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步屋外，入目尽是繁花茂开，绿茵遍地，正是何处不欣欣的春日佳景，因而念及诗经“隰有苌楚”这首诗。隰，洼地也；苌楚，即大家熟知俗称奇异果的猕猴桃。此果原产于中国的诗经时代，无怪乎英文称它为 Chinese gooseberry。这首咏猕猴桃的诗在诗三百里，就其内容情思而言，可说是绝无仅有的特别。吟者看见柔美
其实，这首出自中华初民的诗歌，与《圣经》创世纪里上帝要求亚当不要吃智能果的意旨是很不一样的。亚当夏娃因为背叛了上帝的旨意，吃了他们不该吃的禁果，从而他们知晓善恶与羞耻的俗眼打开了，也因此丧失了他们原始的无邪而被上帝逐出无忧纯净的伊甸园。虽然这则故事的确提示了知识和人生苦痛的关系，西方后世的诗人哲士对此也屡有论述发挥。歌德的名剧《浮士德》里的上帝不也承认浮士德这样无休止的追求知识终将使他误入歧途跌进痛苦的深渊吗？拜伦在诗剧Manfred 开场独白里，就强调知识即烦恼，知道的越深就越会为那致命的真理而痛苦，知识之树绝对不是生命之树。但是偷尝智能禁果故事所要启示的原是背叛上帝的祸害而不是知识本身的灾难。
倒是“隰有苌楚”这首小诗触及了知识和人生苦痛的关系。来自生活压力不堪负荷的体验而兴起对不晓人事苌楚的羡慕是初民深沉的感触。这深沉的触动并非源自宗教的瞑思, 亦非来自理性的观照，而是发自直觉而即兴的反应，但不能因此而小估它的力道。这原始的触动在中国诗词里可是不绝如缕。姜夔“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韦庄之“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李商隐咏蝉名句“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等不都是像诗经“苌楚”一样借用无知草木的常青来反衬有情有识而忧心忡忡的人间之不得常青？杜甫“哀江头”所写的“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和李贺的“天若有情天亦老”都是发自同一机杼的感叹，直接道出了人生的情识只能催人老衰。
这深远流长的慨叹，说穿了，是中国人心底里对形役神劳生活的一种纯感性的反感，是消极逃避，不了了之的“无语问苍天”，更是一种不求甚解的舒解。以寄托个人情怀为主的中国诗词歌赋因此是发抒这深沉无奈的最佳渠道。真正直面人生和知识关系的，在中国文化里，儒家和道家才是分庭抗礼、各执一端的两大宗派。《论语》首篇“学而”第一章就开宗明义说明了求学问的终极是做人，做一个“人不知而不愠”的谦冲君子。学而能时习之，固有温故而知新之乐；有朋自远方来，固有增广见闻相互切磋使学问大进之乐；但学问进益之最终目的是为人。换言之，人做好了，有无学问倒是次要的。这一点，孔门弟子子夏有更彻底的发挥：“事父母，能尽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强调存真去伪，认为一切“人为”者皆“伪”也的道家思想和坚持克己复礼的儒家思想对知识的看法是大相径庭的。老子要人“绝圣弃智”，“绝学无忧”，主要是认为所谓之圣贤学问和智能，都是用世处世的机巧东西，根本上是离淳丧朴，就伪废真的，因而和不假任何人为，绵长不殆无垠无涯的大道是敌对的。因此老子才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庄子从养生的观点切入，也是反对知识的，认为知识无涯，而人寿有涯；以有涯之生，追求无涯之知，不但吃力不讨好，而且是相当危险的事情。
无知是快乐的吗？道家显然没有给我们正面的答案。道家的无知是有出世和明哲保身意义的，不是无所用其心的为无知而追求无知。因此基本上可说仍是一种手段而不是对纯粹无知经验的向往和享受。事实上凡是手段，因为夹杂了目的，都有其功利现实的成分，而不可能使人完全投入其过程，充分品味其乐趣。这就好像真正喜欢钓鱼的会告诉你，钓鱼的真趣在其钓，而不在其鱼；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全然享受和欣赏爱情滋味的也是不论及婚嫁的。基本上尊重知识的儒家当然无由推崇无知，更遑论无知的乐趣。其实，儒道两家，各以修齐治平为入世的要目和无为无知无情为出世的手段，因此二者都任重道远而不可能以毫无目的的快乐本身为其终极旨趣。
