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60年代，被誉为信息社会、电子时代“先知”的马歇尔・麦克卢汉就曾预言：“‘媒介即是讯息’，因为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是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
20世纪90年代之后，媒介文化研究逐渐成为显学。当代文化不只是以大众传媒为传播介质，许多文化形式更是大众媒介所制造和特有的，基于大众媒介所产生的各种文化现象纷繁错杂，因而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媒介文化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话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的媒介文化研究主要是对西方社会已有的文化研究成果的横向移植，而缺乏对中国当下文化现实问题足够而有效地关注，现实感、本土意识显然不够。赵勇先生《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一书的出版宛若一缕透光，用智慧的语言和通彻的思想观照当下本土经验世界中发生的种种文化景观，将学理和现象熔于一炉，直指当代文化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及本质所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这一空白。
该著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文化史的研究角度。作者采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在解读当代文化现象时，“把媒介文化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以大众媒介为切入点，纵观当代中国近三十年内随着大众媒介本身的发展变化所产生的文化演变，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媒介文化现象――电子书写、博客写作、文学阅读、书信短信、红色经典、百家讲坛等热点问题，经过层层分析和深入解读，揭示出一条清晰的文化转型的脉络：大众媒介影响下当代文化变迁的两个基本维度――“从审美文化到消费文化、从知识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全书逻辑严密、似断实连，赵勇先生用他独特的自我表征方式，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清晰明了的当代媒介文化图景。
《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一书共五个章节，通读之可见出该著另一特点，即个性化的思维构架与独到的考证、辨识、洞见。第一章重在辨析大众媒介和媒介文化的涵义。作者由流行的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的解释切入话题，但是从现实的角度看，西方正进入成熟的消费社会，中国则正经历由传统的生产性社会向富裕的消费性社会的转向，因此正在转型中的中国消费文化不同于凯尔纳的界说而有其独特的微妙处、复杂性和多样性，赵勇敏锐地指出：“凯尔纳的界定毕竟是立足于西方社会现实、理论视角等方面形成的一种的判断，其中的一些说法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本着严谨的学术态度，作者对媒介文化做了更为精准的定位，认为媒介文化是“大众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之后所出现的文化形式”，同时是“一种全面抹平的”、“杂交的”、“不断生成的”文化。而在大众媒介的引领下，本来应该作为精神文化守护者的知识分子，也在大众媒介的迅速崛起中转换角色，变成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媒介的介入重新塑造和形成了知识分子在媒介时代新的价值定位――“知道分子”，文化成为了一种商品待价而沽，审美意识形态日渐让位于消费意识形态。之后的章节中，作者针对媒介时代出现的热点问题一一展开讨论，例如第二章对传统写读模式与数码时代写读模式的美学比较，第三章对“第五媒介”手机出现后所带来的现代性体验之利弊分析，最后的两章则以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对当前“红色经典”遭遇改编恶搞的文化现象和“百家讲坛”的新式文化生产模式进行了犀利的解读和批判。在面对种种具体的文化现象剖析时，作者不回避，不粉饰，不仅阐述出当今文化变迁的真实格局，而且深刻揭示了大众媒介在当代文化变迁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具有怎样的作用，以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符号经济及现代传媒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大众消费文化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已愈来愈突出。然而，如何看待之却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是，不管褒者贬者，都不能不处于大众文化的环绕之中和影响之下，整个社会正在发生重大的文化变迁。那么，究竟如何客观、准确地判断其性质、是非、价值，又如何给予正确引导使其健康发展，就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在目前国内媒介文化研究尚不充分，特别是对当代文化变迁缺乏科学解释的情况下，该著从学科理论的高度，透彻分析了沉淀于一般媒体信息表层之下的文化内涵、历史逻辑、是非价值，无疑给读者带来极大的启发。尤其可贵的是，赵勇并不盲从于流行的媒介文化理论，深厚的学术涵养使他在借鉴比照中辨析着中国当代消费文化的形态特征并发出自己独有的见解，加之文体风格上学术性与平易性的融合，从而深入浅出地展示出在媒介的参与下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之中。该著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其独立的学术精神，结合具体现象的求实精神，对媒介文化的正负意义所作的批判性的、正确的估价，为我们理解当代纷繁错杂的媒介文化及其影响提供了深刻独到的视角与观点。
当然，媒介文化作为新兴的文化形态，对其批判既要着眼于它运行的显在层面，又要洞察所存在的现实价值和意义，这种新兴的文化形态既然生逢其时，也就有它存在的道理。媒介的迅猛崛起填平了地域文化之间的鸿沟，模糊了生活和艺术的边界，也使得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的界限逐渐消失，但不可否认，这种“全面抹平”的媒介文化也丰富了民众的精神生活，开辟了文化普及的新路径，且带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这对于形成市民社会的公共空间和培养民众的现代人格、现代观念、现代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作者也不可能预知生生之易的文化在未来的发展空间中会有怎样的变化，所以种种判断和论证无疑又都带有了阶段性的特征，有待未来的检验。但令人触动的是，赵勇在文中时时忧心于审美文化的黯然退场，提醒着我们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和使命。
（本文编辑 钱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