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敦康，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易学今昔》、《内圣与外王的贯通》等书。
问：余先生，您好！您是著名的中国哲学
学者。请问，您从求学到现在，对这个学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余敦康：我年轻时学中国哲学的时候，人家说选中国哲学干什么，还不如学个西方哲学有用呢。那时候中国哲学不吃香啊。后来“文革”的时候，就更不要说了。而到80年代，又说黄土地的文化不成，得学习海洋文化。所以，我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纯粹就是自己的喜好。不过到了90年代以后，传统文化复兴了，到处都请我去讲课，我是非常高兴和欣慰的。
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一直在思考：中国哲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什么意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光按中国哲学中所说的安身立命来行事成么？学国学很难挣钱，怎么办呢？虽然90年代以后，乃至如今21世纪的国学热都是自发性的，里面既有留学生、大学生，也有企业家、社会工作者，总而言之是民间的。但是，现在还缺乏一个大的政策方针的指导，没有这个，以后就会有问题。可目前我们对国学和现代化的关系，国学对现代化到底是助力、还是阻力，并没有明确的回答。现在等于还是先这样自然地发展着，走走再看。其中虽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真诚热爱国学的，但也有一部分是起哄的，当然也有反对的。所以国学需要有一个大人物，或者权威机构，来对这个问题给一个确定的说法。
问：您提到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那么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余敦康：这个问题的解决和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有密切的联系。我最近在想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到底是什么？换个说法就是，“我们”是谁。这个提法不是我首先提出的，它是美国的著名学者亨廷顿提出的，这是他最后一本书的名字，就是《我们是谁？》。他认为，美国现在有一个文化认同的危机，美国人不知道什么是美国人，美国的文化是什么，他们只知道一个星条旗的概念。他还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间，世界上很多国家民族的人都发生了文化认同的危机。像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就要脱亚入欧；俄国，号称双头鹰，到底是欧是亚也是问题；甚至连英国，也可能在未来发生冲突，重新恢复原来分裂的状态。而中国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台湾问题，也就是两岸统一的共识到底在哪里。这就告诉我们，必须要解决文化认同的问题。
五四以来，我们一直对文化的民族性和文化的时代性很混淆，其实是不能用文化的时代性来否定文化的民族性的。民族性，是每一个民族都有的，一以贯之的。就像美国精神的核心是WASP，即：白种人加盎格鲁撒克逊人加新教伦理，但是现在已经变了。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抓住关键：我们民族文化的核心精神到底是什么。全球化过程中一个民族必须有一个可以一直坚持的东西，这个民族才能继续存在。
有一个说法值得注意，有些人现在讲中国模式，G2，中国和美国共治世界。我看这个说法太过火了。中国这些年发展得确实很好，但是我们发展背后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说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但是中国特色的文化是什么呢？我想，应当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中国的智慧，中国的核心精神。而这，应当也只能通过国学来明确。
问：您认为能把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文化智慧都贯通起来的大智慧是什么呢？
余敦康：很多人知道韩愈是有一个道统观的。他认为中国文化之道统的起源并不是孔子，而在前面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中便一直传承着。那么，这个道统是不是靠谱的呢？我想它还是有依据的。
《论语》最后一篇是《尧曰》。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是讲尧要把天子之位让给舜：“喂，舜，我是第一代领导人，你是第二代领导人，我把我的执政经验传授给你：你要好好地牢牢地保持中字不动摇啊！”这个“中”字，就是中国人一直保持的文化核心精神。“而如果你把这个中字丢掉，四海就会贫困，你的天子之位也就保不住了。”后来舜老了，把天子之位再传给下一代领导人禹，也还是以中为方针进行传承，即“舜亦以命禹”。而禹则把“中”这一个字变成了十六个字，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朱熹的解释是，人有两个心，人心是私心，道心是公心，如果一个人老是关心自己的私利，他就把握不了那个中字，现在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也是这个意思。因为如果不这样，国家就完了。这就是十六字真传。虽然它按以前的说法是出自伪古文《尚书》，但是现在认为已经可信了，也可以用了。
