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性史1926》的出版，和我本人有过一点点关系，也可以算一段小小八卦。
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文化界，张竞生毫无疑问是风云人物之一。当年他出版了《性史》（第一集），闹出不小的风波。此后很长时间，在某些
1980年后，台湾一家以出版性学书籍著称的出版社，又将目光投向当年的《性史》。也亏得他们肯下功夫，居然将张竞生的后人――他的哲嗣张超先生（张竞生次子）――找到，于是获得同意，将《性史》出新版，就是这本《性史1926》。
此书问世之前，我很意外地接到张超先生的来信，告诉我他向台湾方面提出一个要求：要将我多年前写的长文《张竞生其人其事》冠诸《性史1926》篇首，充当导读，出版社也同意了。因他认为拙文“是改革开放以来数百篇对家父的评价文章中最全面、准确和最有学术价值者”。能得张竞生后人如此推许，在我来说当然深感荣幸。出版社也曾就此事征求我的意见，我当然也同意了。
《性史》第一集1926年出版，初版印刷1000册。书中收集的是张竞生通过在北京报纸上刊登广告征集来的稿件中的七篇，皆为作者自述其本人性经历之文，如小江平（金满成）《初次的性交》、一轲女士（即张竞生当时的夫人褚问鹃，后来和张闹翻）《我的性经历》等文。前面有张竞生所作之序，每篇文章之前还有张竞生所加的按语。张竞生在按语中发表了不少直白坦荡的议论，诸如每月夫妻之间性交几次才合适、妻子面对丈夫的调情求爱应该如何既羞涩又大胆之类。这些议论多是从他本人的道德标准、审美情趣和生活经验出发的。略举一段为例：
譬如有夫对妻说：我看今夜你怎样对付我呢，女子此时不免脸一红，但此时女子应当向其夫热热湿湿地亲一深吻，并应说：恐怕你连战皆败啦！此时情况何等美丽，周围空气又何等热烈；若女子面一红就走避了，则变成何等寂寞无聊了。故只知羞涩而不敢大胆，与只知大胆毫无羞涩的女子同样欠缺自然的美感。
《性史》出版后仅四个月，便先在天津遭禁。起因是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致函警察厅称，南开附近的书店出售《性史》、《情书一束》、《女性美》、《夫妇之性的生活》、《浑如篇》等书，“诲淫之书，以此为最，青年阅之，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兽。”于是警察厅下令将《性史》等书全部没收，并且“严密查察，如有售卖，送案究惩，勿稍姑息，以维风化”。
此一卫道之举，当然遭到南开一些开明师生的强烈不满，有人投书报刊，指责“入了张伯苓的南开，就好似入了始皇帝的秦国：教你怎样你就得怎样。……随便草上一封信，而全天津的人便不能再看《浑如篇》、《性史》等书”。周作人在《语丝》的“南开与淫书”一文中发表了投书，并表示了他本人对于此事的态度。周作人说他已经看过《性史》等书，“觉得并没有什么，……不觉得这些书的害甚于洪水猛兽”。又说：
我并不因为认识张竞生章衣萍诸君而想替他们辩解，我也不说这些书于科学上或文学上有怎样大的价值，我也不想拿去给自家的或友人家的子女读，然而我也不觉得怎么可怕，自然更没有“查封”之必要。假如我的子女在看这些书，我恐怕也要干涉，不过我只想替他们指出这些书中的缺点与谬误，引导他们去读更精确的关于性知识的书籍。
与周作人当时这样的持平之论相比，其他一些人的态度就要激烈得多了。比如这场风波之后十二年，阿英在抨击鸳鸯蝴蝶派小说作家王小逸――他的小说中不时有些准色情内容――等人的小说时，就说：“简言之，可称为《新性史》，实由于其对于性行为的无掩蔽的写述。”《性史》被视为色情作品的同义语。再过三年，潘光旦在霭理斯《性心理学》译序中，将张竞生斥为“一位以‘性学家’自居的人，一面发挥他自己的‘性的学说’，一面却利用霭氏做幌子，一面口口声声宣传要翻译霭氏的六七大本《研究录》，一面却在编印不知从何处张罗来的若干个人的性经验，究属是否真实，谁也不得而知”。还说“和这种迹近庸医的‘学者’原是犯不着争辩的”，但是终究还是“忍无可忍”云云。
《性史》如何使张竞生大被恶名，还可以看张竞生后来的自述，他在自传性质的作品《十年情场》中说：“近来有些人以为我是巴黎长期的学生，习染了法国的淫风。看《性史》如猪狗的苟且，尽情地任它发泄出来。又有人疑我是一个‘大淫虫’，荒诞淫逸，《性史》就是现身的说法！”
张竞生被此恶名，实在是很大的冤枉。
当初他在报纸上登广告征集性史材料，是和北大风俗调查委员会的教授们事先讨论过的。当《性史》第一集出版时，他已经征集到二百余篇，原准备继续出版若干续集。但他一看社会反应不佳，立刻取消了出版计划，并且通知书店第一集也不可重印。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他已经落入一个百口莫辩的陷阱之中――上海等地一些不法书商发现《性史》第一集非常畅销，先是大量翻印，接着又盗用张竞生之名，连续出版所谓的“《性史》续集”，据说达十集之多。张竞生不得已，诉诸法庭，有一次也曾判不法书商罚款五百元并不准再盗用张竞生之名出版，但更多的情况下是无法查出出版者，只能徒唤奈何。张竞生又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希望澄清事实，结果也收效甚微。世人大多被误导，以为《性史》连同所有的续集都是张竞生编印的。上引阿英和潘光旦对张竞生的激烈指控，就是这种误导的结果。
据张竞生自述，他印《性史》第一集，得稿费二百元，他都分发给了各个作者，自己未拿一文。书店预支给他的第二集稿费一千元，他通知取消出版计划时也全数退还了。那时北大的教授收入甚丰，经济非常宽裕，并不会把这点钱看得多重。然而攻击他的人却传说他编印《性史》赚了几十万大洋。
《性史》第一集正文只有七篇文章，加上张竞生写的“序”、“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代‘优种社’同人启事”、“赘语”三文，全书篇幅甚小。其实这个《性史》第一集，在广州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张竞生文集》中已经全文收入。
而《性史1926》中，除了收入《性史》第一集全文、我的《张竞生其人其事》、张竞生的“谈性史第一集”、张超的“一本书与一个人的命运”诸文外，还收入了他们收集到的“《性史》第二集”。
这个所谓的第二集，包括五篇文章。从形式上看，这五篇文章与第一集中的文章确属同类，但如对内容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很成问题。例如，其第五篇，署名“沦殿”的“佳境：我们的性交经历”一文，从全篇立意、遣词造句到文中的好些段落，一看就知道都是从清代著名色情小说《肉蒲团》中抄来的。张竞生当年居然会没看出来？由此推测，这个“第二集”确实有可疑之处――它很可能就是当年不法书商盗用张竞生名义出版的所谓“《性史》续集”之一。倘若真是如此，那就是这本《性史1926》的白璧之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