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现当代诗歌的程光炜教授，1998年在《读书》杂志第3期发表一篇题为《诗人李白凤先生》的文章，《散文选刊》1998年第6期做了转载。同年，苏州读者秦兆基在《读书》杂志第6期“说《读书》”栏目发表《文章如何做》一文，对“程文”中一些不符合事实的说法（如把李白凤去世日期提前2年、无中生有地说李白凤是西
李白凤先生的卒年
程光炜在《吊诗人李白凤先生》一文（以下简称“程文”）开篇和末尾分别指出：
我与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李白凤先生素昧平生，1976年秋，他以被赶出校门的前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当时开封街头拉板车老头的低贱身份殁于逆境之中时，我还是一个毫无前途的知青；一年多后，当我考入这所大学的中文系时，李先生的名字似乎早已在那里销声匿迹，像一片冬天的残叶，不复存在了。
……
就在“四人帮”即将倒台之际，他在一个只有家人知道的寂寞的傍晚悄然而去，甚至没有留下一句话。是的，在一个即将到来的不同的时代面前，一个微不足道的尚未恢复身份的老人的去世，大概是不会惊动什么人的。
很显然，在程教授的笔下，诗人李白凤是1976年秋以“开封街头拉板车老头的低贱身份”死去的。一个名诗人、一个老教授，在彼时彼地如此死法，着实让人扼腕痛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程文”把李白凤去世的时间整整提前了2年！
李白凤夫人刘朱樱在《忆李白凤》（载《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1期，下同）中明确写道：
1978年4月的一天，接到姚雪垠同志从北京来信，告诉白凤郑州大学领导已同意让他前去担任历史系古文字学教授。他高兴得不知所措。他暂时放下正在写和整理的书稿，赶写授课用的讲义“论说文解字”。
……
6月下旬的一天，老友吴奔星到河大讲学，特地来看望白凤。久别重逢，激动的心情无法形容。他们亲切地谈着，谈着白凤康复后的工作，白凤悲痛地说：“你再不来，我就要进火葬场了……”奔星安慰他好好治病，早日康复，再来看他。奔星临走时，白凤拄杖送出大门口，依依难舍。
由于白凤心情太激动，竟忘了自己还在病中，又夜以继日地写起讲稿来。字体是歪的。一次朋友给他照像时，发现他的双腿已不当家了。不多日，病情转危，大口呕血处于昏迷状态，他的心血确实熬尽了。在朋友佟培基、学生王宝贵、杨英侯的相助下，用小轿车急送155医院，经过三天三夜的抢救，终于医治无效，于8月18日与世长辞。100多友人参加了追悼会。
从诗人夫人的第一手材料来看，诗人李白凤逝世于1978年8月18日，生前已经开始为赴郑州大学讲授古文字学进行备课工作。
李白凤和鲁迅过从甚密吗
“程文”还有如此叙述：
1983年夏，我偶遇李先生的公子，在驻马店师专任教的李老师，听到了一些李先生的事。据李老师回忆，李白凤先生三十年代与鲁迅先生曾过从甚密……
然而，遍查《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集》等书，和鲁迅交往密切的人的回忆文章，李白凤自己的著作，以及介绍李白凤生平的文字（比如2002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河南大学作家群》中的“李白凤：银色的凤凰”专节等），都没有发现李白凤和鲁迅交往的端倪，更不用说过从甚密了。在刘朱樱《忆李白凤》一文中，涉及鲁迅的，仅如下一段：
白凤在青岛高中求学时，就刻苦读书，热爱新诗，阅读了很多中外名诗人的诗集和古诗词，对书法、篆刻是精益求精。创作的诗歌和散文常发表在《青岛日报》。他在课余时间，经常到一传播进步文化的“荒岛书店”去浏览，书店经理杜宇先生介绍他阅读《资本论》、《铁流》、《毁灭》等进步书籍，还有鲁迅先生的作品。这对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只不过说明李白凤高中期间阅读过鲁迅作品而已。
如果要说李白凤曾和哪个现代文化名人过从甚密的话，那只有柳亚子了。那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因为李白凤抗战时期在桂林教书的时候，和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同事，又经人介绍，因此和柳亚子认识，并多次共同参加桂林的文化人活动。李白凤曾在1965年6月把他和柳亚子的交往过程写成《柳亚子在桂林》一文。
李白凤经常在《现代》上发表诗歌吗
“程文”在叙述了李白凤和鲁迅过从甚密之后，接着又说：
