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然发现“大社会环境中的金融”
陈志武教授的《金融的逻辑》出版后，读者反响热烈，被传媒推崇。为什么《金融的逻辑》会受到欢迎呢？窃以为，其秘密在于其切中了国人观念中的许多盲点，从大社会环境中的金融这一新视角出发，雄辩地解释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现实中诸
陈志武长期在美国大学里研究、讲授金融学。美国高度成熟的金融学是象牙塔中的数字游戏，所展现的只是数学世界里的随机变量和随机过程。在美国高度成熟的金融市场下，教授们能做的，多是一些数学推导、定价模型之类的东西。2002年，陈志武到清华做访问教授，突然发现他浸淫15年之久的金融学被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环境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霍然发现了一个“大社会环境中的金融”（P4），先前的数字游戏在中国获得了质感，成为理解中国的一把金钥匙。于是就有了2008年大获成功的《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以及随后的这本《金融的逻辑》。
在《金融的逻辑》中，陈志武认为，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P2）。按照笔者的理解，陈志武所说的金融逻辑，本质在于财富的资本化和证券化，是将未来收入折现以及财富票据化的制度化设计。陈志武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2003年沈南鹏的携程在纳斯达克上市，沈一夜之间变成亿万富翁。那么，是不是沈南鹏一夜之间赚了这么多钱呢？陈志武指出，通过上市，折现的是携程未来多年的收入，所以沈的钱不同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钱。就中国传统意义而言，说某人有钱，只是表示过去的概念，表示某人过去已经赚到并剩余了很多钱，其中并不包含未来的收入。相比之下，美国人在说盖茨很有钱的时候，不仅包括他过去剩余收入的总和，还包括盖茨未来收入的折现值（P29）。简言之，现代金融是把未来收入流进行资本化，通过一些具体技术将人们的过去和未来的收入进行平滑处理，从而开拓出新的空间。
应该说，陈志武不是把金融的逻辑作上述理解的第一人；但把金融学理论放到大社会中来解释社会和文化、历史与现实，陈志武是第一人。他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解释视角，使我们对于文化、历史和现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血缘体系内的隐性金融合约
人际间的金融交易在任何社会都存在。西方式的现代银行、证券等金融交易体系是在家庭或家族之外的外部市场进行的，人与人之间进行的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是显性的，非人格化的。而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人际间的金融交易范围常常限于家庭、家族这些血缘体系之内，以人格化的隐性方式实现――家庭或家族的后代就是他们的股票、退休金、保险、信贷。这些证券被人格化地表现在后代的身上，后代是这些证券工具的具体替代（P256）。传统文化的很多内容和特征，实际上都是一种隐性金融合约，是为了克服外部金融市场的不发展而演变出来的（P250）。
这些观点，可说是陈志武在体悟“大社会环境中的金融”时的重大发现。他认为，传统社会的家庭是金融契约的人格化，主要功能是“养子防老”，生儿育女既是父母对未来的投资，又是为未来买的保险，儿女成为人格化的金融品种（P201）。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单位，父子兄弟之间存有各种隐性债务和保险责任，血缘成为这些债务和责任的天然担保，一个家就是一整套代际间的隐性金融契约体系。为了维系这一体系，传统文化必须强调基于血缘的跨时间、跨空间的代际间利益交换，既要保证时间维度上的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孝，又要强调空间维度上的契约的可执行性，比如“父母在不远游”之类的观念；还要强调教化的作用，一个人从小就要接受“三纲五常”的儒家教育，强化父权在代际利益交换中的优先地位；还要强调下一代的内疚感，将儒家行为规范内化到合约执行者的行为方式之中，保证对上一代的经济利益回报。虽然这一隐性金融合约已经相当完善，但家庭本身毕竟力量有限，因此，相当多的时候，家庭内的人格化金融功能向外扩展到家族。家庭或家族成为外部金融市场的替代物，以一种人格化了的隐性形式存在着，即使在今天也不可小觑。
但是，人格化了的隐性金融合约的效用和效果不容乐观。其一，一个家族或宗族，不管有多大，其内部的隐性相互保险市场所能达到的风险配置效果是很有限的。其二，血缘网络内部的互通有无，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实现人际金融交易，但存在“搭便车”问题，不能激励每个人奋发向上。其三，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一辈子都被禁锢在各种隐性合约之中，实际上处于不幸的状态。相形之下，只有以全社会为基础的外部金融市场才能实现最大化的金融配置效果，真正使个人从家庭和家族中解放出来。“五四运动”主张要“打倒孔家店”，按陈志武的理解，就是要打碎家庭作为人格化的隐性金融合约；不过，如果没有家庭之外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孔家店”还是无法打倒的。
以金融解释国运兴衰
文化的金融逻辑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曾经长期领先于西方，但近代中国全方位落后于西方。中国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为什么落后，史学界众说纷纭。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英国学者伊懋可的“14世纪转折论”：传统中国在14世纪之前技术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远远领先于欧洲，但在14世纪开始出现了转折点。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发生改变，技术水平开始陷于停滞；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消耗了大部分农业剩余，用于发展技术的农业剩余变得相当小，因此，尽管中国传统农业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无力在手工业技术上形成突破，陷于伊氏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之中不能自拔，开始落后于欧洲。
