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5年至今我一直在关注生活在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族群，我将其称之为“俄裔”。顾名思义，俄裔就是俄罗斯人的后裔。这个族群可以继续分为两个亚族群，一个亚族群是纯血统的俄罗斯人，按国籍可分为俄罗斯侨民（简称“俄侨”）、无国籍侨民和中国籍的纯血统的俄罗斯人。另一个亚族群是中俄混血人。“混血人”是民间使
如今生活在中国的俄裔绝大多数都是中俄混血人，比如在整个东北地区，据我掌握的情况，纯血统的俄罗斯人目前只剩下十余人，而中俄混血人可能高达数万人。新疆也是一样，2003年8月我在新疆做调查，全乌鲁木齐市三千多俄裔（俄罗斯族）中只有三人是纯血统的俄罗斯人。但历史上不是这样，比如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旧称额尔古纳右旗），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当地苏侨和无国籍侨民的村庄多达四十余个，而中俄混血人的村庄只有10个左右。
俄裔口述史的访谈套路
我做俄裔口述史带有随机性，但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套路，而且越到后来这个套路运用得越熟练，因为我逐渐发现，作为同一族群的成员，俄裔们具有十分相似的经历。当然相似之中还有不同，否则我只需做一个口述史就可以了，而这也正是我需要挖掘的。
通常，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祖上谁是纯血统的俄罗斯人？他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如果访谈人的母亲是纯血统的俄罗斯人，那么我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父亲和母亲是怎么认识的？他们是怎么结合的？第三个问题是：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洗没洗过礼？第四个问题是：你上过学吗？在哪儿上的学？第五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参加的工作？都做过哪些工作？第六个问题：你有几个兄弟姐妹？第七个问题：你什么时候结的婚？第八个问题：你有几个子女？第九个问题：50年代中期，俄侨是怎么离开中国的？第十个问题：你在“文革”中受过冲击吗？最初我并没有普遍地问这个问题，但俄裔们讲着讲着，话题就会转到这上面来。后来我发现俄裔口述史中最精彩的部分通常有两个：一个是他的父母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另一个就是他在“文革”中及其前后的遭遇。前者能提炼出两种文化碰撞、融合这个人类学永恒的主题，而后者则是这个族群的“苦难记忆”。我在北京大学听过人类学家景军的一个讲座，题目叫“苦难记忆人类学”。景先生称苦难记忆人类学发端于犹太人对二战的苦难记忆。俄裔们对“文革”中所经历的“苦难”的“记忆”为苦难记忆人类学提供了另一个鲜活的例证。尽管“文革”结束已近20年了（我做俄裔口述史始于1995年），但俄裔们并没有机会将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讲出来，很多人告诉我我是第一个来听他倾诉的人。
俄裔在“文革”中的遭遇常常伴随着种族歧视，但种族歧视并不限于“文革”期间。如果口述人在讲述他在“文革”中的遭遇时没有涉及种族歧视的内容，我通常会再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因为自己长得像俄罗斯人而遭受过歧视？
针对这样一个血缘―文化的边缘族群，我对俄裔的族群认同（包括国家认同）十分感兴趣，通常在“故事”结束之后，我会问一个有关族群认同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这样问：你去过俄罗斯吗？如果对方回答说没有，那么我就问：你想到俄罗斯定居吗？也可以有其他几种问法，或者将这几个问题都提出来。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你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你的祖国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第四个问题是：你认为中国好，还是俄罗斯好？
前苏联排华与俄裔的遭遇