与《现代》的戴望舒、施蛰存等的来往也是比较频繁的。因艺术旨趣接近，又属同龄人，他经常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诗作，并颇得诗名。
我们知道，戴望舒、施蛰存都是1905年出生的，而1914年出生的李白凤1934年考入北平民国学院国文系学习时，1910年出生的林庚是他的老师。在这里，李白凤和年长他9岁的戴望舒、施蛰存是否可以算做同龄人的问题，我们姑且不论，问题是李白凤究竟是否“经常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诗作”？
刘朱樱在《忆李白凤》中指出：
1934年白凤考入北平民国学院国文系学习，授课教授是林庚先生。他们在新诗创作方面谈得很融洽。白凤除了把课程学好外，就致力于新文学创作，写的新诗常在上海《新诗》、《诗至》（原文有误，应该为《诗志》――笔者按）、《现代》等刊物上发表。主编《现代》的施蛰存先生对白凤的诗是赏识的，后书信往来成了朋友，他得到施先生的教诲受益不浅。
按照以上说法，李白凤是有诗在《现代》上发表的，且施蛰存先生对他的诗“赏识”。
至于施蛰存本人，他在《怀念李白凤》（《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1期，下同）中这样说：
一九三三年，我在上海主编文学杂志《现代》，每期都发表一些有新倾向的诗歌创作，造成了新诗坛的所谓“现代派”。文艺界的舆论，对它毁誉不一。李白凤是当时写诗很起劲的一个。他最初从北京寄稿来，不久，来到上海，我们便成了朋友，至今已历四十多年，尽够算是老朋友了。
很有意思的是，施蛰存只是说李白凤“当时写诗很起劲”及“他最初从北京寄稿来”，并没有明确说他是否有诗在《现代》发表。
要确定李白凤究竟有没有诗在《现代》上发表，最好的方法是找到《现代》杂志查询。但《现代》自1935年停刊至今接近75年，要找到成套的《现代》杂志并不容易。不过，研究《现代》及“《现代》派诗歌”的论者不少，“曲线”求之，未尝不可。比如，现代文学史家、诗人吴奔星曾撰写有《中国的〈现代〉派非西方的“现代派”――兼论戴望舒其人其诗》（见《中国现代诗人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一文，其中对《现代》上发表诗歌的作者做了详细统计：
《现代》杂志从1932年5月创刊，到1934年10月第5卷6期终刊，共两年零五个月，计29本。据施蛰存同志在1984年10月30日晚间于病榻告诉我说，《现代》杂志在他离开之后，又有人接编了两期，一共33本，上海书店已经准备影印。但他说的别人编的两本，我还没有见过。施蛰存编的《现代》除译诗外，共发诗176首，作者71人。且按出现先后开列于后（人名后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发诗首数）：戴望舒 （14）、施蛰存（9）、朱湘（2）、严敦易（2）、莪伽（艾青） （10）、史卫斯（3）、何其芳（2）、曦晨（1）、郭沫若（2）、李金发（6）、臧克家（3）、陈琴（1）、侯汝华（3）、龚树揆（1）、伊湄（2）、洛依（2）、宋清如（清如）（6）、吴惠风（2）、钟敬文（1）、金克木（11）、孙默岑（1）、林庚（5）、陈江帆（5）、水弟（1）、李心若（20）、吴汶（3）、欧外欧（1）、爽啁（1）、南星(3)、少斐（1）、放明（1）、舍人（1）、林加（1）、李同愈（1）、王一心（2）、次郎（1）、吴天颖（1）、王振军（1）、杨志粹（1）、林英强（1）、辛予（1）、杨世骥（6）、玲君（1）、王华（1）、路易士（2）、汀石（1）、金伞（1），刘际?（1）、李微（1）、沈圣时（1）、严翔（1）、黑妮 （1）、郁琪（1）、钱君?（3）、禾金（1）、王承曾（1）、吴奔星（1）、周麟（1）、许幸之（1）、老舍（1）、宋植（1）、老任（1）、叶企范（1）。
其中，并没有李白凤或李白凤的笔名。
由于吴奔星的统计还差了施蛰存去职后的两本《现代》杂志，因此我们还是无法就此判断李白凤无诗歌在《现代》上发表。好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曾出版过《〈现代〉诗综》，收录了上个世纪30年代《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杂志上所有的诗歌作品及译诗。然而，当我们找到此书，查询《现代》杂志所发表的诗歌目录时，也没有李白凤的名字或他的笔名。
其实，林焕标在《中国现代新诗的流变与建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他说：
李白凤从未在30年代初出版的《现代》杂志上发表过诗作。……经查对《现代》杂志所发表的全部诗稿目录，均无李白凤作品。但从李诗的艺术手法和风格来看，应属现代派。
