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是“胡风派”两面作战的紧要关头。按照胡风的部署，他们一方面继续“整肃”所谓缺乏“主观战斗精神”的作家，另一方面积极应对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的“清算”。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舒芜却向胡风进言，认为“整肃”运动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打击面过宽，批评态度欠妥，建议由胡风牵头对“自己朋友们的东西”进
舒芜的诤言见于当年写给胡风的两封信――
第一封信写于1月17日。信中说：“《泥土》来信，说五辑还要出，我回了一封信，大意是勿以文坛为对象，勿去对骂，只为了警惕老实人，有时不免要指出坛上的污秽，但切不可去‘斗个三百回合’云。”
信中提到的《泥土》原是北京师范学院几个学生自费创办的刊物，从第4辑（1947年9月17日出版）起与北京大学文艺社合作出版，并由北大学生、“胡风派”同人朱谷怀担任主编，其稿件则大多为胡风所推荐。该刊第4辑发表了几篇引起文坛“地震”的文章，如初犊的《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阿垅的《从“飞碟”说到姚雪垠底歇斯底里》、杜古仇的《堕落的戏，堕落的人》、吉父的《马凡陀的山歌》等。初犊在其文中咒骂“沈从文袁可嘉李瑛们”是在“大粪坑里做哼哼唧唧的蚊子和苍蝇”；阿垅在其文中咒骂姚雪垠是“一条毒蛇，一只骚狐，加一只癞皮狗”；杜古仇在其文中指责陈白尘的《升官图》是“藉‘暴露丑恶’的掩盖下的白日宣淫”；吉父在其文中指斥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为“虚伪的制作”。舒芜将上述文字概括为“骂”，是非常准确的。
第二封信写于4月27日。信中说：“《泥土》之类，气是旺盛的，可是不知怎样，总有令人觉得是坛上相争之处。我以为，梅兄近来的论文，如特别置重于李广田等，并且常有过份的愤愤，也不大好。或者是我不大熟悉这方面的事吧，总觉得今天重要的问题，并不在那里似的。昨天偶然看到《横眉小辑》（不知这是些什么人办的），曾想到，具体的批评是好的，可是还要展开，加深，提高，总之，还要有更强更丰富的思想性才好；那然后才不会被认为坛上相争。又，对于自己朋友们的东西，似乎今后最好也要展开检讨（这希望你能做一做）；这也许更有积极意义的。这些意见，拉杂得很，看来信，有要‘检查过去’的话，就也拉杂写出，不知你以为如何？”
信中提到的“梅兄近来的论文”，指的是阿垅（陈守梅）发表于《泥土》第5辑（1948年3月15日出版）的《形式主义片论》；信中提到的《横眉小辑》（1948年2月25日出版）是王元化的朋友满涛、肖岱、樊康合办的，该辑以王元化（“方典”）的文章标题《论香粉铺之类》为辑名。阿垅在其文中痛斥“李广田们”为“解除了武装参加了人民军队”的“降将军”，指责他们所提倡的诗歌理论“（貌似）为了去打击敌人却只有帮助了敌人，（貌似）为了来拥戴革命正好反对了革命”；王元化在其文中痛斥钱锺书“忽略了一切生存竞争的社会阶级斗争”，认定在小说《围城》中“看不到人生，看到的只是象万牲园里野兽般的那种盲目骚动着的低级的欲望”。舒芜批评上述文字“过份”，也是十分贴切的。
如果把舒芜的诤言放在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进行考察，更可见出其针对性和必要性。