中俄混血人有两个诞生地，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俄罗斯。中国人进入俄罗斯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越过中俄东段边界进入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东西伯利亚，另一个途径是乘船从山东半岛直接抵达俄罗斯远东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同闯关东一样，中国人称到海参崴为“闯崴子”。生活在哈尔滨的中俄混血人列娜（女，1924年出生）祖籍山东海阳县，其父亲年轻的时候一个人闯崴子到位于海参崴南不远处日本海中的一个岛上淘金子，后来与当地的一位俄罗斯姑娘，即列娜的母亲结婚。
俄罗斯排华始于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俄罗斯就有过排华事件发生，尽管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可靠的文献资料作为证明。列娜出生在俄罗斯，她在那座位于日本海的孤岛上已长到3岁。她说：“我那时已经记事，苏联人见到中国人就杀，我们先到海拉尔，然后才到哈尔滨，纯粹是逃难。”列娜出生于1924年，她3岁时是192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
中俄混血人之所以受到排挤，原因是前苏联并没有将他们认定为一个单独的族群，而是将其统统归入华人的行到，甚至在国籍的认定上，他们通常随了父亲，而不是母亲。出生在俄罗斯的中俄混血人是以华侨的身份进入中国的。
二次大战爆发后，生活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华人及其俄罗斯妻子和中俄混血子女受到排挤，他们中的一部分选择回到了中国。生活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的QCH老人（尼古拉，男，1926年出生，已去世）也是出生在俄罗斯的中俄混血人，他们一家是1935年回到中国的。那是一个冬天，他说：“我们和一家姓杨的，赶着马车，为了迷惑苏联红军，在抵达额尔古纳河对岸的一个村庄后，并没有马上过来，而是假装在那里住下。半夜乘苏军不备，赶着马车就往中国跑，但还是被发现，我们也顾不上后面密集的枪声，只是一个劲儿地用鞭子抽马，让它快跑。当马车跑到河中央――已进入中国境内，后面的枪声停止了。”
其他人则同生活在同一地区的朝鲜人和日本人一道被集体迁往前苏联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和中亚其他加盟共和国。我曾经看过一个材料，说朝鲜人被迁到哈萨克后，一下火车就紧紧抱住苏联士兵的大腿，说：天哪，这地方能种水稻吗？之后他们有许多人通过伊犁（霍尔果斯）和塔城两个口岸移民中国新疆。据我2003年8月调查，生活在乌鲁木齐的三千多俄裔，除两家为河北人外，其他家庭都是山东人，甚至有很多人是东北义勇军的后代，当年东北义勇军撤退到前苏联后大都在当地娶妻生子了。生活在伊宁市的卡利娅（女，1940年出生，已去世）是出生在当地的中俄混血人，1933年，她的父母和姐姐就是通过这一途径回到中国的。
“文革”期间及其前后的遭遇
正如在俄罗斯中俄混血人被视为华人一样，在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生活在中国的中俄混血人却被看作是俄国人。而中俄混血人作为一个族群在历史上的遭遇，几乎都与其所在国家主流族群对他们的认知和态度有关。特别是当两个主流族群产生矛盾时，生活在两个族群之间的边缘族群的厄运就不可避免地降临了。一位中俄混血妇女在讲到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时，曾感慨地对我说：“在中国，我们不被看作是中国人；到了俄罗斯，我们反倒被当成是中国人。”
俄裔在中国的厄运始于中苏关系的破裂。1962年，新疆发生了中国边民逃往前苏联的“伊塔事件”。“伊塔事件”之后，那些在党政机关，特别是在军队和公检法部门工作的具有俄罗斯血统的人即被从这些部门清理出来。卡利娅的丈夫，一位纯血统的俄罗斯人就是这时被从公安部门清理出来，之后被下放到农村的。卡利娅这时也被下放到农村。相同的遭遇使他们对对方产生同情，并最终走到了一起。生活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的PHC（阿列克谢，男，1934年出生）是一位中俄混血人，以前他曾在当地的体委工作，是一名干事。“伊塔事件”之后他被迫离开体委，之后全家被下放到位于额尔古纳河畔的一个小村庄。HXZ（沃利亚，女，1936年出生），又一位中俄混血人，她的情况与PHC刚好相反，他们一家原本生活在额尔古纳河畔的另一个村庄，但由于他的丈夫是纯血统的俄罗斯人，“伊塔事件”之后，他们一家被指责为“颜色不正”而被迫迁往一个远离边界的村庄。