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冯团彬曾在访问了李白凤夫人刘朱樱和他的生前友好苏金伞、桑凡、周启祥、吴奔星及他的学生王宝贵、佟培基后，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撰写出《李白凤生平述闻》（《河南文史资料》第25辑，1988年2月）。在谈到李白凤早期诗歌创作经历时，有如此叙述：
这一时期，李白凤写出了许多清新艳丽的诗篇。冯至、卞之琳主编的《新诗》、吴奔星主编的《小雅》及上海出版的《诗志》（应为苏州出版的《诗志》――笔者按）、《中国文艺》等刊物常有他的诗作发表。1936年，他到了湘西的芷江，又到了上海。在芷江，和编辑《小雅》的吴奔星有了联系。在上海，见到了施蛰存。
施蛰存是《现代》杂志的主编，李白凤早在上学时就多次写信给他。在上海，他与施蛰存朝夕相处，受益非浅。这一时期，《新诗》、《小雅》、《诗志》、《中国文艺》等刊物发表了他的新作。1937年2月，李白凤将自己的作品汇集成册，取名《凤之歌》，由上海新诗社出版。
这是符合事实的记述。虽然说李白凤在上海见到了施蛰存，但此时已是1936年，《现代》杂志早停刊1年有余；在《现代》出版的时期，李白凤还在北平读书，他所做的只是“多次写信”给施蛰存。至于有没有投稿，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能够确认的是，李白凤根本没有在《现代》上发表过诗歌，“经常”完全是子虚乌有。当然，没有在《现代》上发表诗歌，并不妨碍李白凤享有“现代派诗人”之名。
李白凤是被补打成“右派”的吗
关于李白凤被打成“右派”的问题，“程文”是如此叙述的：
既然是暗地“背着黑锅”到河南大学来的，人们自然会用另一种眼光打量这位新到的教授了。好在吃一堑长一智，李先生也懂得了收敛，只教他的外国文学，并不理会其它是非。这样平安地过了几年。1957年春，疾风暴雨般的反右运动席卷到河南大学校园。一时间，很多教授、学生被打成了右派，中文系著名的现代文学史家任访秋先生还被发配到了豫东某地的劳改农场。组织上没有忘记李先生这个漏网之鱼，正好右派的计划尚未完成，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替他补了“极右”，处理结果是开除公职。正在中文系读书的大儿子受其株连，被同时勒令退学。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李白凤先生，顿时遭到了灭顶之灾!
按照这个说法，李白凤在河南大学期间是“收敛”的，“并不理会其它是非”，只是因为“右派”计划没有完成，才被补打为“右派”的。无辜被打成“右派”，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场悲剧，可惜并非事实，而正是因为不是事实，从而降低了事件的真正悲剧意味。
且让我们还原历史事实。杨四平在《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下同）“政治权利的恶性运作”一节，提到了1957年对李白凤的批判。文章指出：
起因是《人民文学》1957年第7期，也是力举“革新”的一期，发表了李白凤《写给诗人们底公开信》，对诗坛现状进行了猛烈地批判：“诗歌的创作被限制在如此狭窄的领域里，诗人们替自己划定了写作范围，就在这样的小天地里回旋着。你们……选定不那么太多的诗歌的写作方法，把它看成衡量一切诗歌的尺度……像希腊神话故事里的柏鲁克拉士那样，把一切诗歌都放到自己的床上，加以‘拉长’或‘截短’。”李白凤呼吁诗歌创作的多样性，但很快遭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猛烈回击，他的声音被当作为一股逆流给制止了。
身为诗人的李白凤1949年后虽然创作不多，但他对诗坛的情况是一直关心的，正如他在《写给诗人们底公开信》中所说的那样：
虽然我离开你们的队伍已经太久，然而由于我一直不断地关心着你们的一切，所以我对于这7年间诗歌界的情况，自觉还不算太陌生的。
……
关于诗歌方面的意见，我还多得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纯理论性的意见我暂时还不想写；我昨天和陈××同志这样说：“我认为当前首要的问题不在于多写或少写，主要地是应该突破当前诗歌界的某些‘冻结’现象。”
敬爱的同志们：请原谅我不善于“深文周纳”，也许说了一些使人不很愉快的话；但在希望诗歌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一点上，请你们看取“言者无罪”罢!
