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 1903年6月出生于浙江义乌山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21年秋，进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不久，他和同学潘漠华、赵平福（柔石）、汪静之、魏金枝等人成立了青年文学社――晨光社。1922年，应修人、冯雪峰、潘漠
冯雪峰是鲁迅的学生和战友。1928年12月至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中间除了冯雪峰去中央苏区和长征到陕北的二年多时间外，两人一直在一起。有时冯住在鲁迅家里，有时两家同住一幢楼，相互信任，关系亲密。冯雪峰后来写了不少回忆鲁迅的文字，成为研究鲁迅、了解鲁迅的可贵材料。
1928年春，冯雪峰到了上海。9月，正当创造社、太阳社猛烈攻击鲁迅为“封建余孽”、“双重反革命”、“跟着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时，他发表了《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有针对性地指出：鲁迅并不反对革命，而是站在革命一边的；鲁迅在文化艺术上的成就，不能否定；鲁迅的人道主义是反封建势力的，是革命的“友方”；创造社某些人是在搞“小团体主义”，排斥异己，抬高自己，是有害于革命的。但冯雪峰也受到当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的影响。他认为，知识阶级中有两类角色，一种是坚信和勇猛地参加革命，一种是在“承受革命，向往革命”，与“反顾旧的，依恋旧的”之间“徘徊着，苦痛着”；而鲁迅属于“第二种人”。冯雪峰后来在《回忆鲁迅》等著作中承认，他是受了“机械论”的影响，把鲁迅派定为“同路人”。鲁迅看了冯的这篇文章，认为：“这个人，大抵也是创造社一派！”经柔石说明，文章主旨在批评创造社的小集团主义，鲁迅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1928年12月的一个晚上，柔石陪同冯雪峰去见了鲁迅。冯雪峰当时正在从日文翻译本转译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而鲁迅也在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工作，所根据的也是日文译本。他遇到一些疑难，很想请鲁迅指教。同时，他正在筹划编一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丛书，希望鲁迅参加。鲁迅都爽快地答应了。这之后，冯雪峰与鲁迅的往来逐渐频繁起来。1929年2月，冯雪峰住进茅盾家的三楼，与鲁迅家同在一个弄堂里，而且两门相对，往来很方便。“于是到鲁迅先生那里去的次数也多起来，谈的话也更多，常常谈一两个钟头以至三四个钟头。”（冯雪峰《回忆鲁迅》）两人都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都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可以互相探讨、相互交流。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中这样写冯雪峰：“在闸北和先生住在同里，而对门即见，每天夜饭后，他在晒台一看，如果先生处没有客人，他就过来谈天。他为人颇硬气，主见甚深，很活动，也很用功，研究社会科学，时向先生质疑问难，甚为相得。”两人之间，可说是彼此相知。冯雪峰在回忆鲁迅的文字中，有不少篇幅记录了鲁迅对自己思想认识的说法。如《触到他自己的谈话》、《这时期所表现的思想毅力》、《思想上又有新的发展的征象》等。对照鲁迅的著作、书信和其他人的回忆录，这些记载基本上是合乎鲁迅的思想实际、合乎史实的。
可见冯雪峰是鲁迅思想发展的见证人。
根据党的指示，冯雪峰还鼓动、劝说和追随鲁迅，参加了不少革命活动。鲁迅自己也知道，他不是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者，他要力所能及地参加社会革命实践。鲁迅到上海不久，参加过中共领导的济难会（后改组为革命互济会）的活动，并捐过几次钱，但并不是济难会或革命互济会的成员。鲁迅参加中共领导的第一个社团组织是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是该盟的发起人之一。鲁迅作为自由盟的发起人，是他公开向社会宣告了：他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接着，鲁迅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作为发起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鲁迅还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并且是坚持到最后的少数几个核心成员之一。鲁迅还参加了由冯雪峰具体筹划的国际反战大会等活动。鲁迅参加这些重大的社会活动，使鲁迅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也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了解了鲁迅。
经冯雪峰的介绍和联系，鲁迅还会见了不少著名的共产党人。冯雪峰介绍鲁迅和瞿秋白相识、交往。瞿秋白曾五次住在鲁迅家里，以逃避国民党特务的追踪。他俩讨论了翻译上的得失，在翻译外国名著上互相支持，合作撰写了多篇杂文，还共同探讨了文艺理论上的种种问题。瞿秋白还评论了鲁迅思想发展的脉络，和鲁迅杂文的社会意义。冯雪峰还精心安排了鲁迅与陈赓将军的会见，使熟悉文化战线革命形势的鲁迅，也能了解革命军事战线的形势和许多感人的战斗故事。以至数年后，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为宋庆龄、鲁迅等放映电影《夏伯阳》后，鲁迅欣然说：“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鲁迅接待过为瞿秋白转移住处的陈云，接待过从根据地来上海试图与党中央联系的成仿吾，并曾把方志敏送来的书信文稿交冯雪峰转党中央。还有不少普通党员一时失去组织联系，写信给鲁迅，鲁迅多是转给冯雪峰帮助“接线”。
