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30日于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
日本“战后文学者”
日本战后文学“（指二次大战后的文学）出现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局面。无论从作品形式还是内容来看，它都超过任何一个时代。从思想角度来衡量的话，战后文学者思想之深奥，也是其他
日本战后文学是在一片废墟中站立起来的。战后派的许多作家经历过战争，有的手上甚至还沾有血腥。战后派文学的出发点首先站在历史的审判台上，控诉了惨无人道的战争行为。日本战后文学还有一个出发点，即在广岛长崎发生的灭绝人性的原子弹爆炸。所以，战后派文学不光停留在反战意义上，他们的文学作品还证实了人类所经历的最黑暗的时代。此外，日本战后文学另有一个新的经验，即在体验了民主主义制度之后，它对任何事物任何思想都不抱绝对的价值观。换言之，它们蕴藏了否定一切的力量。
战后文学者即为同时代的战后思想者，因为他们的文学思想与“战后”有特殊关系。正如战后作家大冈升平所指出的那样，“谈论大江健三郎，不外乎要涉及到三分之一的战后文学。”此语说明了大江健三郎与战后文学的特殊关系以及大江文学的重要性。
日本战后文学复苏之快出乎一般人意料。在短时期内许多杂志纷纷创刊、复刊，犹如雨后春笋。同时战前受到压制的左翼作家，一个个扬眉吐气，他们纷纷拿起笔来写作。但与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战前进步小说相比，战后的进步作家多以描写本人生活为主，社会题材明显减退，这也是左翼文学走向衰弱的迹象。不过，运用“私小说”手法来描写作家本人的生活本就为日本现代文学的一个特点。
1960年，大江健三郎作为日本作家代表团成员第一次访问了新中国。他在一篇题为《野间宏――全面救济》的评论中指出:“1960年夏天，我在野间宏怂恿之下访问了新中国。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首长率领的一群人中，我是一个不经世面最轻浮的年轻之辈。……我一直关注他在战前、战时以及战后所走的步伐。当读完《青年之环》之际，我感到我们面对着一位具有真实感的全面性的人物。是他在鼓励我们向往生活，而不是将我们引向死亡；是他给我们带来微薄的希望，而不是给我们涂上一层绝望的粘液。”
大江健三郎曾精辟地指出：“当我们的时代遇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灾难之际，大冈升平的文学证实了这一切实意义。我们的想象力也体验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们不可能从这一地点倒退到天真无邪中去。当人类站立起成为使用道具者之始，‘进化’并未结束。人类不断在‘进化’，最终它走向灭亡也好、或是得以自救也好，总是朝着默示录般的世界观或末世幻想向前迈进。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人类在长远的历程中所经历的最关键的一道关口。”笔者认为，大江健三郎的批评是人类的一个共识，同时尖锐地指出了人类的弱点。
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诞生
日本战后文学发展之快，也与一年两度的文学大奖――芥川奖和直木奖紧密相关。这两个文学大奖设立于1935年,当时未免带有国家扩张意识。如获得首届芥川文学奖（石川达三）的小说《苍氓》（1935）描写了日本移民巴西的境况。再有，获得第三届芥川文学奖（小田?夫）的小说《城外》（1936）则描写了一名日本外交官与中国农村妇女的相爱故事。如今日本的芥川文学奖已分别授予在日朝鲜人作家、美裔作家、在日中国人作家，扩大了芥川文学奖的国际影响。
在强大的新闻媒体支持下，日本战后文学蓬勃发展。文学新人不断涌现，迎来了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第二个春天。50年代后期出现了几位令人瞩目的年轻作家，如以《太阳的季节》（1956）获得第34届芥川文学奖的石原慎太郎（1931-），以《裸身的皇帝》（1957）获得第38届芥川文学奖的开高健（1930-1989），以《饲育》（1958）于翌年获得了第39届芥川文学奖的年仅23岁的学生作家大江健三郎（1935-）。这三位新人的小说各有特色。小说《太阳的季节》描绘了反社会伦理的年轻人的不良行为，当时这位作家成了年轻人的偶像，以至于社会上 以“太阳族”来形容那些胡作非为的年轻人。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中所渲染的是一股狂热情绪。文洁若称此小说为“伦理的真空地带”。《太阳的季节》发表之后，石原慎太郎再也未写出轰动社会的作品。他后来参政，当选为自民党议员。在他的政治家生涯中狂热倒成了他的主要政治色彩。在一次文学座谈会上，石原慎太郎曾不以为然地一口否定了战后派文学；在座的大江健三郎虽然没有反驳他，但心里觉得自己和他不是同路人。
