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虽编了不少书，可令我刻骨铭心的还是临近退休前这五六年的编辑工作。此间我几乎每日和时间赛跑，夜以继日地采编、沟通、阅读与写作，先后编辑十余部怀旧的书。我对书稿从总体到细节、从内容到形式、从文字到图片，都予以苦心追求与探索。《五四飞鸿――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集》是其中之一。这部书是罗家伦长女
2006年，罗久芳回忆父母的著作《罗家伦与张维桢》出版，作为责编的我从中了解到她还保存着不少文化名人的书信，便向她建议编辑一本书信集，争取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时出版。此议当即得到罗久芳的赞成。在五四运动88周年那天，我想出了“五四飞鸿”这个主书名。理由有三：其一，罗家伦是《新青年》的参与者（1918年《新青年》发表过两篇他的文字）和《新潮》的创办者之一，《五四宣言》的起草者，是五四运动学生一辈的领袖，其历史地位毋庸置疑；其二，罗家伦珍藏信的发信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时代精英；其三，书信所表达的内容反映了五四一代人的思想追求与精神风貌。转述于罗久芳后，她十分喜欢这个书名，并随后给我邮寄来一批墨迹。我初步阅读后，建议这本书由墨迹、释文和久芳解读三部分组成，也得到她的认可。同时我们还就选信的规模和解读文字的要点与文字量做了具体的商定。
一部书的诞生过程，编辑与作者的默契配合是成功的基础。当我踌躇满志地投入编辑工作之际，罗久芳收到由我记录编选，她参与的《散落的珍珠――小滢的纪念册》样本，她认为印刷质量欠佳，因此对“飞鸿”计划信心不足。时任总编辑的薛炎文研究了发生问题的原因，表示以后可以避免。我向罗久芳转达了总编意见后表示：“几年来的接触，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和卓有成效，您应该体会到我们‘百花’可能不是最好的出版社，但可以说是最追求理想的出版社。”“我不是最好的编辑，但可以说是最能奋斗，与您配合最默契的编辑。”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希望这部书“非百花、非我编辑莫属”。这样使一向重情感又谨慎的罗久芳打消了顾虑，陆续又给我邮寄了很多书信墨迹和相关资料，我的信心更足了。在阅读这些书信时，我被其丰富的内容所感染，认为很有出版价值。接着，我便对所有信件进行综合与分析。为了熟悉发信人的情况，我阅读了民国时期学术文化界很多重要人物的传记，不断请教罗久芳并将联系的情况以及记录邮件的要点，择要记录，一年间做了五本有关“飞鸿”的笔记，这些对后来的编辑和排版颇有助益。
正当这本书刚刚拉开帷幕之际，由于几年的超负荷工作，我终于在一天午后腹胀难忍去医院，经过多日检查被确诊为自身免疫性肝病。医生明确告诉我，这病只能控制不可治愈，并开具了住院通知单。我一下子懵了。
我在经过了短暂的悲伤和彷徨后，便振作起来。我想，这本书工作刚刚开始，我岂能中途退缩？如果资料毁在我手里，那就是对历史的犯罪！此间罗久芳得知情况，写来很多信劝慰我，还找来国外的病例助我康复。在养病的日子里，我经常是一只手按着腹部，一只手打字与罗久芳通邮件。由于发现早和用药对症，病情得到控制。此时的罗久芳坚信我“锲而不舍”，75岁的她竟然在针灸治疗腰痛的同时，一篇篇生动的解读文字陆续寄来。在她的精神鼓舞下，我状态渐佳，千方百计抢回耽误的时间。罗久芳见到样本后来信对我说在我们最困难之际她都“始终乐观”，还劝慰我说“你应该满足了”。这时我的神经才松弛下来。
