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著，黑马译，译林出版社 2010年2月，35.00元
世界文学名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英美长期遭禁，直到1960年代才开禁。当英国宣布开禁后，一度洛阳纸贵，高踞畅销书排行榜数周并常销至今。但比畅销和常销更重要的是，它的开禁标志
这部小说问世不久，中国文学界就报以宽容和同情，甚至从学术角度对劳伦斯和他的作品做出了积极的肯定。那个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诗人邵洵美读后立即撰文盛赞；现代作家和戏剧家赵景深1928-1929年间六次在《小说月报》上撰文介绍劳伦斯的创作并追踪《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出版进展；几家杂志上陆续出现节译。其后出版了饶述一先生翻译的单行本，因为是自费出版，发行量仅千册。当年的中国内忧外患，估计人们都没了读小说的雅兴，这个译本就没有机会再版。直到1980年代，饶述一的译本在湖南再版，使新时期的中国读者得以领略劳伦斯这一佳构的非凡魅力。
劳伦斯其人
因为曾被看作“颓废作家”，从193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中国对劳伦斯的介绍出现了近半个世纪的空白。对劳伦斯的重新肯定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少伟发表在1981年的《世界文学》第2期上的论文《戴・赫・劳伦斯的社会批判三部曲》为标志。这篇论文全面肯定了劳伦斯的创作，推翻了以往文学史对他做出的所谓颓废的资产阶级作家的定论。我们发现一个曾被雅俗双方都一言以蔽为“黄”的作家在赵先生笔下呈现出“社会批判”的真实面目；同时赵先生也启发我们“看看这种批判同它的两性关系论点有什么关联”，使我们得以找到整体把握劳氏创作的一个切入点。赵先生多处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这篇文章，恰到好处地淡化了那些曲解劳伦斯作品的非文学不良因素。赵先生广引马恩，以此来观照劳伦斯的创作，对其加以肯定，这是劳伦斯研究上的一种突破。我认为，赵少伟在1981年发表的论文具有绝对的开拓性历史意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劳伦斯的词条就出自赵少伟之手。
公正地说，让劳伦斯受益无穷但也深受其害的，都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对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也是因了这本“黄书”，才知道劳伦斯的。如果说许多人最终读了他的多数作品后承认他是文学大师，那引玉之“砖”则是《查》，人们首先是慕其情色描写而争睹为快的。
事实上，劳伦斯除了这部小说外，还著有另外11部长篇小说，50多部中短篇小说，多部诗集、剧本、游记和大量的文学批评、哲学、心理学和历史学方面的著作和散文随笔。他还翻译出版了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及意大利作家乔万尼・维尔迦的长篇小说等，仅凭这些译文就足以称他为翻译家了。这位矿工的儿子，以自己非凡的文学天赋、敏感的内心体验、勤奋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命活力，拖着当年还是不治之症的肺病之躯，在短短20年的写作生涯中，为后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学经典遗产，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不少研究家称其为天才和大师，不无道理。
他的四大名著《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可说部部经典。《儿》被普遍认为是文学史上第一部印证弗洛伊德“恋母情结”学说的“原型”之作。《虹》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屡遭查禁和焚毁，惹出文学和政治风波来，作者本人虽未遭“坑”，却也长时间内遭受监视和搜查，心灵备受煎熬，以至于对他“爱得心头发酸”的祖国终于失望而自我流放，浪迹天涯，病死他乡。由此，我们甚至无法断定他是因了文学的孽缘才遭此厄运，还是厄运专门来锻造他的文学魂。
这位旷世奇才的作品甚至在1985年上海出版的专著《现代英国小说史》中仍然被指责为“黄色淫秽”并把开禁这本书作为“当前西方社会的道德风尚已经堕落到何种地步”（侯维瑞著《现代英国小说史》，1985上海外语教育版）的标志。
这归根结底是个眼光的问题。偏见往往比无知更可怕。但艺术的眼光往往需要靠一个人较为全面的发展来培养，需要时间。