“文革”开始后，生活在中国的俄裔不是被打成苏修特务，就是被打成里通外国分子。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还有一个特殊的罪名叫“米吉斯共和国成员”。米吉斯是俄语“混血人”的意思，据说是一个小伙子酒后失言称“我们是米吉斯共和国”，于是造反派开始在额尔古纳全境搜查并逮捕了大批“米吉斯共和国的成员”。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俄裔聚居的村庄都有造反派私设的监狱，被抓进监狱的俄裔被带上了造反派们自制的手铐和脚镣，待遇好的白天能下到地里干活。有一个年仅11岁的少年也被关进了监狱。
我每一次到额尔古纳市都要去看望该市第一中学退休俄语教师王秀枝（伊林娜，女，1943年出生）。王老师有一个儿子，眼睛斜视，王老师告诉我：当年她是以米吉斯共和国女秘书的身份被抓起来的。当时她正怀着儿子，曾被多次吊起毒打，结果儿子一出生就落下斜视的毛病。还有一个妇女，也是怀孕，在一次被吊起毒打时，胎儿被打下，当场死亡。当时正值隆冬时节，胎儿的尸体被造反派在雪地里拖出几十米远，留下一道鲜红的血痕。
另一位生活在哈尔滨的退休俄语教师LJY（柳芭，女，1932年出生），1966年“文革”开始后，她的父母和弟弟移民前苏联。LJY和姐姐因为已婚暂未与父母同行。父母到苏后给李发来邀请，李拿着邀请函到哈尔滨市公安局办理手续，哪知公安局已被造反派占领，李一到公安局即被抓起。她在造反派私设的监狱里关了一年。那时候她的外甥经常到监狱给她送饭，她怕外甥也被抓起，于是常在心中求显圣者尼古拉保佑她的外甥平安。直到今天，尼古拉的圣像还被她供在自家的圣像台上。
附：郝春发“叛国投敌”案
“叛国投敌”这个字眼，对于时下的年轻人恐怕是十分陌生的，但是对于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多少都能唤起一些记忆。
黑山头是位于内蒙古额尔古纳市西南部的一个村庄。离黑山头不远是清雍正年间设在额尔古纳河畔十二座“卡伦”之一的四卡，四卡对岸是俄罗斯的旧楚鲁海图镇。早在清代这里就已被辟为中俄贸易口岸。
同所有俄裔聚居的村庄一样，“文革”初期黑山头也有一座造反派私设的监狱。监狱里关押着一个叫郝春发的“犯人”。他那时已经在监狱里关押了一年了，有一天放风，他突然看见监狱的墙上赫然被贴上了7个大字块：立刻枪毙郝春发。他决定逃跑，逃到前苏联。白天看押他的是两名年轻的小伙子，他们看得很严，即使是上厕所也要由其中的一个人跟着。到了晚上，换上来一个老头，他是当地小学校的校长，外号叫“迷糊”。夜半时分，郝春发提出上厕所，那个老头困得要命，正在打盹，就让郝一个人去了。郝乘机逃出监狱，沿着根河（额尔古纳河右岸支流，发源于大兴安岭伊吉奇山西南侧，全长427.9千米，于四卡北12千米处汇入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右旗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额尔古纳右旗志》，P57，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年）向额尔古纳河方向逃去。
郝经过家门时也没顾得上回家与亲人道一声别，只顾拼命地向前跑。没跑出多远，即有“追兵”在后面追来，左边一辆摩托车，右边一辆吉普车，但郝并不担心，因为他对这一带地形很熟，而且距离额尔古纳河也没有多远了。
不久到了一个“鱼亮子”（一种用木杆搭在河中呈栅栏状的捕鱼工具，可兼作桥用），这是郝同其他社员去年搭的。郝手扶着鱼亮子，不一会儿到了根河对岸。在额尔古纳河中离河岸不远有一座小岛，小岛虽然离中国领土近，却属于前苏联，并且岛上还有一座铁制的苏军?望塔。真是天助他也，当时正是初冬时节，额尔古纳河在那一年第一次结了冰。冰结得不算结实，而且只有靠近岸边的浅水区才结了冰。郝三步并作两步跑上了这座小岛。郝告诉我：如果他当时跑得慢，就会落入水中。
岛上没有苏联哨兵。这时?望塔上的电话铃响了，郝爬上?望塔，拿起了电话，用十分流利的俄语向对方讲明了自己的处境。没过多久即有苏联士兵上岛将他接走。
苏方给他换上了新衣服，还好吃好喝地招待他，又领他到各地参观。这一切的目的是发展他为特务，让他潜伏回中国，为苏方搞情报。郝不从。郝说：虽然当时中苏两国关系已经破裂，但双方都还遵守着以前的协定，如果有边民逃往对方国家，对方国家应将其遣送回本国。
郝被从满洲里遣送回中国，在监狱的小号里关押了一年。一年之后以“叛国投敌”罪被判入狱，在哈尔滨一座劳改工厂里改造了10年。“文革”结束后郝被平反，回到家乡，与父母、妻儿团聚。
这是我做的最成功的一个口述史，我每次要提问，都被郝用手势打断。他事后告诉我：“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知道你想知道什么。”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