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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峻:挖掘李庄精神

2010-02-07 18:57:00 来源:博览群书 ○张弘 我有话说

抗战期间,中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以及中央博物院,同济大学、营造学社等乔迁于四川宜宾一个小镇――李庄,并在那里安居了6年时间。其中,由傅斯年掌管的史语所,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在学术研究方面均硕果累累。

很长一段

时间,李庄这段光辉的历史被世人所遗忘。这些年,随着四川作家岱峻的系列文章,以及《发现李庄》(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再版)的面世,《消失的学术城》(百花文艺出版社)、《李济传》(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出版,李庄逐渐为人注目。近日,本刊访谈了岱峻。

岱峻,本名陈代俊,四川资阳人,毕业于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供职于四川政协报。

在矛盾和沟通中相互融合

问:《发现李庄》中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为祖师殿翻盖瓦房的泥水匠爬到屋顶上,看到同济医学院师生在做人体解剖试验。于是谣言四起,说“下江人”到乡下捉人来吃,接着来了两个营的军队戒严。后来,傅斯年提出堵塞不如疏导,利用展览的形式很快消除了误解,使谣言不攻自破。此外,李济的两任房东都很刁蛮。从这些事来看,学术机构在李庄,遭遇到了科学与迷信,现代文明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冲击。你如何看这种矛盾?

岱峻:国家最高学术科研机构迁在西南边陲一个小小的村庄,这种事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其间遇到的困难,诸如环境的落差、贫病兵匪的威胁、科学与迷信的冲突、精英学术与乡邦文化的隔膜等,层出不穷,难以想象。解决这些问题,一是有国家机器的支持,比如地方政府协调、军队保护、物质供给;二是迁到李庄的学术科研机构,对地方的依赖性也不很强,即使彼此有些误会,似也不伤大雅。

就在外来者中,也有德日学派(同济大学)和英美学派(史语所、社会所等)的?格。在中研院内部,也有陶孟和与傅斯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傅斯年与李济在板栗坳演出的“全武行”、吴定良苦心孤诣筹备多年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终成泡影……但这些矛盾也显示了人性的丰富性,而各种矛盾最后也统摄服从于全民抗战这个大背景。于是在这个弹丸之地,人们又彼此妥协、沟通、融合,朝着一个大的目标艰难前行。

问:你觉得,这些机构扎根李庄,以及学术工作者和李庄女性的通婚,对于李庄的乡民和乡绅社会来说,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岱峻:这些机构尽管扎根李庄长达6年,一批研究人员和李庄女性通婚,的确给李庄带来不小的变化,如文明水准和文化素质的提高,眼界的开阔,一些环境条件的改变等。人员的交流,比如罗哲文是宜宾当地的高中生被梁思成招为练习生,现在是古建泰斗。李庄当地人刘渊临跟史语所最后到了台湾,成为甲骨文专家……

但这种变化毕竟有限,只是量的积累(比如在少数几户家庭),还没对社会产生质的改变。一个地方文化的形成,是逐步接受逐步发展的过程。一个错位的时空,就像夏天的一场雨,太阳一出,很多东西都可能蒸发得干干净净。我在书里写道:“第一次走进李庄,几乎叫做空手而归。有一次,我在板栗坳的山路上,遇到了一个当地的老乡,他问我,‘你是收旧门窗的吗?’我还向一个村干部打听当年的中央研究院,他说,‘哎呀,老师你开玩笑,中央的人怎么会到我们这儿来呢?’”研究人员与李庄女性的结合,也不值得特别赞美,其中虽也有神仙眷侣比如逯钦立娶罗南陔的女儿罗筱蕖,但有的婚姻质量并不高,只是“将就”而已。对此,傅斯年当年就极不赞成,他怕特殊时空的错位会酿成年轻人日后的婚姻悲剧。这种事,与“文革”中大学、科研机构办在农村一样,与女大学生嫁给农民等相似,成功者肯定有,但概率不一定高。

问:史语所在生活条件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为什么?是否可以用董同?的“要以抗战的精神来读书做学问”来解释?