自1945年胡风发起“整肃”运动以来，其同人刊物（《希望》、《呼吸》、《荒鸡文丛》、《荒鸡小集》、《泥土》等）无不以批判进步作家作品为能事，其文风大抵蛮横、粗鄙，已引起进步作家的极大反感。1947年5月曾任中华文协研究部副部长的姚雪垠在《论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两年来，文坛上稍有成就的作家如沙汀，艾芜，臧克家，ＳＹ（刘盛亚）等，没有不被胡风加以诋毁，全不顾现实条件，全不顾政治影响。青年本是热情的，经胡风先生一鼓励，一影响，就常常抛开原则，不顾事实，任意诬蔑，以攻击成名作家为快意。一般纯洁的读者见胡风派火气很大，口吻很左，就误认胡风派是左派的代表，于是风行草偃，一唱百和，形成了很坏的风气。”同年10月10日时任中华文协总务部主任的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上午，（臧）克家来，谈文坛情况，于胡风颇不满，谓其为取消主义宗派主义之尤，于他人皆不满，惟其一小群为了不得。余于此等事向不甚措意，然胡风之态度骄蹇，亦略有不满也。”
胡风也觉察到“整肃”所引起的文坛反弹，同年9月9日他在给阿垅的信中称：“现在是，无论在哪里，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参有我们朋友的名字在内，人家就决不当作随喜的顽皮看，事实上也确实不是顽皮的意义而已的。什么派，今天，一方面成了一些人极大的威胁，另一方面，成了许多好感者的注意中心。两方面都是神经尖锐的，我们非严肃地尊重战略的要求不可，否则，现在蒙着什么派的那个大的要求就不能取胜的。”
应该说，舒芜的诤言完全是出于维护本流派的善意，如果能被胡风采纳，对于挽救其流派形象不无积极作用。
然而，胡风在复信中根本不理睬舒芜“这希望你能做一做”的规劝，而是顾左右而言它。
为何会这样呢？
也许，在胡风看来，舒芜的诤言是对他发起的“整肃”运动的有意对抗。1947年1月他在《逆流的日子・序》中发布了“战略的要求”（“大的要求”），号召：“（为了使文艺成为能够有武器性能的武器），这就急迫地要求着战斗，急迫地要求着首先‘整肃’自己的队伍。”从某种意义上看，路翎对碧野、沙汀的批判，方然对臧克家、刘盛亚、赵清阁、陈敬容、吴祖光的批判，阿垅对李广田、朱光潜、蒋天佐、姚雪垠、袁水拍的批判，都是枪口对内的应命之作。尤其是阿垅的系列批判文章，几乎全是胡风的命题作文，其基调――“切要以他（们）的所谓进步民主的地位来衡量他（们）的所作，这样才不但可以避去副作用，而且可以真正解消他（们）的姿势的。”――也是胡风在信（1947年11月13日给阿垅信）中确定的。
也许，在胡风看来，舒芜的诤言是对其前信（4月15日）“检查一下过去”指示的有意曲解。胡风在信中是这样写的：“才子们的刊物，嗣兴兄（指路翎）说托然兄（指方然）要港方倪君（指倪子明）寄你一册，如寄到，也可以看一看那后面的东西。把问题那样胡‘整’，真是出乎‘意表之外’，许多读者都给弄得昏头昏脑。从这里，可以感到的，工作是太迫切了。这一年多，我们也太没有做什么。检查一下过去，认真地开始，是必要的。”信中提到的“才子们的刊物”指的是邵荃麟等人在香港创办的《大众文艺丛刊》，该刊创刊号发表了“本刊同人，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活动的意见》，对胡风文艺思想提出了质疑。信中所谓“检查一下过去”，其用意在于号召同人振奋精神，准备对“港派”进行反击，并没有让同人纠正文风的意味。
舒芜为什么敢于对抗乃至曲解胡风的要求及指示呢？
首先，在于他在“胡风派”中所居的独特地位。绿原曾称舒芜是“胡风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具有举足轻重的潜力”（《我与胡风》）。所谓“举足轻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舒芜的哲学理论曾一度成为“胡风派”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柱，二是指舒芜是“胡风派”中少有的敢对胡风说“不”的角色。舒芜与胡风自1943年结识后，就隐隐以诤友自况，屡次拂逆胡风。譬如，1945年6月11日他曾致信胡风劝其不要沉醉于“孤独的个人的生活”，后者在复信（6月26日）中无奈地写道：“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你才好。回想起过去你偶而露出的和我的想法相反的事情时，更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他虽觉察到胡风的冷淡，却不以为意，1947年2月12日又在信中称：“我的亲切的朋友和引路人，请许我问一句：是不是你已经觉得我正逐渐远去，因而无话可说，无信可写了呢？因为，我有几个朋友，我就因为对他们有这种感觉，以致现在完全断绝了音讯。”这次，他竟然指使胡风“这希望你能做一做”，更让后者觉得无以措辞。