大江健三郎的早期小说手法，受法国作家加斯卡尔・皮埃尔（1916-1997）的影响较深。加斯卡尔・皮埃尔有过战争体验，他曾在苛酷的军队生活中磨练过，并在纳粹集中营有过俘虏生活。这种体验使他有了独特的眼光。战争结束后他身为报社记者开始写小说。他亲身经历过野兽般的时代，促使他对动物本能异常关注。他的初期小说几乎都描写了动物以及野兽，这本是对人性的一种反思，并形成了加斯卡尔・皮埃尔的文学特色。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时，加斯卡尔・皮埃尔作为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访问了中国。他还撰写了《开放的中国》（1955）。
大江文学中出现的昆虫描写以及小动物的感觉，可以说皆从加斯卡尔・皮埃尔的文学中来。但大江无法像加斯卡尔・皮埃尔那样直接去描写野兽的本能，因此他从小动物的感觉入手获得了新颖的描写手法。大江健三郎的文体多种多样，如早期小说《饲育》中出现了肤色、嗅觉等生动的描写。之后，在大江的小说里出现了各种小动物的栩栩如生的感觉描写，或通过狂欢等描写对人物的性格行为、思维方式加上了较长定语的修饰句法等等。这种对人物的表情、外表动作等直接的描述手法，起到了更好的修饰效果。由于这是一种不同于一般比喻手法的文体，致使一般读者不易接受。
战后作家埴谷雄高曾对大江健三郎评价说：“用科幻小说来作形容的话，大江健三郎所具有的奇异的力量好像是一台奇特闪光的内燃机。即它是人类首次自觉到在自己内部燃烧的最初的原始装置。它又是一台面向未来的‘超’新型内燃机，燃料可转化成‘无限的动力’，可推动世界所有的一切。大江健三郎确实作为‘迟到的青年’，他一天比一天困难，将会面临到我们所意料不到的新的困难局面。即便是绝对不燃物也将会被他融化，并发出一种奇特的灰白的闪光。”（《核时代的想象力――关于大江健三郎》）
他不愧为是《死灵》的作者，对大江健三郎作了一个未来式的比喻。比起核动力装置，内燃机虽然落后,但无危险性。核动力的放射能将会在地球及大气层里残留几十亿年。大江健三郎也对埴谷雄高作过比喻，即“迈进、疾速的飞翔为埴谷雄高的想象力方式”。这两位作家，一个作默示录般的思索，一个向人性弱点挑战，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丰富了战后文学思想。
大江健三郎的语言环境
一个时代应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日本战后文学的兴旺，在于时代不断涌现新人。大江健三郎生于1935年，他家在日本爱媛县中部的边缘山区喜多郡大濑村（现为内子町大濑），周围是群山峻岭。他6岁入国民小学，当年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在上国民小学五年级（10岁）时日本投降。据大江健三郎回忆，他在国民学校接受的是天皇主义教育，几乎每天都受到校长或教师的打骂。从学校回到家里，他从祖母或母亲那里受到的则是另一种教育方式。祖母和母亲经常给健三郎讲故事，故事是有关村子里发生的农民起义风潮。少年时期受过皇民教育、并在祖母和母亲熏陶之下长大的大江健三郎，后来在几部小说中描绘了农民起义风潮，对人物刻画下了很大功夫。
在《迟到的青年》（1962）这部长篇小说中，大江描写了一位受天皇主义教育的少年的成长经过。这位少年在幼年时，父亲常给他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并教训他好好锻炼身体，长大后好去当兵。少年听了父亲的话后平时走路改为跑步，打扫教室时总是搬动重的桌椅。而指望少年去当兵的父亲去世后，日本战败的消息传到村子，少年死也不信。他还认为:“哪是战败，简直是瞎说！还说天皇陛下播放了战败宣言，尽是胡说八道。”少年执迷不悟，还挺天真地想到：“只要天皇活下去，自己宁肯去死也无所谓。”这个少年的行为实际上是出于对天皇恐怖心理的一种反应。大江健三郎通过这位少年的成长，描写了日本战后初期丧失绝对的天皇伦理道德观后所产生的思想混乱。这部小说充分发挥了大江文学的寓意性和丰富的想象力，特别是在人物刻画上具有象征性。这也说明大江文学与战后派文学不同的方法，显示了大江文学敏锐的思想性。
残疾儿与大江健三郎的文学