岱峻:我同意你的看法。那批学人首先是有一种文化的自觉,以抗战的精神来读书做学问,有“忧道不忧贫”的高贵精神、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更大的原动力则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读书治学,为民族复兴储能,是那批学人的行为理性。正是有此精神动力,才会在山乡僻野崛起一座现代学术城。历史上一段黑暗时期,竟成了中国学术发展的一次机遇。

谈到史语所学术科研的成功,还有下列几个条件:

其一,进史语所的门槛高,每个人都经过傅斯年的严格挑选。创办史语所,傅斯年首先聘请了陈寅恪、李济、赵元任、李方桂、董作宾、徐中舒等著名学者领导或参加各组的研究工作。同时也注重对年轻研究员的培养。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曾深有感触地说:“三四十年代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一个人才荟聚的宝库。所长傅斯年先生雄才大略,学问眼光好,又有政治力量和手腕。他以‘拔尖主义’的原则,遍采全国各大学文史系毕业的年轻菁英学者,把他们收集所里,专门集中精力作研究工作。所以三四十年代被他拔尖入所的学者多半是绝顶聪明,读书有成,性情淳朴、了无机心的书生。……高去寻、劳?、丁声树、张政?、陈?、董同?、严耕望等先生都可为代表。这批人才的储集,可以说是傅斯年先生对中国史学上最大的贡献。”

其二,傅斯年经营史语所,对治学方法、研究方向、课题选择甚至参考书都考虑得很细。在他手下,有压力,也容易出成果。对此,李济谈到:“他具有超人的组织能力及对于现代学术的深切了解。他最知道,现代的学术,尤其是科学的工作,如现代的战争一样,是集团的,不是个人的。在他领导下的一切工作,都从选拔人才及组织入手。无论是办研究所或大学,他总是像一个设计的总建筑师经营一个伟大的建筑一样,有一套完整的蓝图,并且与他的工程师充分地合作,按部就班,一段一段地,完成他的计划。”胡适也评价傅斯年办史语所,实行了英国培根所讲的“集团研究的办法”,“培根三百年前的理想,到了一百多年前才由世界上一般先进国家慢慢地做到,孟真在中国做到了”。

其三,史语所有一座战时中国最好的文科图书馆。邓广铭写道:“我跟傅先生去,除了想求得他指导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北大、南开、武汉大学南迁,都没有带图书资料去,后方南迁的,只有史语所带了个图书馆,大家都要利用它的图书资料。”董作宾曾撰文介绍板栗坳的史语所图书馆:“这是第一院,是山村入口的第一所,而且是一所最大的房子。大门是一排九间,门内的大厅,也是一排九间,中间的七大间是汉籍书库,这无疑的要算大后方惟一的文史图籍最完备的图书馆。再后一进是西籍书库,还有些善本书分存第三院。这里共有中文书十三万多册,西文书一万多册,中外杂志二万册,因此,除了史语所同人阅读之外,许多有关系的机关团体,都有人在这里研究参考。――这一座精神食粮的仓储,中国文化的宝库,到现在真算是能够供应当前的需要而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也不负十年前傅孟真(斯年)先生购求时每册书必经他亲手审择,和近年来数万里辗转迁运,爱护保管的一片苦心了。”

四是有与国外学术界交流的平台。史语所有一批外籍研究员,如伯希和等,与欧美国家的学术机构建立着互惠互利的学术交流关系。即使在李庄板栗坳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还接受了印度的访问学者,接待过费正清、李约瑟和英国博物馆馆长Jayne等。

问:在我的印象中,知识分子在民国早期收入很高。抗战期间,李庄的知识分子、西南联大的教授都十分贫穷。这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岱峻:战前,中研院职员的薪俸是很高的。按1930年7月2日颁布的标准,书记的月薪是30-60元,事务员、助理员60-180元,专任编辑、技师120-300元。专任研究员最高月薪可达500元。那时一般人的收入,石璋如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殷墟发掘时写过,一般民工月薪是5个大洋,小学教员是15个大洋。

后来,国民政府发出通知,国难期间的生活费暂按以下规定执行:薪金60元以下者照发;60元以上者暂支60元。战时知识分子的地位,又沦落到“七娼八丐九儒”的处境。

被遗忘的李济和不无偏颇的傅斯年

问: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大陆被淡忘,主要原因在哪里?

岱峻:近年来,关于李济的话题逐渐为学术界、文化界和大众传媒重视,重申李济对殷墟考古发掘的贡献,《李济文集》等著作也在内地出版。耐人寻味的是,李济自1949年播迁台湾,建立起台湾考古学体系,作为台湾的学术领军人物,曾一度官至“中研院”代院长(1958年),而此前不仅是大陆,就是在台湾也没有一本关于他的传记、年谱或回忆录问世。

分析原因,在大陆,是那场改朝换代的暴风骤雨,转瞬间它涤荡了过去时代的所有痕迹。1950年后,当《中国通史简编》《沫若文集》等书再版时,删去了原来关涉李济的全部文字;上海鲁迅纪念馆开馆时,挂出鲁迅与杨杏佛的合影,裁去了三人照左边的李济;西安易俗社悬挂的“古调独弹”匾额,捐匾的12人中涂掉了李济的名字……提到李济,总是作为政治批判的靶子。2005年台湾文人李敖访问大陆的前一天,他还在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中,啐李济的口水……