其次，在于他的美学趣味及社会交往与胡风有异。舒芜出生于书香门第，幼秉家学，稍长为新文化运动所吸引，举凡“陈独秀、胡适的理论，鲁迅、周作人、茅盾、徐志摩、梁实秋、郭沫若、田汉、宗白华、叶圣陶、朱光潜、冰心、陈衡哲……的作译”皆其所好，其审美情趣不囿于一派之见。他自1942年起便在各大学任教，由助教而副教授而教授，交往者多是“李广田”似的学者，唱酬者多为“钱锺书”似的鸿儒，他对他们的喜好、情感及脾性洞若观火，对他们的苦闷、挣扎及追求感同身受。因而，他无法认同王元化等对钱锺书现实主义小说的排斥，也无法接受阿垅等对“李广田们”的偏见。
胡风拒纳舒芜诤言的后果不久便显现出来。
1948年5月以后，胡风为回应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的挑战，组织本流派中人撰写了好几篇反批评文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路翎的《论文艺创作底几个基本问题》和他自己的《论现实主义的路》。路翎其文放言“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却把徐志摩、张恨水、梅兰芳、姚雪垠、吴祖光“之类”或“之流”全部排除在外，强烈的宗派主义情绪淹没了其论述的合理因素。胡风在其文中畅谈“主观战斗要求”，却鄙夷地称其论敌（邵荃麟、乔冠华、林默涵、胡绳等）的观点为“富家子从保险箱里取出钞票去跳舞”、“把白米饭倒掉喂狗”、“剥削阶级的一粒精虫”，病态的激愤降低了其理论的可接受程度。这两篇文章后来成了主流派叩问不休的“公案”。
舒芜在这场战役中表现消极。他虽然也撰写了反击“港派”的文章《论生活二元论》，但“热力”不够，“气魄”不大，始终未得胡风认可，多次退回令其修改。从8月到11月，舒芜数易其稿，胡风仍不满意，去信批评他没有“顾到读者底理解力和热情趋向”（9月27日），“通体的气氛不够得很”（10月26日信），斥责他“这心情是不能作战的”（11月4日信），后来索性通知他“大家心情都大变，《二元论》，也许用不着发表了”（11月17日）。
胡风对舒芜的表现甚感失望，于11月4日致信冀?，写道：“平刊看到否?方兄几则短文，实在不好。他这心情，如不能从底改变，那一种病弱的气味是很难脱掉的罢。但要改变，恐怕非把他拖到泥塘里打些滚不可。以他的逻辑力量，真正是可惜的事情。”信中的“平刊”指的是《泥土》第7期，“方兄几则短文”指的是舒芜（方管）在该期发表的《论“飘飘然”》、《再论求友与寻仇》、《白眼书》和《论谦卑》等文章。令胡风恼怒的是，舒芜在这几篇文章中大谈鲁迅精神、大谈人生战斗，就是不涉及当下“胡风派”与“港派”的论争。胡风看出了舒芜是在有意避战，试图把他“拖”下水去，可惜没有奏效。
古人云：“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
胡风拒纳舒芜诤言，不仅导致其流派失去了一员大将，不仅导致其“令名”受损，更埋下了解放初“胡风派”遭受主流派“清算”的部分前因。
1952年5月，舒芜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次向胡风进言，劝其皈依主流。胡风在给路翎的信（6月9日）中回顾当年与舒芜的矛盾，叹息道：“（1946年在重庆与舒芜）分手后，偶有往来，心情日远。”所言大抵属实。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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