可悲的是，李白凤希望诗歌界突破“冻结”、健康发展的良好愿望遭遇迎头痛击。“言者无罪”，在那个年代，只能是奢望！
后来也被错打为“右派”的诗人公木，在《人民文学》1957年第8期发表《“写给诗人们底公开信”读后感――致诗人李白凤》一文，对李白凤进行了批判，言辞虽然激烈，但还算保持在“争鸣”范畴之内。但诗人陈敬容1957年8月1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斥李白凤》一文时，已经直斥李白凤的文章“这是一株毒草，很恶毒的毒草”。至于诗人邹荻帆在1957年《诗刊》第8期《李白凤的公开信》一文里，则公开把李白凤称为“右派分子”：
应该还要指出，在李白凤的文章中，还流露出了他对新社会、对党不满的情绪。事实证明，他正是一个右派分子，难怪他用了“春寒”、 “乍暖还寒时节，最难将息……”等来表达他的心情。在结尾时，他还说： “我认为当前首要的问题不在于多写或少写，主要是应该突破当前待歌界的某些‘冻结’现象。”
事情很清楚，正是由于他自己思想的“冻结”，对社会主义建设采取了冷眼旁观，甚至若干程度的敌视，对于诗歌的成就也就一笔抹杀，并提出―些谬论，这就并不算什么奇怪的事了。诗的创造是需要辛勤的劳动的，我们的社会也是热烈欢迎诗人们的创造性劳动的，为什么他认为多写少写都不是问题呢？对李白凤来说，的确，不是多写少写的问题，而首先是彻底地批判自己的右派言行，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否则，将只会给我们一些野草毒花。
此外，李宝靖在1957年《文艺报》第23期发表《李白凤要歌颂的是些什么?――评李白凤的诗和“给诗人们底公开信”》一文，公开指责李白凤《写给诗人们底公开信》“是一篇污蔑党的文艺领导，充满着反党的右派思想的文章”。包亚东、毛冰在1957年《草地》第11期发表《李白凤默想些什么》，对“右派分子李白凤”当年7月发表在《星星》诗刊上的诗作《默想集》进行批判，作者称经过他的简单分析，“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出李白凤默想些什么了，那就是他在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梦想恢复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在李白凤工作的河南，河南省文联编辑出版过一本《捍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河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收入在这个集子里的，“是河南文艺界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对右派分子苏金伞、栾星、王大海、钱继扬、李白凤、马长风、李晴等七人”批判的21篇文章，分别发表在《河南日报》和《奔流》杂志上，其中直接涉及李白凤的有3篇，分别是《所谓“诗人”李白凤原是右派分子》、《且看这只“狼”》、《略论李白凤的诗和诗论以及其它》。这些批判文章除了针对李白凤的《写给诗人们底公开信》加以批判外，还对他发表在《奔流》、《星星》上的诗歌大加挞伐。其中，林召的《且看这只“狼”》如此写道：
俗话说：“喂不熟的虎”。可是，难道说有喂得熟的狼吗？对于李白凤这只狼，解放后人民不咎既往，给他工作做，让他享受着人民时代的高等学校的教授的荣誉，每月拿着国家163元的薪金，还说要饿死了――把自己比之于什么饿死在首阳山下的伯夷！而且很早以来，就时时刻刻俟机向党、向人民进攻。李白凤在大鸣大放中的表现，不过是“蓄谋已久、一旦暴露”而已。
和北京批判李白凤的文章都发表在1957年8月份一样，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同样在1957年8月。众所周知，反右派斗争中补划右派工作基本在1957年年底和1958年上半年，而李白凤早在1957年8月11日就被权威的《人民日报》公开点名，称为“右派分子”（见《胡风文艺观点的批发商苏金伞生意倒台丑态毕露》一文），且此后的批判文章连篇累牍，“程文”称李白凤是因为名额不够而被补划为“极右”的说法显然难以成立。
事实上，“补打”为“右派”或“正打”为“右派”，都属冤案，本无须于此加以辨正的必要。但对于评价诗人则非同小可，两者判然有别。“补打”说，虽出于好意，以突出其冤，但在客观上，却无意间遮蔽了诗人当年对诗歌创作表达的意见，原是正当而有益的真知灼见，以及他所显示的可贵的风骨与勇气。虽然，因诗人的率真而上当受骗，但这与“程文”中因“吃一堑长一智”而噤若寒蝉，三缄其口的诗人形象，是大相径庭的。
并非“忠实地录下这段故事”