选信是首要的工作。有些书信，由于社会历史的因素不宜编入，再由于这本书规模有限，所以选择要精。好在罗久芳在邮寄资料前已做了初选，为后续的工作打下了基础。经反复酝酿构思，最后我把这部书稿定位在要具有史料价值、借鉴价值与欣赏价值这三点上。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多地反映五四前辈的墨迹，我和久芳的原则是发信人的信少或者仅仅一封尽量保留，信多的有所选择。罗久芳还将多年前同名家后人交换来的她父亲的信件墨迹寄来。经过分析，我把这些信件与罗家伦珍藏的师友墨迹珠联璧合地放在一起，这些往来书信组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往还书信链。我还通过阅读久芳网络传来的信件，将有内在联系的书信编入有关各节里，作为附录。
精选书信后的编辑工作首先要列目录。我按照写信人生卒年排列，一人多信按照发信的时间顺序排列。为便于读者阅读，我与久芳又按写信人与罗家伦的关系，分为师友与前辈、同窗与学友、教育界同行和文化界好友等四类，罗家伦给夫人和女儿的信为附录。可是这样实际运作起来又很矛盾，比如徐悲鸿既是罗家伦的教育界同行，也是文化界朋友；再比如，傅斯年既是罗家伦的同窗，也是教育界同行。类似的情况很多。最后还是罗久芳创意地将上述分类法合并为“师友与前辈”和“同窗与好友”两类，再把罗家伦与家人的信件专门编入亲情家书。这样使写信者的类别更有兼容性，而且把给家人的信列入正文，也是凸显五四一代人注重亲情、富有人性的特征。至于精英们的夫人和丈夫的信也适时编入相应的人物里。这样可使那些时代的风云人物按照历史时间由远而近、客观翔实而亲切地走近当代读者。
为了图文并茂编书，除了久芳提供的珍贵墨迹与照片外，我还尽可能挖掘书中有关人物的图片，此间中央电视台关于周口店挖掘整理的消息，把地质学家翁文灏的照片错当古生物学家裴文中的照片在“早间新闻”播出，被我一眼发现，我更认为历史人物的照片有多选的必要。于是我从李四光生前秘书那里得到了杨杏佛（杨铨）、翁文灏的照片，罗久芳相关介绍说翁文灏车祸后留下伤疤的描写，便可使读者得到直观的形象辅助。我还从侯德榜、竺可桢、赵元任和梁实秋后代那里得到相应的照片。
细节最能体现编辑的责任心，也是提高书稿质量的关键环节和着眼点。这本书细节多多，仅概括为十个主要方面加以说明：
1.关于字号。考虑中老年读者群的阅读便利，正文选择了小四号字，释文与解读字号加以区别。
2.关于墨迹展示。墨迹排的小看不清，效果差；若太大，书定价高会给读者增加负担；还要考虑墨迹与释文的协调。纠正与调整多次，定价变化了四次，早已超过一般图书的三校次的惯例。
3.字体的变化。字体的使用颇费心思，发信人的分类最初排黑体，后改隶书，感觉古朴典雅。这些细节一般读者未必注意得到，但是注重细节多就会产生总体效果。当然，这与美编的配合与支持分不开。
4.照片图注的斟酌。如一张照片原图注是1945年11月罗家伦等五位代表参加联合国文教组织成立大会。赵元任后代赵新那也提供了相同的照片，对比中发现赵新那介绍这是筹备大会。由于联合国成立时间为1946年，我就确认了这个图注是正确的。87岁的新那大姐对我工作的支持与关心，令我难忘。
5.释文鉴定。由于很多信件墨迹是行草，给鉴别增加了难度，也有的文字是从台湾版《罗家伦文存》中未发现的错误复印得来。对照墨迹我发现一封王世杰给罗家伦的信原释文是“顾生尚刻在京”，我认为应该是“鲠生尚刻在京”（当年的武大校长是周鲠生）。我纠正后，玩笑地对久芳说“只有我才看得出来，不是吹牛吧?”罗久芳马上回复五字“绝不是吹牛”，后面还加了多个惊叹号。还有很多墨迹释文，我先后请教了总编辑和国内著名书法家田蕴章、陈骧龙等。如此多方求证，以前没有辨清的字，都得到确认。原本很多不好辨认的字按惯例用方框来表示既省事又省时，在编著者序言上来个说明即可。但是一个负责任的编辑和编著者应尽可能地破解疑难，才是对历史、对读者、对先辈的负责。对此久芳也不断地和她的老伴儿张桂生先生以及好友梁文蔷（梁实秋的幼女）、汪珏女士一并讨论，直到多方达成共识才罢。
6.必要的底注说明。如傅斯年信中的几个英语字母，若原样照登，读者根本不明何意。经罗久芳研究，用底注标明这是一个心理学名词。还有很多信中牵涉的人物，可以给读者交代的，就尽量为读者阅读提供便利。赵元任与罗家伦之间的信有中西结合的语言，都作了必要的说明。罗家伦给两个女儿的信中，嘱咐“嘟噜不要丢了”。经询问久芳得知，“嘟噜”是一只猫，是顾孟余（罗家伦北大的德文老师）先生的夫人送给她们的，于是用底注说明。从对猫的关心，体现了罗家伦对前辈的情感。顾孟余这个历史人物的出现，也加大了这本书的信息量。
