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知道潘光旦（1899-1967）翻译过恩格斯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的人，可能不多。而知道的人中，对潘翻译此书的动因，又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一个在学界并不多见、但肯定会使读者感兴趣的说法是，潘译《起源》，是毛泽东所请。这一说法的提供者，是已故社会学家励天予
1951年初夏，全国社会学系处在风雨飘摇的时刻。那时我在沪江大学社会学系执教，趁赴京开会之便，和沪大社会系主任张春江教授同谒潘先生，他在朴素的会客室兼书房接见我们。……他又告诉我们毛主席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曾约见他，对他说他不满意前人所译的恩格斯著《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请他重译。潘先生欣然承诺，以信达雅的译笔翻译成书，改名为《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在1951年就出版了，其速度令人敬佩。（陈理、郭卫平、王庆仁主编，《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P29-30）
励先生说潘译《起源》在1951年就出版了，这一说法肯定有误。学界目前能看到的潘译《起源》只有两个本子，一是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的4卷本《潘光旦选集》，《起源》收入第4卷中；另一个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从1993年开始出版，到2000年底出齐的14卷本的《潘光旦文集》，《起源》收入第13卷中。这两本文集的编者，都是潘先生的几位女公子（潘乃穆、潘乃和、潘乃谷）。
再看同时收入《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的《回忆父亲潘光旦先生》一文中的有关内容（作者潘乃穆）：
父亲于1949年-1950年配合教学翻译了恩格斯著《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英文版）一书，1951年7月完成了译注，1962、1964年又进行过部分校读。一些学校的教学人员不满足于当时能见到的译本，曾以他的稿本作为教学参考。……他在译著中结合着加述了许多中国历史上有关的情况，注释的字数几乎与正文等量，其中有两个译注已经作专题的文章发表。但是这本译稿从来没有过出版的机会，在他被错划为右派之后，当然更不再有出版任何著作的可能。（同上书，P123）
《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还有一篇孙珉的《相互激发、相互补充的翻译珍品――读潘光旦译〈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作者说，他看过1987年民盟召开的曾昭伦、潘光旦先生追思会的记录，其中有红学家张毕来回忆他50年代初同潘先生的一次谈话。孙珉转述如下：
有一次他到潘先生那里，说起学界译风艰涩，《反杜林论》（旧译本）实在读不懂。潘先生告诉他自己已经翻译完恩格斯的《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他对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分析非常佩服，对摩尔根《古代社会》那种调查方法也非常佩服。以他语言的修养，对家庭起源问题的修养，在国内都是首屈一指的。“当时我就说有没有可能把这个译本印出来，其实不言而喻当时是不可能的。潘先生也摇摇头，叼着烟斗，很冷静，表示不可能。”（同上书，P281-282）
在该文中，孙珉还对潘翻译《起源》的动因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北京和平解放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全体师生为适应新的社会要求，积极进行教学改革……1950年修改后的社会学系课程中，潘光旦为大三学生讲授“马列名著选读”、“社会主义思想史”，讲授选修课程“家庭与婚姻”等，为开课需要，潘光旦在1949年比较多地阅读了英文版《联共党史》，在北京书市上他寻找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译本，正好书店刚卖完。建国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他买到苏共中央马恩列研究院出版的英文本。从以后一个多月的日记看，他每天阅读的就是这本书。1949年12月20日着手翻译，到1951年7月，译注完成，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同上书，P284）
王燕妮在《光旦之华――社会学大师潘光旦》一书中说：“潘光旦翻译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出于开课的需要。”还说：“行内人评论说，潘光旦的翻译，绝对是一流的，可惜的是，这样一部绝妙的译著，一直都没有机会出版，直到2000年才收入他的文集之中。”（《光旦之华――社会学大师潘光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P106-108）