1963年初夏，大江的大儿子诞生了。新生儿脑部患先天性障碍，生命岌岌可危，通过手术才保住了一条命。但新生儿一直到五岁从未开口说过一句话。三岁时，大江家属发现孩子对收音机播出的鸟叫声有反应，于是设法找来各种各样的野鸟叫声的磁带给孩子听。六岁时，大江一家去避暑胜地北轻井泽度假。一天傍晚，大江带着孩子出去散步。当走过一片白桦树林时，林间传来了清脆的鸟叫声。这时骑在大江脖子上的孩子嘴里吐出了一句话：“那是秧鸡!”。于是“森林的奇迹”便发生了。大江顿时欣喜如狂，自此以后开始了对孩子的会话训练。经过三十多年的钢琴练习以及作曲训练后，大江光成了一名作曲家，活跃在日本音乐界。当光君三十岁之际，大江曾有趣地问他今后有何打算？光君沉思了片刻，幽默地对着父亲说：“家里还有多少抄写乐谱的纸？”光君的语言能力与四五岁小孩一样，平时无法运用语言来思考表达。另外他的运动神经机能也有缺陷，四十多年来，只要大江健三郎不外出，每天晚上十二点都会定时扶起孩子去解手。
1964年，一部描写新生儿脑部患先天性障碍的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问世了。作者在这部小说“后记”中这么写道：“迄今为止自己所写的小说中，含着欣慰的心情去重新阅读的作品为数并不多。《个人的体验》显然是一部充满了苦衷体验的作品，我本人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也许可以这么说，写了这部青春小说，给我自己带来了彻底的净化作用。这一力量，在我年轻时曾鼓舞过我。那是在初夏的某一天，我一边在写这部小说，一边却绝望地俯卧在床上……”这部小说虽并非描写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但小说构思独特，手法新颖，作者运用超现实的手法在人物刻画上有了突破。
在创作《个人的体验》的同时，大江访问了原子弹爆炸地广岛。之后，著名的长篇评论《广岛札记》（1967）问世。这两部作品同年写作，但风格完全不一。前者是描写个人内部的心灵世界，后者是面向全世界的作品，并揭示了核武器存于世界的威胁性。这两部作品成为大江文学的转折点，自此以后他开始了新的创作旅程。
1990年，《文学界》杂志连续登载了采访大江健三郎的文章《为了珍爱未来的人们》。在这篇报道中，大江对自己的文学旅程作了划分。第一期为《剥芽击仔》（1958）、第二期为《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8）、第三期为《同时代的游戏》（1979）、第四期为《聆听“雨树”的女人们》（1982）。小说《同时代的游戏》问世五年之后，大江健三郎曾说过，迄今为止这部小说是他最为重要的作品。小说由六封长信构成，是一位青年写给他的孪生妹妹的信。青年名叫露己，妹妹名叫露已，人名带有时代烙印。这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是一位有俄罗斯血统的日本神官。小说中的青年出生在日本某山谷的一个穷乡僻壤。他们为了争取乡村独立，与日本帝国展开了长达五十日的战斗，最终遭灭亡。青年的妹妹则是一个性放纵者，为了援助乡村独立运动竟然渡海去求见美国大总统，后逃脱中央情报局之手却患癌回到乡村，竟胡言要投海自尽。《同时代的游戏》的思想背景，实际上是针对三岛由纪夫所提出的“文化天皇说”（1968）)。大江运用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怪诞现实主义手法和其它的文化理论构思了这篇小说，以此来对抗三岛之说。小说以寓意手法描写了乡村与天皇制国家的对立，突出了边缘文化特色。小说人物刻画并不细腻，粗读之后给读者第一印象好像是混乱。然细读之后便会发觉粗犷的想像力为小说特色。其大胆的构思和人物刻画的形象化，可以说在日本现代文学中也是破天荒的。
这部小说的新颖构思与大江健三郎在墨西哥的大学讲学也是分不开的。1976年4月至7月，大江受墨西哥最高学府萨尔瓦多学院（KOREHIO MEHIKO）邀请去讲学。他在一篇题为《女性的唤醒力》（1978）文章中提到：“我住在墨西哥市的公寓里重读了自己的几部小说。以前我所描写的女性与其说是具体的形象，倒不如说有点象征性。描写得如何是另回事，多少带点神话色彩吧。……对我来讲，女性在想象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便是‘惊讶’。”大江还提到，在文学创作中令人震撼的女体原型为阿摩斯・图图欧拉小说中出现的非洲民俗神话象征的女人巨体。此女体为一名女人部族酋长，在她身上寄生着所有的部族人，男女老幼像蘑菇似地大大小小挤满在女体身上。吃喝排泄都在上面，所以女体浑身奇臭难闻。此女体当为生命源泉之象征。
1982年7月，小说《聆听“雨树”的女人们》问世。这部小说由五个短篇所构成，叙说者的“我”与作者等身，他的妻子与身体障碍的孩子同为小说人物。这部小说是作者于1977年10月在夏威夷大学参加为期两周的文化讲座之后构思的。小说叙述方法带有“私小说”色彩，但非私小说。雨树是小说叙述者“我”的想象中的宇宙之树。“我”把这棵雨树设想为生长在夏威夷的一个精神障碍者设施的院子里。这棵巨大的“雨树”，树龄达几百年，枝叶郁茂，生机盎然。树叶上的雨露昼夜不停地往下滴落，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生长在丛林中的这棵巨树，好比是一个隐蔽所，它为心灵创伤的人们提供避难场所。小说中出现的人物都生活在现实中，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心灵上的创伤。“雨树”是再生的暗喻，亦是死亡与生命的象征。而核武器则意味着死神的降临。小说企图通过宇宙幻想来挽救人们的心灵创伤。