所以说，冯雪峰是沟通党与鲁迅之间的重要桥梁。
鲁迅与冯雪峰之间，也会有认识上的差异，也会有争执。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中说：“这青年有过多的热血，有勇猛的锐气，几乎样样都想来一下，行不通了，立刻改变，重新再做，从来好像没见他灰心过。有时听听他们谈话，觉得真有趣。F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F目的达到了。”这里的“F”、“这青年”就是冯雪峰。
正因为相知相识很深，冯雪峰有时还为鲁迅起草、整理文章和发言稿。《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就是根据发言记录和鲁迅平时谈话的意见整理而成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起草后，经鲁迅作重大修改和增写了一些段落而成。《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起草后，鲁迅因大病卧床没有修改，听读后同意发表。这几篇文章，发表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由此足见鲁迅、冯雪峰之间的帮助、影响，是双向的。
以上内容，在冯雪峰的回忆文中，大都得到了反映。但人的回忆录，难免会有误记，冯雪峰也不例外。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之初，冯雪峰的一些回忆录中，似有一个主题，即要写出毛泽东、鲁迅虽未曾谋面却是心灵相通的。一旦“主题先行”，失误就更容易产生。
例如，在《党给鲁迅以力量》中，冯雪峰写道：“我也曾经把我所记得的毛主席论他的作品的话告诉过他，他听了，也是默默地微笑着的。”冯雪峰是1936年4月下旬从陕北来到上海的。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书信选集》等著作，在1936年4月以前，毛泽东似还没有写过鲁迅作品的文字。毛泽东第一篇论鲁迅的文章《论鲁迅》，是1937年发表的。
又如，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共同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庆贺长征胜利的电报，也正在我动身的前几天才转到瓦窑堡的。”现已查明，1936年4月17日在瓦窑堡出版的油印报《斗争》上发表的《中国文化界领袖××××来信》，不是“电报”；此信是表示拥护中共的抗日救国大计的，并非“庆贺长征胜利”；此信没有收信人抬头，并非写明“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而且当时朱德在南方与张国焘作斗争，要把红四军带到陕北来，参加长征的冯雪峰连这点也忘了。直到“文化大革命”，他才表示“实在没有看到原信”。他的这段短短的回忆文，误导了不少人。要是当初他在这段文字上加以“听说”、“传闻”字样，或许会好一些。“文革”中他又说“史沫特莱搞了个东西”，即指那信是史沫特莱搞的，事实上史沫特莱不可能插手这件事。这再次误导了不少读者和研究者。
再如，冯雪峰在不同的文章中，几次写到鲁迅谈自己是“小卒”、“小兵”时，文字相似而含意却大有出入。如冯雪峰在《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中，说鲁迅“将自己看成为属于民族的社会的革命之一名战卒”；在《回忆鲁迅》中，却说：“在谈到我党和毛主席时鲁迅平静地说，我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用笔！”两句说法不一样，含义更有所不同。
对于冯雪峰在《回忆鲁迅》等文中，反复地写到鲁迅对于毛主席的政治天才、思想天才、军事天才、领导天才的敬佩――“对于这个他没有见过面的天才的倾服”，还口口声声亲切地叫着“M”，读了以后，总觉得有点不大实在。鲁迅对于毛主席政治、思想、军事、领导的才能的认识，主要大概是冯雪峰告诉他的吧。1936年4月以前，毛泽东固然已表现了他的非凡的政治、思想、军事、领导的才能，但这些方面的毛泽东思想内容，当时还没有来得及总结，而且毛泽东的不少重要著作还没有写作和发表，不少重要战役还没有打响和指挥，因此不免使人疑虑，冯雪峰是否将建国之初的对毛主席的崇高评价，移植到1936年了呢？移植到鲁迅的话语中了呢？
冯雪峰关于鲁迅的回忆录，许多内容是真实的，是了解和研究1928年至1936年间的鲁迅不可或缺的。但是，对于任何人写的回忆录，研究者和使用者都必须注意思考，都必须注意查核，即使对于冯雪峰如此重要的回忆录，也不能另当别论。
《鲁迅回忆录》在1946年10月至11月的《文汇报・笔会》上发表。过去许多人认为，这篇《鲁迅回忆录》，大概就是《回忆鲁迅》一书中《1929年》的部分。我们对照阅读，发现它们是不一样的。如《鲁迅回忆录》中写到，鲁迅一边翻译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一边感叹：“此人读书真多啊！”在《回忆鲁迅》中就没有这内容。《鲁迅回忆录》中写到了鲁迅对创造社的不少说法，创造社甚至还给鲁迅寄过两封恐吓信，在《回忆鲁迅》中也是没有的。《鲁迅回忆录》写事实多，记录鲁迅的原话多，而《回忆鲁迅》增加了不少冯雪峰自己的议论。有时记同一件事，两者写法不同，也很值得揣摩。
《回忆鲁迅》于1952年8月出版后，呈毛泽东阅。据说，毛主席认为“水分太多”。冯雪峰立即将此书从十万余字删至五万余字，成删节本。《回忆鲁迅》原无序，删节本新加一篇1956年12月写的短序：“这篇回忆记，是在一九五一年六月至一九五二年四月之间写的，曾在当时《新观察》半月刊上发表，一九五二年八月间又曾印过单行本。这次民族出版社要把它翻译为国内兄弟民族文字，我趁此机会把它加以删节，只留记事部分，而把议论部分全部删去，同时又把拖沓和重复的词句删去了一些。删节后我重读了一遍，觉得原来资料性的东西都仍然保留在这里，所以我不但请求民族出版社根据这个删节过的本子翻译，同时也请求人民文学出版社把这个本子重排出版，而不再重印一九五二年出版过的本子。”我们核对了初版本和删节本，觉得初版本内容丰富，某些议论，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史料意义。
作者单位：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