而今,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钱穆、傅斯年、梅贻琦、赵元任等早已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唯独李济仍鲜为人知。其中一个原因,或在于他是个纯粹的学者,始终躲闪着政治风雨,1949年幸免于被宣判为“文化战犯”的命运,也没有像胡适那样在50年代受到数亿人的口诛笔伐变得家喻户晓,因此很快就淡出了大陆学术界。

在台湾,李济虽是“最后一个迷人的重量级的学阀”(李敖语),但他“不留情面”、“直道而行”的狷介性格,仍“是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宋文薰语)。他是纯粹而严谨的学者,所从事的考古学、人类学的专业鸿沟也总会令人望而生畏。

  问:你在书中写道了李济和傅斯年的矛盾。你怎么看?

  岱峻:明人苏竣在《鸡鸣偶记》中把朋友分为四类:“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死生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和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李济为人主张“直道而行”,傅斯年又称“傅大炮”,两人是一种畏友的关系。

1928年,李济从欧洲回来路过广州,与傅斯年一见如故。李济评价傅斯年,“他是认识到东西方文化彼此间的不同并具体设法使这两种文化结合的中国学者的范例。”而傅斯年夯实了“想请他担任我们研究所的考古一组主任”的决心,此前他在李济与金石学家马衡之间掂量不定。

40年代初,李济的两个女儿相继在昆明和李庄去世。傅斯年见他情绪低落,曾与他作过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劝他外出考古,移情西北。这件事更增添了李济对傅斯年的信赖和亲近;但两颗心靠得太近,反而更容易受伤害。不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中博院筹备处在南京成立时,傅斯年兼首任主任;1934年7月,李济接任主任,仍兼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史语所和中博院的关系始是父子,后为兄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规模的田野发掘转入室内整理后,做田野的就分成两拨,一拨在史语所考古组,一拨如郭宝钧、尹焕章、赵青芳等转入中博院。过去一家人吃饭,李庄时期分灶自理,一处在山上板栗坳,一处山下张家祠,天长日久,难免不衍生是非。

1943年,史语所与中博院等合组西北考察团。6月中旬,为晒印敦煌照片,考察团的中博院职员曾借用史语所考古组照像室的两种药料。傅斯年本可睁只眼闭只眼,但他却一副“亲兄弟明算账”的作派。6月20日,他约李光宇上山,询问此事原委。李光宇是李济的远房侄子。投鼠忌器,当傅斯年觉察时忙致信李济,“向兄请罪,敬乞曲谅。”李济回应,“自当由弟负责偿还,拟明日亲往觅购”,解释中犹有抱怨:“照像室管理事,除饬李连春赶紧造具清册呈送钧览外,并祈即派一品学较优之人严格管理,以维公物”。李济第二天在史语所的所务会上指桑骂槐,向办事员汪和宗发难。傅斯年气急败坏。两人信来函往,笔战不止。最后傅斯年上告朱家骅要求查办,还惊动了李济年迈的父亲。重庆中研院总办事处代理总干事叶企孙回函傅斯年:“关于向博物院索回木匠之米代金事,兄及汪君毫无作弊之事实嫌疑及动机至为明显。济之兄随意诬人,殊属失当。但亦只能假设此因心绪不佳所致而原谅之。”

林徽因在给友人的信中谈论过这类事:

1943年春天,在逃难来李庄的研究人员中间包括他们的妻子们在内,染上了一种最终导致争吵、愤怒、谩骂和友谊破裂的煽动性流言蜚语。这是一个思想偏狭的小城镇居民群。最近,一些快乐的或者滑稽形式的争吵已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发展到一种完全不相称的程度。我很怀疑,是不是人们在一个孤岛上靠十分菲薄的供应生活,最终就会以这种小孩子的方式相互打起来。

时局艰危,供给匮缺,交通闭塞,内心煎迫,急中生乱,借此宣泄,也许是形成“孤岛心态”深沉的社会原因。而李济一家的悲情是当时所有中国知识分子谈论的话题。这场“误会”,并没伤及两人的友谊。李济终身感激傅斯年,他后来曾坦诚地说,“是因受傅斯年之聘主持殷墟发掘而得以施展抱负的,如果没有傅斯年的帮助,自己在考古学方面的成绩肯定要小得多。”1950年傅斯年去世后,李济在《值得青年们效法的傅孟真先生》一文中写道:“他手创的及毕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过去的工作成绩,已能使欧洲的汉学家再也不敢低视中国学人的工作能力。十余年前,有一个美国学者曾告诉我说:你们中国有傅所长这种人,你们的前途是无限量的!爱慕傅先生的青年们,切莫要因为傅先生去世,使外国的观察家换一种说法。”