思想家本雅明曾指出：“对过去所有一切的意象，如果现在不作与己相关的认识，将会永远消失无法挽回。”（《历史的概念》） 大江文学中出现的各种形象皆与想象力密切有关。大江健三郎不仅从拉丁美洲文学中得到了粗犷的想象力，他也从中世纪的画家克拉纳赫到近代的怪诞画家弗朗西斯・培根，以及勃莱克、叶芝等作家、诗人那里汲取了丰富的想象力，并丰富了小说构思。
大江健三郎的批评，语言犀利而幽默，才思敏捷。1994年10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在京都举行了《日本研究・京都会议》。大江健三郎作了专题讲演《世界文学能成为日本文学吗？》。他将日本现代文学划分为三个流派，第一流派为：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以及三岛由纪夫；第二流派为：大冈升平、阿部公房以及大江健三郎；第三流派为：村上春树、吉本香蕉。其中，第一流派除了川端康成之外，最孤立于世界文学；第二流派是向德法文学、英美文学以及俄罗斯文学学习的；第三流派的作品则销售最广，是第二流派的两百倍。这样划分并非毫无道理，从中可知战后文学迥别于传统小说，也即战后文学的艰难非同一般。而第三流派则显示了亚文化群的作家特色。
1994年10月，大江健三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他来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固然重要，但比这更重要的则是残疾儿的一生。这年日本NHK广播电视台播放了大江健三郎与残疾儿的生活片段，在日本引起了极大反响。这年夏天，在原子弹爆炸之地广岛举行了大江光作曲演奏会，大江家属和光君共同出席了这次演奏会。在此之际，大江陪同孩子参观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当光君平生第一次目睹到原子弹爆炸的凄惨情景以及残忍的死者照片时，他不敢目视。在一旁的大江一边鼓励他，一边作解释。当父子俩走出纪念馆时，夜幕已降临。俩人坐在外面的石墩上，大江问光君有何感想。光君用手抱住自己的脑袋，沉思了片刻，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话：“一切都不行!”
1994年12月，大江健三郎在斯德哥尔摩出席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仪式之际，向专程而来祝贺他的朋友谈了今后的创作计划。大江以坚定的语气说道：“今后自己的小说创作要以与以前不同的手法来写，而且要写像诗一样的小说。”于是，90年代末期，大江健三郎以独特手法另辟小说新径。这就是三部曲《奇妙的二人配》（《空翻》［1999］、《被偷换的孩子》［2000］、《愁容童子》［2002］）的相继诞生。这三部小说各有特色：《空翻》具有幻想小说色彩，《被偷换的孩子》的叙述带有私小说风格，《愁容童子》的浪漫色彩则尤为浓烈。三部小说的叙述者皆为“长江古义人”，内容涉及到“古义人”的亲朋，作家古义人的记忆与过去的山谷。记忆的追溯勾起了历史想象力，气势磅礴。小说叙述者“长江古义人”的“古义”，即从江户时代大儒伊藤仁斋的《论语古义》《孟子古义》书名而得来。大江健三郎的曾祖父曾使用《孟子古义》讲授过儒学。“长江古义人”即作为兰学派思想后裔回到自己的故乡，其含义非常深刻。此三部小说构思奇特，人物刻画非常粗犷。叙述近似于私小说手法，但内容迥异。
大江健三郎的文体特色以及他的小说方法，与他对同时代文学的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文体所作的革命性的挑战息息相关。在大江文学中，人的价值远远超出民族主义，这也是他的基本思想。大江健三郎决不会与任何改头换面的民族主义妥协。人类虽然缺乏准确的预知能力，但人类思想中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文学力量能激发并鼓舞人性。因为文学语言迥别于政治评价，政治出于本身目的，往往会抬高或贬低某种思想，甚至会压制文学。但日本战后文学为世界文学的一朵奇葩，其能量之大，不可低估。
（本文为演讲摘录）
作者单位：日本弘前学院大学，教授
（本文编辑 王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