的是《墙》，《我是浮萍一片》也比较流行。
李厚襄1947-1949年写过十几首电影歌曲，走红的是吴莺音演唱的《听我细诉》，白光的《秋夜》和周璇的《陋巷之春》。
黄贻钧1946-1948年写过近十首电影歌曲，有影响的是《红灯绿酒夜》和《牛背情歌》。
刘如曾1947、1948年写过两首电影歌曲――《晚安曲》和《女神》。
这些人和他们的作品，构成了上世纪40年代上海流行歌坛和电影歌曲创作、传播的真实历史情况。
20世纪40年代上半叶是日本侵略者最疯狂地残害中国人民的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有良知的艺术家们都在和人民一起饱受煎熬。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尽管内战又起，艺术家们创作的激情还是有如泉涌般地喷发出来，流行歌曲和电影歌曲的创作、传播，又出现了一个小的高潮。
如何评价40年代，如何评价在“中联”、“华影”的特殊时期风光一时的人，是研究流行音乐史和电影歌曲历史的史学家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而陈钢对40年代日本侵略者统治的时期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期，不加区别，在“名典”的“答卷”中，一再说特别是40年代出现的一批作品，才是从农业文化的母体中脱胎而出的城市歌曲；重点则为上海流行文化“兴盛期”的作品。这是对中国流行音乐史的不负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