李济与傅斯年是共事了二十多年的畏友诤友。上世纪90年代的史语所所长杜正胜在回顾傅斯年志业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从现在保存的档案分析,史语所创所四巨头(指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四位)中,学术观点和发展策略与傅斯年最契合者,恐怕要推李济。”

  问:根据你的研究,两人的矛盾使得傅斯年迁怒李济的学生田野考古第一人吴金鼎,在职称问题上压制他,并改变了其人生轨迹。在这件事情上,应当怎样看傅斯年的作为?

  岱峻:对吴金鼎的业绩,同仁多很佩服,如石璋如评价:“吴先生是龙山文化的发现者,――直到现在为止,在田野工作上来说,称得起是田野考古第一人。”

吴金鼎为何要离开李庄,离开史语所,离开了田野考古工作?李光谟曾告诉我:

吴金鼎离开李庄或许有些别的原因。他原来是专任副研究员,1942年史语所给他转成“技正”。不知这会不会对他的积极性有所挫伤?他们两口子特别恩爱。在山东做考察也带着夫人,那是在出国以前了。后来夫妇俩都去了英国。夫人陪读是自己掏钱。回来后,为了照顾吴金鼎,帮助整理材料,帮着分类,但是夫人从来不要公家的薪水,完全是尽义务。给他转为“技正”,这么限制他,他肯定留不下来。像吴先生这么一个优秀的考古学家为什么傅斯年不留他?这些事好像都可以找到原因,但要细分析起来又什么都说不清楚。

吴金鼎是李济唯一的亲传弟子。从李光谟的欲言又止的神态上猜测,会不会缘于李济与傅斯年的矛盾?我从史语所的档案中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1941年2月1日,史语所召开年度第一次所务会议,“决定聘丁声树为专任研究员(李方桂提)、聘芮逸夫陈?劳?为专任副研究员(傅斯年等提)、聘吴金鼎为专任副研究员(李济提)”。1942年1月19日,史语所函总办事处:“拟改副研究员吴金鼎君为技正,助理研究员全汉升为专任副研究员,请补呈院裁夺。”1月29日,傅斯年给吴金鼎写信,解释“发予技正聘书之原由”。按中研院薪俸标准规定,技正最高每月400元,而专任研究员则是每月500元。由专任副研究员改为技正,实际上是断了晋升的阶梯。2月12日,吴金鼎回函傅斯年:“屡蒙先生及所中师友一再嘉许奖励,嗣后更当努力学业以报知遇之雅。”

1943年1月12日,吴金鼎致函傅斯年:“琴台发掘报告鼎所担负部份约于本年三四月间可以草就,此间事完结后,再一步工作维何,极盼所中早日指派以便预先筹备。”同一天,傅斯年致电李济,“历年旧例,本院与人合作(名称)皆列在前,此次本以川博为主体,但本所应在中博前,乞改正。余均欣佩赞同,祝发掘成功。”这件事可看出傅斯年与李济各自的心思。我猜想,依傅斯年“迁怒”的性格,回复吴金鼎的信多半不会有好气。于是才有吴金鼎3月6日的信说:“所中经费,深能体会,数年来深感经济压迫,国家情形如此,现决意投军委会战地服务团,谅必能见允。”

神仙打仗,凡人遭殃。跳出三界外,不在此行中。这或许就是吴金鼎投笔从戎离开史语所的真实原因。抗战胜利后,他应母校之邀在成都华西坝主持齐鲁大学复员工作。他致函傅斯年:“胜利消息传来,实可喜可贺,现已呈请上峰乞脱军籍,谅可邀准,惟以母校齐鲁大学年来迭经风波,拟趁机略尽绵薄,谨此请求准予解除技正职务,等半年或一年后,再听命从事田野考古。”从信中看,他对“技正职务”始终难以释怀。

除了对待吴金鼎的不公,傅斯年在处理游寿的问题上同样也有失当之处。

1943年8月21日,游寿由中博院借调到史语所。去史语所,游寿多半是出于学术上的考虑。游寿是负气离开李庄的。1946年10月4日,游寿掷给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代理所务的董作宾一纸嗔言:“平生志在为学,岂较区区作驽马恋栈耶,岂效无赖汉专以告讼为事,即日离渝归东海。”