“作为未曾与李白凤先生谋面的一位后辈，我是没有资格来写祭文的。权且忠实地录下这段故事，留予今天人们的面前，已经足矣。”程光炜的《诗人李白凤先生》以此为结语，看到“忠实地录下这段故事”，不由得让我联想到班固说《史记》的话：“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程文”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实录”，但既然标榜“忠实”，那么，起码该做到“其事核”。遗憾的是，即便是作为“故事”，也相当离谱。除了上述的漏洞外，“程文”谈到李白凤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在哈尔滨得罪领导，作为惩罚，被“调到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原、西北，让他在河南大学和山西大学之间做一选择。组织的威严终于打掉了李白凤先生身上的‘傲气’，出于无奈，南方人的他放弃了吃粗粮的太原，而选择了前者”。短短一段话，竟然有多处值得推敲。
其一，李白凤虽然因父亲在南方做官而出生在四川成都，但他4岁丧母后没多久，就跟随父亲回到北方生活，居所漂泊不定，但不外乎是北京、天津、河北和青岛，均是北方，不但多本收有李白凤辞条的工具书以及诗歌选本（如1998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辞典》、1999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典・诗歌通典》、2004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等）称他是“北京人”，就连施蛰存在《怀念李白凤》中也称“白凤是个坦率、耿直的北方青年”。“程文”把李白凤称为“南方人”，不知道有什么根据。
其二，“程文”描述李白凤在山西和河南之间做选择时放弃太原，是因为太原吃粗粮，更是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甚至到六七十年代），中国无论南北，粗粮都十分普遍，吃不吃粗粮，决定因素是经济条件，如果手头宽裕，无论在太原还是在开封，都可以吃细粮。太原和开封，同属于北方城市，在大的生活习惯方面，并无本质的差别。如果拿成都和太原做比，倒可以说太原吃面食，成都吃大米。
其三，事实上，李白凤当年并没有遭遇过在太原或开封之间选择的两难。根据刘朱樱《忆李白凤》一文的描述，“1952年，白风经友人陈迩冬教授的推荐，被高教部分派到太原山西师范学院（1953年院系调整后，山西大学取消建制，文理两院合并，改称山西师范学院――笔者按）中文系任教授。1954年离开，到河南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授，讲授‘苏联文学’课。”李白凤1954年1月在上海星火出版社出版的《苏联文学研究》一书，原本就是他在山西大学教书编写的“‘讲稿’的‘下编’”，在书的《后记》里也有“李白凤写成于山西大学”字样。
至于“程文”中有关李白凤和鲁迅交往的经历、李白凤在《现代》发表诗歌的记载等问题，虽说都是出自“李先生的公子”之口，但程先生作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特别是作为一名主攻方向为现当代诗歌研究的专家，在这类问题上为文，理应查一查资料，即便做不到去粗存精，也务必要做到去伪存真，而不该“有闻必录”，让信口开河或记忆不清的错误变成俨然白纸黑字的事实。而素以严谨著称的《读书》杂志编辑以及其后的数名编辑，面对多处明显错讹的“程文”，竟然丝毫不施以编辑的基本“斧削”之功，而大开发表放行之绿灯，造成以讹传讹。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以注释形式出现的“李白凤30年代开始在《现代》等刊物发表诗作，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等文字（此处受“程文”影响最明显，因为1998年发表的“程文”是李白凤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始作俑者，而该书1993年的初版并无此内容――笔者按）。大象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的《河南大学的青青子衿》中“命运多舛的人生――记李白凤先生”一文，就有“20世纪30年代，白凤先生热衷于新诗创作。……他时常在上海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北京吴奔星主编的《小雅》杂志上发表新诗”字样，以及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的何频的《看草》中“李白凤……这位和李太白一样拥有浪漫情怀的世家弟子，想当年亦是个翩翩佳公子。他是在20世纪30年代《现代》杂志上写诗而扬名文坛的，抗日战争中为民族救亡而奔走疾呼，巴金和闻一多编过他的诗文”的叙述，很难说不是受到了“程文”误导的影响，恐怕很难只以“文责自负”四字来搪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