伊氏是通过考察棉纺织手工业得出上述备受质疑的观点的。而陈志武从金融角度提出的解释，新颖独到，大异其趣。
陈志武注意到，宋代经济发展，部分经济交易功能逐步从家庭中剥离出来，由家庭外的市场取而代之。市场交易的观念很流行，以至于连战争也不过是一桩经济上的交易。宋太祖曾对左右臣下说：他可以设立封桩库（国家储备金），向契丹赎买幽燕之地，再不行，用二十四绢买一个契丹士兵的首级，契丹不过十万精兵，只需费二百余万绢，就不战而胜了。由于经济的发展，北宋中期，中国就在世界上第一次使用了纸币――交子。纸币化的历程并没有坚持多久，发端于宋代的理学重新把中国拉回到家庭和家族之中。随后的元明清中断了金融市场化进程，白银和铜钱又成为流通货币，家族又成为替代外部市场的隐性金融单位。明代旌表了一些累世聚族而居、同居共财的“义门”，其中浙江浦江郑氏义门，因十五世聚族而居，被明太祖赐为“江南第一家”。在发展经济的国策上，明清两朝都遵循最大限度存储金银的财政政策原则，乾隆后期国库储银达到6000-7000万两，即便是鸦片战争之后的1850年也还有银800万两，这一财政结余水平一直维持到甲午战前。但这种国库财富只是反映过去收入，而不表示未来的收入。一个国家有没有“钱”取决于它能不能将各种未来收入流和“死”财富作证券化、票据化，不取决于它有多少金银。致命的是，明清财政制度里极少把未来收入提前变现的制度设计，一旦面临财政危机，政府只能靠单年内一次性征收大额税收来解决。这种一次性大额开支对社会造成的冲击，远远高于将一次性大额开支平摊到未来数十年的国债制度，导致社会无法承受而加速了政权的崩溃。明末崇祯帝的累次加收单年重税就是这种情形。清代财政遗传了这一痼疾，直到清朝灭亡也无法发行超过一年期限的债券，只能千方百计往国库存储白银。相反，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利用国债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结果国力飞速发展。不待甲午一战，高下早已判明（P62-73）。这一解释从治国的金融之道入手，将国运兴衰归结到现代公债证券制度上，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将西方兴起归因到产权保护制度的观点，殊途而同归，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当然，并不是说发行国债、证券化越多越好。陈志武认为决定经济国策的两个关键条件是：国债利率和国家投资回报率。前者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后者取决于国家制度是否有利于金融市场交易。确切地说，1600年前后西方的兴起，是由于发达的长期债券市场使国债利率不断降低，同时其在海外的贸易所得的投资回报率却不断上升的结果。反观中国明清时期，外部金融市场极度不发达，政府往国库储存金银，也是无奈之举；而储存金银又使流通的金银更趋减少，利率就有走高趋势。历史上，民间借贷利率一直居高不下，在很多世纪里高于30%。高利率反过来恶化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形成了恶性循环。从国家制度来看，明清两朝是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时期，专制之下，私人对于政府的债权无从保障，很少有人愿意借钱给政府，较长期限的资本市场根本不存在，迫使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危机而不得不采用一次性征收重税的方法。以此观之，决定经济国策的两个关键条件在历史生态中的处境都不容乐观。
陈志武解释历史的着眼点，在于解释现实及展望未来的前景：明了中国历史上的财政制度与金融市场发展的不足，正是为了反证现实中经济发展的成就，提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一种可能选择。
发展现代金融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呢？陈志武认为，市场化改革缩短了财富和钱之间的距离，将财富“资本化”的改革是过去十几年中国钱越来越多的重要原因。改革前，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改革后，财富资本化带来了中国的经济增长（P24-25）。这一解释，是相当深刻的。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当下政府理财策略和手段与传统帝制时代完全不同，由于现代金融和证券的发展，国家敢于利用公债市场把未来的钱借到今天花，大胆依靠财政赤字发展中国经济，仅国债余额一项，至2004年底，就达到29631亿元，占GDP比重的21.6%，但仍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还有相当大的潜力。此外，大量产权明晰的公司通过证券市场上市。房地产在1998年房改之后为土地资源以及国民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打开了大门，截至2006年底，个人按揭贷款余额达到了2.2万亿，占GDP的11%，远比美国的100%为小，空间还很巨大。按陈志武的观点，这些金融证券融资不只是简单地把未来的收入提前花，而且能为未来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最终也会决定在国际竞争中谁会赢（P260）。如果努力发展金融，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还大有可为。
不过，陈志武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也有一些担忧。其一，现代金融文化根基不牢。原来许多通过亲情关系、友情关系所实现的隐性经济交易、隐性保险信贷投资交易，都逐步被显性的市场交易取而代之，被直接钱化、金融证券化了，但传统文化的影响仍不容忽视；同时，如果替代性的显性金融保险、信贷、养老、投资产品无法跟上，人们对未来反而会感到不安。其二，政府有钱不如民间富有，中国财政收入占了GDP的20%有余，政府拥有大部分资源，结果牺牲了太多的民间致富机会，这对于拓展未来的发展空间是不利的。其三，金融、证券市场还不完善，到目前为止，中国股市还是一个基本上为国有企业服务的市场，资源被低效配置。只要股市还不对民营企业真正开放，中国要获得经济发展的动力，还只能继续依赖美国的资本市场。
就像经济是否增长影响每个人的生计一样，金融是否发展，最终不仅与GDP增长速度密切相关，而且会影响我们到底娶什么样的媳妇，嫁什么样的丈夫，度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金融对于中国有着全方位影响，这一点不可不深察。在《金融的逻辑》中，陈志武反复强调，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中国的未来，在于发展现代金融。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
（本文编辑 宋文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