其所以然,一是性格原因,一是时代原因。傅斯年性格硬直,嫉恶如仇,遇事火爆,难以自制。在“抗战建国”的旗帜下,民族主义统摄各种阶级和社会矛盾,威权主义也被泛化和强化,并在很多程度上赢得人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傅斯年也成了史语所“威权”的化身,史语所的人敬他怕他,“槛外人”则传他恶名,称他“学阀”。这是一柄双刃剑,在血刃仇寇时,大气磅礴的傅斯年,不畏权势,“虽千万人,吾往矣。”但有时也会误伤同志。此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问:史语所成绩卓然,与傅斯年有很大关系。在你看来,傅斯年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岱峻:傅斯年是五四那一代人,他受胡适最大的影响也许莫过于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当时,新文化运动有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李大钊、陈独秀等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篇,在“主义”层面上,使新文化运动走向救亡与启蒙运动;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在学术文化的“问题”层面上,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

傅斯年是胡适“新学术之路”的实践者,从1928年到1937年上半年,他缔造和领导的“史语学派”,实现了“争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的豪言壮志。史语所历史组整理明清大内档案,校订了大量史籍,提高了史学标准;语言组调查了中国东部12个省的方言和西南地区的土语,采集了许多边疆少数民族语言,用科学的方法对各种方言进行分析;李济带领考古组和中博院在安阳进行了15次殷墟发掘和3次山东城子崖发掘,发现了大量国宝,使纪元前1400年来的殷代传闻变成信史。史语所因而获得法国法兰西学院的“儒莲奖”。

流寓李庄,谔谔之士傅斯年肩负着“衣冠南渡”的历史重任,成了知识分子服膺的精神领袖。“史语所刚迁到南溪县李庄的板栗坳,傅斯年坐镇重庆,遥领史语所,如同下盲棋,运筹帷幄需要更多的心智。……千头万绪,几乎每一两天都要和李庄通一封信。”在“请名家”不易的情况下,傅斯年改行“找新才”的原则,赏识和激励后学之士。学者周法高、严耕望、王利器、陈?等人,都是在傅斯年的教诲下选定了终生从事的学术道路,并成就名山大业的。傅斯年仗义行侠,在物质极度欠缺的情况下,还不惜卖书来接济朋友,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和董作宾一家都曾受到过他的雪中送炭的温情照顾。傅斯年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积极阐述抗日救国的政见,还提笔为文,被称作有军事知识的文人。他不惧权威,大义凛然地弹劾孔祥熙。政治上他急流勇退,谢绝蒋介石招任政府委员的好意,回到史语所,闭口不谈政治。即便后来到了台湾,他也不卑不亢,迎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时,“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傅斯年既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两种思想在他身上都同样表现充分,这就导致了他最后的悲剧命运。

问:如果说,从文化和学术的角度,存在着一个内涵丰富、弥足珍贵的“李庄遗产”,那么它的内涵是什么?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继承和发扬?

岱峻:“中国李庄”,不仅是一个地域的概念,也是凝聚着抗战文化人心中永志难忘的爱国情结。概括李庄精神,那就是旧时中国知识分子“忧道不忧贫”的理想主义情怀。

时穷节乃现。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群体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觉担当。对于蛰处李庄的学人群体来说,尽管亦有如考古学家吴金鼎等投笔从戎和同济学子慷慨从军等悲壮之举,但更多的则充分体现出了胡适所倡导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国的事业需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梁思成、童第周、董作宾、董同?、李方桂、马学良等在某一方面研究的领军人物,都是在物质极度匮乏、身体状况非常羸弱的情况下,进行田野考古或独立研究,完成了开山之作或扛鼎之作,奠定了某一学科的基础的。甚至像李济,战争与疾病夺去了他两个可爱的女儿,仍没有耽误手头的殷墟考古整理与研究。

同时,“人文荟,歌壮烈。绩弦诵,声未绝。念李庄父老,萍水扶协。”知识界勇于为学术献身,为民族文化之命运担当,另一端的普通民众,也对知识界表现出惯有的尊重与礼遇。乡绅这个阶层亦儒亦民的身份,使他们在沟通民众与知识界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联系作用。

“李庄精神”,表现着对国家民族一种深沉的爱。今天无论我们持守什么样的价值观,有意义的人生总离不开对真理和智慧的追求。只有树立对真理和智慧的信仰,才会历经挫折而决不轻言放弃,才会在日益纷繁喧嚣的当下而守候自己的精神家园。同时,要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执著于正在做的事,一步一步踏实地走下去,以求在静夜,触摸心怀,无愧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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