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沈阳演出市场红红火火。西边中华剧场、东边大舞台、北边梨园剧场、中间辽宁大剧院……宛若璀璨繁星，装点着沈城的夜空。然而，在这些演出场所中,真正能够做到“天天有演出、夜夜有戏看”的，只有二人转。有人慨叹：一个700多万人口的城市，演出市场长期被一个剧种霸占，文化菜单是否单调了点儿；还有人质
二人转 万人转
夜幕刚一降临,位于沈阳中街的刘老根大舞台就已人头攒动。离演出还有半小时,为观众“预热”情绪的锣鼓喧天,演员们载歌载舞,在剧场门前小院迎接观众。演出还有10多分钟,售票处已经挂出“座满”的牌子,不时会有手里攥着钱的人走到你身边,轻轻地问:“有没有多余的票?”
“不仅仅是这一家火”，深谙沈阳演出市场门道的私企老总朱川告诉我们：“沈阳市十几家二人转剧场的上座率都不错。”
从长客总站到北陵公园只有五站地三公里的路，却星罗棋布着三家二人转剧场。其中，盛京红磨坊原是京剧团的梨园剧场，东北浪是原来的北陵军人俱乐部，南风大剧院――莎梦二人转专场的前身是开办大型迪吧、以时尚著称的南风国际俱乐部。如今，人们走近梨园剧场，依然能看到梨园剧场四个大字，依然能看见前厅正中央摆放的著名京剧表演大师唐韵笙先生的半身雕像。然而，人们要想再听那京腔京韵的京剧，更多的时候要借助电视或者收音机。
“现在的二人转旗舰店――中街刘老根大舞台，以前也是京剧的大本营。”朱川说：“想当年京剧红火时，这里也是天天有演出，有时候一天演三场。”
现在，这些剧场统统成了二人转的天下。是该庆幸二人转的中兴，还是感叹传统剧种的衰落？沈阳人心里五味杂陈。
前两年沈阳市曾着力打造过“十台大戏”：沈阳杂技团与韩国合作打造异域风情的杂技舞台节目“天幻秀宫”；沈阳演艺集团吸纳民间资本打造综艺节目“盛京红磨坊”；沈阳电台打造的曲艺、评书书场……高峰时每晚有近3万市民进入各种演出场所。然而，几年过去，许多场所都“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了。尽管偶尔也有一些音乐会，话剧、京剧、芭蕾舞、曲艺等节目上演，但在“一骑绝尘”的二人转面前，这些高雅艺术被边缘化了，以至于消失。
目前，沈阳市的二人转市场分高中低三级。高档的是赵本山的3家刘老根大舞台，多为招待外地客户或公款消费，被私下里称为“二人转的贵族剧场”；中档的包括关东情、红磨坊等二人转专场，观众以白领阶层居多，有闲有钱、有房有车；低档的二人转消费场所以外来务工人员、普通市民阶层，尤其是离退休老人为主要消费者，花钱不多，实惠快乐。中低档的票价10元、20元，最多120元；高档的刘老根大舞台最低180元。
二人转为什么这么红
据有关部门统计,上世纪50年代我国曾有地方戏曲剧种360多个,到了今天,只有60到80个剧种良性生存,其他多数剧种已实际消亡或濒临消亡。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于白山黑水、有着200多年历史的东北二人转,虽然曾经被张作霖撵出过盛京城,也曾经做过“扫黄打非”的对象被扫地出门，2009年又经历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不但没有倒下，相反愈加火爆,逆势飘红。2009年,刘老根大舞台的营业收入达到1.48亿元，继续列全国同行之首。小沈阳春晚一炮走红后，携“七分裤、娘娘腔、模仿秀”三板斧过黄河、跨长江，110场演出吸金三四亿元。
外地来辽宁参观的人甚至身居辽宁的本地人经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一群小学都没毕业的农民何以就成了吸金机器？“凭什么说他们没有文化，难道只有拥有了文凭和学历才算有文化！”本山传媒总裁刘双平说，“这些演员成名前,都曾在社会大舞台上经历过千锤百炼，在地方小剧场里摸爬滚打了许多年，才从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生活教给他们的要比书本上多得多。”
资深文化策划人、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编剧羊驰在分析二人转演员的成功素质时说：“二人转演员最善于调动自身的积极因素，他们从每一场演出的失败与成功的教训和喜悦中汲取养分，并刻意形成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这样才能应变观众随时厌烦的情绪。看似无意的、松散的、无组织的表演，其实都是从生活中积累得来的财富。”
二人转演员崔七和海燕夫妇家在长春，按他们自己的话说也算“中产阶级了”，但演出之余，两口子很少上街轧马路。“二人转演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提高了，但竞争也更激烈。我们的很多节目被人模仿，年纪也大了，太过时髦的东西也不适合我们，为了创新，我们随身带着笔记本电脑，上网看时事、查资料是每天的必修课。”