但是这个说法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这个道统按照宋明理学家的说法，在孟子后就断了，其间的一千四百年间中国就没有道统，被佛老夺走了。但是功利派学者陈亮、叶适说，并没有断，汉唐虽然比不上前面，但也是有的。另外就是这个中字，到底是儒家仅有的，还是其他各家也有的呢？我想它不仅仅是儒家的，因为在先秦的时候，道家等其他学派也是认同中的。中作为基本精神，是各家相通的。
什么是中？最近新发现的清华简中有一篇叫《保训》，记载的是文王临死前传位给武王时说的话，里面就有“保中”这两个字，是文王要武王好好保持中字。有研究者说，这个“中”是个东西。我看不对，中是个思想，就是中道的意思。中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公平正义，不要有偏心。
这个核心精神的形成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中国地方大，民族多，不得不采取多元一体的形式。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化的延续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夏、商、周三代的血缘不同，来源不同，但在互相代替后，文化还是一脉相承的。“中”字传到周代后，就记载在《洪范》的九畴中，成为周朝治国的大法，其中最有名的第五畴是“皇建其有极”，“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这说的就是“中”。因此后来有人说，皇极就是“大中至正之道”，就是中道。这样周代就和《尧曰》篇所说的时代联系上了。中国人就是以这个中为智慧、为原则，来处理各种问题的。当时人用它来处理民族问题，也就是华夷问题，于是便不看种族，而是看文化。而对宗教问题也是，中国并没有太强的排他性，而是形成儒释道三教汇融的格局。所以中国人是讲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中，就是处在二者中间；执两用中，就是找到一个你我都能接受的共存状态。
问：您认为这个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对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有什么作用？
余敦康：“中”这个东西是非常了不起的，它是大智慧，是指导原则。从中国解放后的发展来看，前30年是不太好的，有极左的倾向，这个就不对了，不中。而改革开放后讲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比较好地找到了中，所以发展得比较好。其实现在还是有分派，新左派、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都有。但是如果我们能学会用中字来处理这个问题，就能很好地调节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国学给我们提供的大智慧，它应当成为我们的核心精神。而且这个核心精神和西方的并不对立，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文化，在它的具体地区的核心精神中必然包含有普世价值的。这是普遍和特殊的问题。中国有13亿人，我们共同信仰的核心精神，能没有普世价值么？民主自由又算不算普世价值呢？我想还是要算的。现在有人讲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民族或文化是相通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讲实用，美国是实用主义。其实这都是中的一种运用，它是大智慧，有很大的好处，对我们看很多问题，处理很多问题，都有帮助。
比如我们用“中”的智慧来看中国文化的话，那么，我们便要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来看。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GDP一直在世界的30%以上，远超过现在美国在当今世界的比重。即使在积贫积弱的宋朝，经济实力、文化实力其实在当时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所以我们需要逐渐恢复平常心，来正视我们的历史和文化。这不是要骄傲自大，我们现在讲国学，也不是要和西方对抗，我们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富裕了，强起来了，并非就要和西方作对。“中国可以说不”，不必这样地含有一种斗气的语气。费孝通先生说得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每一个人都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然后还要尊重别人的文化，不排他，这样才可以。我们中国曾经很好地消化了来自外面的佛教，所以我们应当也能运用这个经验，来逐渐融汇西方的文化。
问：今年是您的八十大寿，先给您拜寿了。那么，您怎么看待您这代人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余敦康：谢谢你。说来惭愧，我们这代人实在不成，因为我们被时代问题影响的太大了。你看梁漱溟、冯友兰他们那代人，二三十岁，顶多四十岁，就已经有很大成就了。而我们年轻的时候学苏联，后来又被思想改造，几十年下来，就全被耽误了。可你看西方和我这个年龄相似的很多学者，如哈贝马斯、德里达等，都是国际认可的大家。但我们却没有成长起来，实在是惭愧。
问：最后请您寄语杂志社和年轻的读者。
余敦康：我觉得，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份杂志，都要有个性，要有棱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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