7.分析墨迹内在的顺序。《五四飞鸿》中的发信落款很多没有发信年份，就需加以分析。久芳为此经常要答复我的询问。在研究陈独秀的六封信时，久芳鉴定为1933-1937年间所写，如不细看，很容易把其中一封1月份的信排在最前面，经分析认定是转年的信，故排在最后。此外，罗久芳多年前曾经在张元济后代那里得到罗家伦给蔡元培的信，原来是蔡元培将罗家伦留学期间给他的两封信，剪裁了有关借贷（罗家伦留学期间得到张元济无条件的资助）和说媒（张元济曾委托蔡元培在留学生中为女儿物色对象）有关部分寄给张元济，两封信虽距离时间很近，但也有前后之分，经久芳四次来信反复研究，我理解必须借贷在前，说媒在后。为了尽量减少遗憾客观再现历史，我又做了第六次倒版纠正了以前排列的错误，并将信的来源在版面上作了说明。
在选信和解读文字的时候还要注意前后照应，给予必要的交代。信件内容与解读文字环环相扣，正文与附件相互照应，这些都需要编辑认真加工与规范。
8.细微之处的谨慎。罗家伦给两个女儿的一信中涉及到与邻国地理边界问题，易造成读者误解，对此我们编辑必须有敏感的政治头脑，因此此信没有编入。
9.封三折口的安排，内容是体现史料走过的漫长岁月。我用箭头把史料先后迂回所走过的三条路线经过的19个国内外城市一一链接起来。如今我想如果把编著者罗久芳后来这40年的精心保存列出第四条才更好。试想，没有罗久芳这位历史学家对于史料的珍惜，没有她对父母和五四前辈的崇敬，没有她精心保存和研究史料的专业，就没有《五四飞鸿》今天的问世。如此处理，老总编好奇地问我是如何想出的，这取决于我与罗久芳的聊天。我经常围绕着书在电子邮件上多问。久芳告诉我，那时她父亲有二十多个箱子辗转四方，经过抗战等漫长而艰辛的路程……我就记录了此事。探讨书就需要有这样看似聊天的话，这实际上是一种信息与编辑储备。几年来我编的书不少点子就是聊出来的。
10.封面设计的思考。书名的题字我和久芳商量本想请张充和题字，可是久芳不忍打扰96岁的张先生，后想到用罗家伦的书法岂不是也很好？于是我与久芳分别在罗家伦的墨迹中选出了“五四飞鸿”的不同写法，我和美术编辑反复挑选确定。印刷前在书的上角设计了一个小章“五四飞鸿”为此类书的标志，显示了“百花”决策者的长远规划。
作者盼望样书的心情，与产后的母亲渴望见到婴儿的心情一样，我深知于此，故历来都是争取最短的时间让作者看到样书。罗久芳远居美国，航空邮件费用大，慢件邮寄耗不得。对于国外作者的样本我都是先寄一两本走航空，其余走慢件，这样既节省费用，又可以解决作者翘首盼书的心情。《五四飞鸿》的样书，久芳希望在她飞赴台北参加纪念罗家伦逝世40周年座谈会的时候见书，我们保证了“飞鸿”准时出版并飞到台北，对此她非常满意。
这本书出版后，曾长期主持百花编辑部工作的老编辑董延梅阅读后，彻夜难眠，写出四千多字的文章，题为《读五四飞鸿 谈编辑工作》，她写道：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好书很多，但最近读了新出的《五四飞鸿――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集》却让我情有独钟、爱不释手，这主要是因为图书的编辑工作吸引了我。
按一般人的理解，一本图书的产生与质量高低，当然是由作者决定的；而我们当编辑的人则知道，一本图书的产生与质量高低，实际上是编辑决定的。编辑的工作投入量和业务水平决定一切。……
“一本图书的产生与质量高低，实际上是编辑决定的。”也许不能概括所有的书，但这是对站在幕后“为人做嫁衣”的编辑付出的辛勤工作所作的最有力的肯定。庆幸的是我同罗久芳这位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心有灵犀，荣幸地作为她著作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读者，与她研究讨论中也增长了学识丰富了人生。
作者单位：百花文艺出版社，副编审
（本文编辑 宋文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