高桂香出身于二人转世家，一直都是唱压轴戏的，本山传媒里的王小宝（《乡村爱情》中饰长贵）、孙丽荣（《乡村爱情》中饰刘能妻子）当年都和她一起演出过。“以往老年观众多，喜欢听传统的‘正戏’，我们还压得住。”2003年在铁岭一家剧场演出，“台下都是小青年，喜欢听流行的，我们唱老戏他们就不买账了，甚至还起哄。”从那天起，高桂香夫妇就回了新民老家。舞台的“江湖”就这么残酷。
本山传媒总裁刘双平借用一句开原榛子的广告词形容二人转演员:“美在天然，贵在野生。”他说，二人转演员观察生活、模仿现实、适应市场,包括掌控现场气氛的能力,以及温州人才有的那种“千言万语、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山万水”精神,都是一些国有院团和演员所不具备的。张小飞成为赵本山徒弟之前，上台连脸都不用洗，睡觉都在地板上；小沈阳家境贫寒,父亲背着他走出十里地,揣着借来的700元去考铁岭艺术团，之后一直在小剧场演出。即使是成名之后，也是电视、演出套作。白天拍电视剧，晚上唱二人转。
羊驰说：“他们不同于专业院团的演员有个基本生活保障，所以他们在台下练功的苦与累远远大于其他艺术门类的演员。他们心中所想的观众才是衣食父母，没有观众就没有自己表演的生存价值。”
“给麻袋装土豆，不装蒜”，是东北人对二人转演员的调侃，也是赞扬。开场前，他们在剧场门前载歌载舞迎接观众，演出时可以坐在观众身边唠嗑，观众可以按照自己意愿现场点播，演出后演员们站在一排，用歌声和掌声把最后一个观众送出剧场。这一切，都是那些既自恋又自命清高的院团不屑一顾的：他们更习惯于将责任推给观众，或是抱怨高雅艺术没市场，或是痛斥观众没文化。
从演员在台上与台下观众的互动，到小沈阳成名之后的全国巡演，以及全国各地电视台的联办节目，与其说是对观众的讨巧，不如说是本山传媒对市场的试探。哪儿有市场，就去哪筑巢，既是一种“闯关东”的精神，也是一种“打天下”的智慧。从周立波海派清口的火爆，到郭德纲德云社的长盛不衰，到话剧小剧场的繁荣，说明二人转这种台上台下互动、贴地面式的演出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演出形式。
谁能扛起沈阳文化大旗
伴随着二人转一路走红的，是一路不绝如缕的争议。温和者说二人转太俗，激烈者抨击二人转就是垃圾；还有人干脆说：此二人转已非彼二人转了。
与赵本山一同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单的李秀媛,是掌握黑山二人转唱腔最全面的传承人。生前，她最看不惯个别剧场里的二人转,认为“那已经不是真正的二人转,而是二人打、二人闹,把二人转糟蹋了”。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指出：眼下刘老根大舞台演出的节目不是传统的二人转。如果赵本山传承的就是这样的二人转，将有可能被“摘牌”，被取消传承人的资格。
赵本山说：二人转就是猪大肠，洗得太干净，就不好吃了；小沈阳说：我就是给观众送去快乐。
事实上，除了赵本山的刘老根大舞台等少数院团，大多二人转演员都生活在温饱的边缘，表演是他们的生计，这种情况下，指望他们提升观众的审美情趣也是个太高的要求。“两辈人、领着孩子能坐那儿看，或者你请客人看，主人脸上能不害臊。”这是赵本山对二人转提出的最起码要求。
此举被清华大学教授肖鹰斥为“低俗、扭曲和变态”。他说，赵本山和赵家班成员都是低文化的农民出身，不仅没有接受高等教育，而且普遍没有完成接受国家义务教育。他们就是带着这种低于当代中国平均文化水平的教育程度进入都市文明。他们失去了乡土文化的根基，又不能接受先进的都市文明，只能以低俗的方式和内容来媚俗、取悦都市观众。越堕落，越有财。
相比于省外专家的激烈，辽宁省内专家的观点相对温和。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学昕认为：“‘二人转’充其量只能是地方文化中具有民间性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终究不是我们辽宁文化的主流或主体。我不相信，一个迷恋‘二人转’的民族会是一个有较高文化品位的民族。”他认为，从低俗、通俗逐渐走向高雅，才是我们地方乃至一个民族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目标。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赵慧平认为，虽然二人转是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但是，对于一个地区的文化建设来说，它不一定是理想的、标准的、唯一的，“我们所说的审美艺术形式应该是多样化的，如果让它们都得到发展，这就需要做出一定的引领和宣传”。
文学大家王蒙在称赞赵本山发动了一场“文化革命”后也坦陈，仅靠赵本山的文艺过年是不够的，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承担，期待真正的精神火炬与精神营养。