然而，整部讲求仁义道德经世致用的《论语》，倒有两处提到了全然投入而无任何目的的快乐。一是家喻户晓孔子在齐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的故事；另一则也是大家耳熟能详孔子问弟子若为人赏识提拔，想做什么的对话。侍坐的四子弟，孔子只钟情于曾皙想在暮春时节“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回答而衷心向往之。两者都是不涉功利的纯然享受把玩；两者应该都是对“游于艺”中“游”字最好的批注。注重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对“游”字的含义并没作深层的分析，也没有把纯然的“游”和纯然的“乐”联系起来阐明其关系。也许中国文化讲求神而明之，“游”与“乐”的关系，于“游乐”一词即可不言而喻，无需再多着笔墨吧！
西方美学思想自康德（1724-1804）以降，特别强调观照外物唯有以不涉功利和主观私欲的态度才能真正探得外物原本之真性而且惟其如此才能有客观独立的审美。深受康德影响的德国美学家席勒 （1759-1805），认为艺术就是怀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毫无实际功用的游戏（art as play）。用中国“游于艺”翻译席勒这意思就再恰当不过了。叔本华（1788-1860）认为人生受役于情志，苦多乐少，唯有进入纯客观的观照境界，才能摆脱苦痛。而芸芸万物，唯有自然和艺术，因其本身具有美的吸引，才能诱使我们摒弃私心，远离现实，进入这样一个纯艺术的世界而浑然忘我忘忧。叔氏继康德之后，发挥了“游”与 “乐”的关系，强调 “游”可使人忘却痛苦之根的私我和我执。西方的无我客观观照的条件其实和中国人所谓的闲其心虚其志是相通的。
这样毫无利欲熏心的“游”的确可使人整个身心舒缓下来。以这样的心态对待万事万物，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所谓“无心插柳”就是这个意思。其中的奥妙是因为人只有在真正的无心时才能骋怀，怀骋后方能开拓启动心灵的门户，烛照洞见平时所无法见到的东西。在如此游目骋怀观照下的“无知”，不但有其无穷的趣味，更是一个取之不竭的无尽宝藏。这是法国19世纪继康德美学思想余绪的诗人美学家保罗・梵乐希（Paul Valery, 1871-1945）对无知的看法。面对一粒海边随意捡起来的贝壳，梵乐希发现自己对贝面上精致美妙的图案除了惊叹外，一无所知它的成因。因此开始像懵懂无知的孩子似地问了一连串的“为什么”、“怎么会”。如此一路追寻，梵氏不但从海贝的美探究出一些关于艺术之为艺术的答案，而其最大的启示，对我来说，就是他在整个探究的过程中，了解到无知的可贵和乐趣。一般人只会用所谓的“知识”掩盖无知，权充知识，从来未曾正视无知，更遑论知晓无知到底是什么。而所谓的“知识”， 梵氏认为其实常是自以为是的东西或者是所谓已成定论的东西，所以人们就不再加以追究，探其虚实，反而因此而丧失了真正了解事实真相的可能。只要翻开字典，查一查你自以为知道的任何一个字，就马上会明白你知道的那一点其实掩盖了你所不知道的绝大部分的“无知”。而这些“已知的”大部分是从人类狭窄的观点出发的“知识”，因此常是乖离事物真相的偏见和成见。凡是真正的哲学和科学上的探索都是从“无知”开始的，把一切所谓的“已知”抛在一边，一切的我执偏见摒弃干净，像小孩那样，用一张白纸似的头脑，重新开始追寻最原始，最简单的 “为什么”、“怎么会”。“无知”的可贵在于它能在这样海阔天空的骋怀探索过程中引导我们趋向真知的源头；而它的乐趣，我想，就是那没有“已知”成见干扰而源源不断流向我们的真知活泉了。
窗外每一朵盛开的花儿，每一片青翠的叶子，在明媚的阳光里，向我昭示它们的青春。我不会像旧诗词的诗人，欣羡它们的无知和无知之乐，因为那原是诗人借花树的青春抒发因生活负荷而华年日益衰弛的哀愁。但是他们的闲愁在闲适的迟迟春日里，引发我对“无知”的闲思。你若问我“闲”为何物，请看归宗芝庵禅师的一首闲诗吧：
千峰顶上一茅屋，老僧半间云半间。昨夜云随风雨去，到头不似老僧闲。
（本文编辑 吴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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