潘乃穆、孙珉、王燕妮关于潘译《起源》的动因，其说法是一致的，那就是教学需要。他们都没有提到毛泽东约见潘一事，同时也排除了潘译在1951年出版的可能。不过，王燕妮关于潘译《起源》最早是2000年出版的说法，尚须纠正。4卷本的《潘光旦选集》由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8月同时出版，比北京大学出版社早了一年多。
那么，潘翻译《起源》，究竟是不是毛泽东所请？这种说法，是潘光旦亲口说的，还是励先生回忆有误，甚或是整理者整理错了？恐怕都值得怀疑――《狂言惊座敢先传》一文的署名，是“励天予编述”――这种署名方式，在一般出版物中，是比较少见的。
在潘先生后人及他人的著述中，在潘先生的日记中，笔者从未看到过关于毛泽东约见潘先生的任何记载。
潘先生一生中曾看到过几次毛泽东。开国大典那天，他和清华的师生一起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集会；后来不少年份的国庆节，他都上了观礼台。这些事情，潘先生在日记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潘先生比较近距离地看到毛泽东，当在1949年11月7日，那天是十月革命节。潘先生在日记中对此事记载如下：
晨八时半与企孙、孝通乘小汽车入城。……十一时半至苏联大使馆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日之鸡尾酒会，甚热闹，惜酒及点均不见佳，岂苏联亦仍有节约必要耶？毛泽东主席后至，余等出门时打一照面，丰神虽与相片上所见相同，衣履则整肃有加矣。……（《潘光旦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P312）
这也是潘先生对自己比较近距离地看到毛泽东的惟一记载。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正是在此后不到半个月，即从12月20日起，他开始着手翻译《起源》。1949年11月7日这天，潘先生比较近距离地看到了毛泽东，尽管仅仅“打了个照面”，他就记在了日记中。如果真有毛泽东约见并且嘱咐他重译《起源》一事，我想，潘先生肯定也会记下来的。但在潘先生开始翻译《起源》前后那段时间的日记中，根本没有相关记载。
再者，如果潘先生翻译《起源》真是毛泽东所请的话，恐怕译稿也是不用等到1999年才出版的（署名“励天予编述”的那篇文章既然说潘先生所言是毛泽东所请，那么，说潘译在1951年就出版了，而且“其速度令人敬佩”――这样叙说，倒符合常识）。
最近，笔者在网上看到，2008年3月，曹景行主持一个“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读书30年”的访谈节目，在采访沈昌文时，沈先生回忆，上个世纪50年代他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时，潘先生曾找到出版社，要求出版他译的《起源》。沈说：
他翻译并且加了很多注释，我们编辑部看了都说好，可是没人敢在公开场合说好，最后谢绝了，说恩格斯的书不能由个人翻译……（见腾讯网）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潘译《起源》，不可能是毛泽东所请。
关于潘译《起源》的动因，我想其实很简单，就是出于教学需要。潘先生一生治社会学、民族学，对家庭、民族、国家等问题非常关注。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建立之初，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而潘先生又积极要求进步，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作为社会学系的主任，他还主持修改了社会学专业的课程计划，并亲自讲授“马列名著选读”，因此，他翻译《起源》，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当时，《起源》虽然有汉译本（张仲实译），但一则可能潘先生及周围的人并不满意张译本。二则，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潘先生通过阅读英文本的《起源》，对恩格斯的某些论述有了自己的看法，他希望通过翻译，表达自己的观点，尤其是，他还想补充一些在恩格斯著作中看不到的与中国问题相关的材料。潘先生提供的中国相关问题的材料，就集中在他所作的大量译注中。
潘先生对恩格斯某些论述的看法，在他的日记中可以发现。比如，1949年12月12日，日记中有如下内容：
……夜阅恩氏《家族之起源》正文完；恩氏论母系转入父系之因素，显有挂漏，须补足者至少有两点：一为性比例之变迁，二为女子为初期农业生产之人以至于农业发明之人，至父系时代而此种地位转趋低落；女多于男，而生产地位又不如前，斯其原或有之社会地位不免降贬矣。（《潘光旦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P322-323）
总之，在笔者看来，潘光旦翻译恩格斯的《起源》一书，不可能是毛泽东所请。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本文编辑 乔向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