沈阳市委市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2008年，他们把繁荣沈阳文化艺术事业提升到战略高度，做出了《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地位，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实现文艺生产精品化。
二人转之所以在沈阳演出市场独步江湖，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国有院团一直沉睡着。主流文化端不出精美的文化大餐，才导致二人转星火燎原，见缝插针火了十几年。沈阳市一位国有院团的领导说，沈阳市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后一年，沈阳市就有8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作品获得13个国家级奖项。其中，电影《潘作良》和广播剧《国歌响起》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电视剧《漂亮的事》荣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评剧《我那呼兰河》以17位专家满票通过的成绩，荣获中国戏剧节金奖第一名。2009年2月在中华剧场连续演出15场，收入50余万元，仅半个月的演出收入就超过了上年全年的收入。所以说，一个地方演出市场的发展和繁荣，除了政府的主导，也需要市场的力量。
游进市场的“文化鲶鱼”
“鲶鱼效应”是说渔民们在装满沙丁鱼的鱼槽里放进一条专门吃鱼的鲶鱼，沙丁鱼见了鲶鱼左冲右突，仓惶逃命。这样一来，一条条沙丁鱼便欢蹦乱跳地回到了渔港。赵本山的刘老根大舞台就是这样一条“鲶鱼”，并且逐渐显示出“鲶鱼效应”。
改制前的辽宁民族乐团从1999至2002年，年演出最高记录只有14场，最低6场，其中还有一半是公益演出，年最高利润27万元。歌舞演员一年闲半年，器乐演员几乎整年没事干。“没有艺术创新就没有观众和市场。”院团领导决定放手一拼，以民族乐团女子乐队为突破口，进行全新的剧目创作，打造一台经得起市场考验、内容新、形式更新的民族音乐节目。政府拨款不到位，他们以全院在岗演职员的百万元工资作为抵押，同省财政签订风险抵押合同，如果演出未收回投资成本，团领导班子成员工资下调70%，中层干部下调50%，一般演职员下调30%。正是这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才有了在市场上如鱼得水的既有听点、又有看点的多元化艺术精品《女儿风流》。14场演出之后，就收回了100多万的成本，之后畅销5年至今不衰。乐团改制进入辽宁演艺集团，又根据具体的市场需要进行加工修改，复排后在国内演出20场，应邀到日本巡演93场，成功入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献礼剧目赴京演出，被文化部评为2007-2008年度优秀出口文化产品。
沈阳演出市场长期被二人转垄断，为了给高雅艺术培养“粉丝”，辽宁演艺集团多年来采取“政府扶持一点、企业资助一点、市场运作一点、（剧）场（院）团让利一点”的办法，持之以恒地培育高雅艺术市场，甚至不惜推出10元超低价位门票，做公益专场演出。历经多年付出，2010年元旦终于见到效果。从2009年圣诞节到2010年1月2日，举行了8场新年音乐会，票房收入达到300万。高雅艺术市场首次出现井喷。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也联手省策划学会、辽宁盛世皇城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在中华剧场打造“喜剧厂”，推出互动娱乐喜剧《无间有道》、《就不让你蔫悄儿地死》及羊驰编剧的《粗粮馆之爱情不打包》。中华剧场与刘老根大舞台一东一西、一俗一雅，在沈城夜空交相辉映。
刘老根大舞台吸金过亿，也吸引了省内外诸多民间演艺团体来沈阳“抢蛋糕”。“东方斯卡拉”等一批文化企业摩拳擦掌，衔枚疾进，杀入沈阳，挑战“二人转”的市场“大哥大”地位。
据了解，2009年，沈阳市各艺术院团演出1078场，收入1936万元，创历史新高。
各种文艺院团角逐沈阳市场，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如果说先前是二人转攻擂，下一步就需要二人转守擂。在这种有攻有守的群雄逐鹿中，国有院团与民营院团慢慢就会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城市会因此形成更加丰富与多元的文艺演出格局，市民会从中得到“大雅大俗，丰俭由人”的文化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