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庸》里，有“智、仁、勇，三达德”的说法，是把三者并列为君子的三种重要德目的。但是，在之后的儒家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发展中，“勇”这个德目却逐渐淡出了学者的视野，它很少被用来形容一个人格模范。那么，为什么“勇”观念会发生这种变化呢？笔者最近通过阅读先秦儒学三大家：孔子、孟子、荀子
孔子论勇
孔子是明确地把智、仁、勇并列在一起的。他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两见于《子罕》和《宪问》，不过《宪问》的次序是仁、智、勇），这三者是君子之道。可见，在孔子这里，勇是一个与仁、智并列的独立德目。当然，孔子认为，三者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仁高于智，而勇则受仁和智的制约。他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阳货》）。前者是说，仁者的道德中必然涵蕴勇，但勇者则不必然包含仁；从逻辑上讲，是勇者的外延大过仁者；从道德意义上说，则光有勇是绝对不够的，人应当上升到仁的层次去。后者是说好勇而不学习、不在智慧上求进步，便会导致混乱。即勇是需要经过学习的琢磨和接受智慧的指导的，所以智高于勇。
不过，尽管勇受到仁和智的制约，但从逻辑上看，勇却似乎是成仁的第一步，孔子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人先要成为勇者，然后再智勇双全，最后才能成为仁者。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勇。孔子正面论说勇的就是“勇者不惧”这一句，可见勇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无所畏惧。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这就是勇，是以孤独的一个人，面对世俗的轻鄙、生命的危险、信仰的剥夺，而毫不动摇。因此勇者都是带些狂者气象的。但孔子不是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么？在当时的社会中，能守中庸之道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所以孔子宁愿选择与狂者为伍。因此，孔子晚年要回到鲁国，对“狂简”的故乡子弟进行教育，因为他认为这些子弟相对于其他人还是有药可救的。也就是说，勇者通过接受教育和自身修行，是能逐渐成为仁者的，因为勇者是敢于进取的，他不会“今汝画”（《雍也》），所以勇者还是有希望的。可见，勇在孔子这里确实是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道德项目存在的，是进德之路上相当重要的一关（《中庸》对勇的论述基本上是对孔子的继续，这向我们表明了儒家思想的发展在孔门弟子阶段对勇还是很重视的）。
孟子论勇
勇这个观念到孟子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对勇进行了层次等级的区分。孟子在《公孙丑上》有这样一个划分：北宫黝的勇，孟施舍的勇，以及曾子听孔子所说的大勇。北宫黝的勇是无所畏惧；孟施舍的勇是有考虑权衡的，即“守气”；孔子所说的大勇则是“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守约”之勇。显然，这是对孔子仁、智、勇三层论的继承，不过孟子在勇的内涵中加入了仁、智，换句话说就是真正的勇是应当包含了仁与智的。另外，孟子在《梁惠王下》篇回答齐宣王的问题时，将勇分为“敌一人”的“匹夫之勇”和“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文王之勇”，并分别称之为小勇和大勇。这样就把勇从内圣的道德层面推扩到外王的政治层面，如孟子将仁推扩到仁政一样。可以说，勇在孟子这里，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位，成为了把内圣外王相贯通起来的一个核心道德观念。
但是，有趣的是，还是由孟子，一下子又将勇转化为另外一个概念，从而使得勇在后来的哲学史、思想史中反而不那么引人注意，并令后人对勇有些陌生了。这个概念就是“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於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则馁矣。”（《公孙丑上》）作为独立德目的勇，被孟子以一种道德的形上学的方式转化为即存有即活动的气，而在孟子的天道性命相贯通的哲学模式中，气是与仁、与义合一的，它也就是性、就是心。这么一转，勇的自身独立性就被消融在仁者的心性与气象中，它被浩然之气所取代了，而在日后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上，浩然之气则成为了中国人理想人格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实这个转化在前面所说的一个划分中就显露了端倪，因为勇的内涵被赋予了仁和智的因素，所以勇的独立性就渐渐被取消了。孟子之所以要把仁和智灌注入勇之中，是因为他发现徒有勇只会流为莽夫，而仁和智若不经由勇以外显，则只能是袖手空谈。所以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必须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者气概，但支配这种气概的，不能是血气之勇，而应当是内在道德性的仁和智。这样，孟子的理论就势必将勇转为“浩然之气”。
荀子论勇
荀子对勇也进行了划分，在《性恶》篇中，他区分了上勇、中勇和下勇：“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同苦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礼恭而意俭，大齐信焉而轻货财，贤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废之，是中勇也。轻身而重货，恬祸而广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不过他的划分与孟子的划分有所不同：下勇虽然展现为无所畏惧，但却明显的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这种勇具有显然的贬义；中勇则不是加入智，而是加入了礼；只有在上勇那里还算保留了仁智勇合一的模式，但基本只局限在个人范围之内，而没有像孟子那样推扩到政治领域。（另外荀子在《荣辱》篇还有一个划分：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士君子之勇，前三者都可以归结为下勇，而最后一者却介乎于中勇与上勇之间。这个划分不如前面区分地明晰，所以应当以《性恶》篇的划分为准。）
我们知道，荀子的核心观念是礼法、人伪（这里面就包含了智与仁），而在他对勇的划分中，我们发现，勇是受到礼法仁智等概念的严格限制的。在荀子这里，勇是无法与前面这几个观念相提并论的，它甚至在很多时候被与具有负面性的贬义词并列在一起使用，这是在孔子和孟子那里都很少见的，比如“暴悍勇力之属”（《议兵》），“勇胆猛戾”（《修身》）。这种情形的出现，很可能是因为战国后期兼并战争中的残酷状况，使得哲学家对崇勇尚武的精神产生了厌恶。另外，从荀子弟子韩非子所说的“侠以武犯禁”中，我们也约略可以想象其原因。当然，荀子对勇有这种认识的关键原因，还是他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把勇当作一种独立的德目来看待，而将之归属于气的某种状态。而由于荀子对气的理解与孟子不同，他只把气看作一种外在的偏重物质性的存在，所以勇就更多的仅表现为一种以生理为基础、以心理为表现的一般情感状态，而缺乏道德的意义。可以说，到荀子这里，勇在儒家哲学思想中的地位已经很低了。
勇的流散
经过孔子、孟子和荀子后，勇这个观念在先秦儒家哲学中逐渐从原来重要的独立德目，被融摄入其它核心观念，并最终失去了其原有地位。这其中当然有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但勇观念自身具有的过强外在表现性和内涵不确定性，是与哲学思想的内在性和规范性要求相矛盾的，所以在观念史的流变中，“勇”必然被扬弃，其方式就是或者被化归入更具内在性的观念中（如孟子的“浩然之气”），或者被规范的哲学予以边缘化（如荀子将之赋予贬义）。于是，在先秦之后的儒家哲学发展中，勇观念就不再成为关注点。可以说，勇被从儒家思想这个大传统里放逐了，它被流放到了民间小传统中（与此相应的，就是孔门三杰中作为勇的代表的子路形象，在后代儒者的心目中和儒家的诠释中越来越不重要），不再成为作为社会精英的儒者所必需的德目之一。而在中国思想的其他派别中，“勇”更得不到重视：道家本身就是以柔弱为标准的，自然要反对“勇”；墨家虽重视“勇”，但自战国后就日渐式微并最终消失；而法家强调的是服从，根本拒斥作为个体人格的“勇”；兵家虽重视军事，但它的着眼点在“诡道”，也不是“勇”。总之，“勇”观念在战国后就在中国的主流思想中被彻底消失了，它只能依附于民间故事，在下层民众中流传。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
（本文编辑 王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