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南（Patrick Hanan，1927－ ）是美国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1968年起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1987－1995年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韩南不仅研究中国古代、近代文学，而且还亲自动手翻译，在近代中国小说方面
虽然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3）在近代开创了第一人称叙事手法的先河，但他并没有坚持始终；其后续之作《近十年之怪现状》（书名已没有了“目睹”二字）更是回到了传统的全知的叙事角度。于是出版于1906年的《禽海石》就成为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韩南认为它完全可以被称为一部真正的“私小说”，而且比日本的同类小说要早数年出现。这部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受到读者和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所以韩南决定将它翻译出来，以此来表示对它的价值的肯定。
与《禽海石》的不甚为人所知相反，出版于同年的《恨海》则是晚清最知名的小说之一。胡适曾认为《恨海》“叙事颇简单，描写也不很用气力”（《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韩南不同意这一看法，认为这是最杰出的中篇小说，并从两个方面驳斥胡适：一是小说对主人公棣华在逃难过程中面对恐怖和暴力时的心理折磨有非常精彩的描述，大量的心理独白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二是《恨海》成功运用了第三人称限制叙事手法，是晚清小说少数几个范例之一。作品以焦点人物棣华为中心，告诉我们她的思想、感觉和行动，并且坚持不从任何外在的视点为我们做出解释，其手法的谨严只有吴趼人的另一部作品《上海游骖录》和刘鹗的《老残游记》可以相提并论。
如果说上述观点还不完全是发前人所未发的话，那么下列观点则是韩南的独创了：《禽海石》与《恨海》是有关联的，《恨海》的写作是为了回应《禽海石》。为了证明这一论点，韩南首先从情节上考察了这两部出版时间仅差5个月的小说，发现它们有惊人的相似：两部小说的故事都是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北京的一个大宅院里，宅院被租给新上任的官员，然后该官员又将一部分房屋转租给另一位新上任的官员。男女主人公们在家塾中第一次见面，最终与对方订婚。可惜，在结婚前夕，他们因为义和团运动而被迫南逃。两部小说都有一方父母留在京城，或因为父亲觉得不应该放弃职务，或是相信义和团会获得胜利，结果他们都为这一决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另一相似之处在于，逃亡的人都是经过天津、沿大运河南下上海，经历了惨痛的旅程。两部小说末尾都是死别的场景，而死因又都跟鸦片有关。这么多的相同相近，显然不是巧合。
韩南从作品的思想方面加以考察，又发现两者虽然都标举“写情”小说，但对“情”的看法却截然相反：《禽海石》借主人公之口张扬情感自由，抨击传统的婚姻制度；《恨海》则认为儿女之情与传统儒家伦理并不矛盾，个人的感情如果不能维护社会的价值，就只能叫做“痴”和“魔”。种种迹象表明，《恨海》是为了同《禽海石》唱反调而写作的。
正因为这两部小说之间有如此紧密的关联，所以在出版英文译本时韩南将它们放在了一起。韩南认为，即使两部小说之间没有这样的具体联系，仍然应该放在一起来读，因为它们都是中国作家在世纪之交对于大量拥入的西方思想的反应，当然是不同的反应。
《黄金祟》（1913）是最早的自传体言情小说，一般被看作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但韩南认为它与典型的鸳蝴小说其实是有区别的：叙事者有多个而不是一个情人，小说也不是以常见的悲剧结局，这些差别来自于小说的自传性质。虽然小说并不能与作者的实际生活一一对应，但基本有迹可寻，而自传体也使叙事者不必遵循常规的叙述逻辑，而只须根据实际生活中事件之间的联系来展开情节；另外金钱的主题也比一般的鸳鸯蝴蝶小说更为突出，这一点从小说题目就可以一目了然。
《黄金祟》是用文言文写的，也是该小说的特色之一。从民国建立到1917年，即文言被横扫、废除前几年，文言小说创作出现了繁荣局面，特别是用文言写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大量出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对此韩南提出了三点解释：一是林译小说的影响；二是当时报纸上的文章几乎都是用文言，而很多小说是先在报纸上连载然后才成书的；三是文言对于写情小说更为合适（幽默和讽刺小说则用白话更合适），而且读者对于用诗词来表达情感的传统方式仍然十分认同。韩南认为《黄金祟》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价值在于，它主要是写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而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学中写童年生活的很少见。
（本文编辑 王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