1984年我完成了国内第一篇研究劳伦斯的硕士论文时，国内还没有劳伦斯作品的译本（只有个别短篇小说的译文，劳伦斯只是被当作一般的现代作家介绍给中国读者），这个领域还被认为是禁地，因为他在非学术领域仍被看作“黄色作家”。1980年代后期劳伦斯作品开始大量出版，便有了三五成群突击抢译劳伦斯作品的壮观场面。1930年代的旧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重印上市后，黑市竟出现高价抢购的热潮。在这种尴尬的阅读环境中解释劳伦斯的这部最有争议的小说，颇令人生出滑稽感。
如何看待性描写
我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称之为废墟上生命的童话。
小说伊始，即是一场浩劫之后的一片废墟。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满目疮痍的象征，更是大战后人之精神荒原的写照。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野林子和林中木屋，里面发生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生命故事。一个复归自然的男人给一个寻找自然的怨妇注入了崭新的生命；这怨妇亦焕发出女人之本色，唤起了这个近乎遁世的男人身心遥远地带无限的温情，激发出他身上近乎消失的性爱激情。他们在远离工业文明的地方体验着自然纯朴的爱情，双双获得了灵与肉的再生。浪漫而美丽，不乏乌托邦色彩，这简直是一部成人的童话。
劳伦斯生前好友理查德・奥尔丁顿曾长期从事劳伦斯作品的编辑和评论工作，他说过，这本书根本算不上一本性小说，因为它其实是“关于性的说教……是一种‘精神恋爱’。”林语堂早在30年代就指出，劳伦斯的性描写别有一番旨趣：“在于劳伦斯，性交是含蓄一种主义的。”（林语堂《读劳伦斯》，载《人间世》，1934年第19期，P34）
时至今日，普遍的研究认为，劳伦斯对性持一种清教徒的观点：“他之所以常常被称作清教徒，就是因为他认为性是生命和精神再生的钥匙，也因为他认为这是极为严肃的事情。”（克默德《劳伦斯》，1986年三联书店版，P207）1960年伦敦刑事法庭审判这本书时，文化学者霍嘉特就特别说这书“讲道德，甚至有清教之嫌。”此言令检察官困惑不解，转而问询文学家福斯特，福斯特回答说：“我认为那个描述是准确的，尽管人们对此的第一反应是觉得自相矛盾。”看似如此的矛盾，造就了劳伦斯这部小说之性宗教的特质。因此，霍嘉特在他那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查》1961年版序言中称这本书是“洁净、严肃的美文”，“如果这样的书我们都试图当成淫秽书来读，那就说明我们才叫肮脏。我们不是在玷污劳伦斯，而是在玷污我们自己。”
查泰莱爵士因伤失去性能力，本值得同情；但他的内心十分冷酷，对工人蔑视无情，对夫人康妮感情冷漠。他认定矿工只是工具，非用鞭子驱使不可。康妮只要能为他生个儿子继承他的事业和爵位就行，至于同谁生育，他倒不在乎，但绝对要求孩子的父亲来自上流社会，以不辱查家门楣。正因此，当康妮遇上一身质朴但情趣脱俗的猎场看守麦勒斯时，便自然流露出了女性的软弱与柔情，演绎了一场性爱激情戏剧。麦勒斯与康妮的丈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是一个根植于自然、富有生命活力的“下等人”。他受过教育，但厌恶了他认为腐朽的文明生活，选择了自我流放，自食其力，寄情山水。
令人深思的是劳伦斯对现实的选择：他选择了森林为背景，选择了一个猎场看守而不是选择他情感上最为依恋的矿工来做故事的男主人公。猎场看守游离于社会，为有钱人看护森林和林中的动物供其狩猎，另一方面还要保护林场和动物以防穷人偷猎或砍伐树木。这样的人往往过着孤独的生活。他们是有钱人的下人，是劳动者，但又与广大劳动者不同。在劳伦斯看来，这类脱离了俗尘的阶级利益、一身儒雅同时又充满阳刚气的男人最适合用来附丽他的崇高理想。从根本上说，矿主和矿工虽然是对立的，但他们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双方都受制于金钱、权利和机械，在劳伦斯眼里他们都是没有健康灵魂的人。
解读的关键词
从《恋爱中的女人》开始，劳伦斯的超阶级意识日渐凸显，在今天看来颇具后现代文化意义：劳伦斯从人类文明进程的悲剧角度出发超越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认知范畴即资本是靠对劳动力的压榨达到积累。劳伦斯注意到劳动力脱离自然后的异化特质，同时注意到劳动力在资本转化过程中主体性的丧失，对工人来说他们经历的是双重的异化。而采矿这一行业更是对不可再生的人类资源无情掠夺的最典型范例，在剥夺自然方面双方都是参与者。矿工的罢工运动不过是在工资待遇上与资本家的对立，这并没改变其异化的本质。在与自然的异化过程中，劳资双方成了对立的统一。劳伦斯从而超越了剥削-被剥削阶级对立的意识，实际上揭示的是整个文明进程中资本对人/自然的物化，揭示出对立的双方都是被物化的对象这样一个真理。所以尽管劳伦斯对于自己出生并生长于斯的矿工阶级在情感上万分依恋，称矿工是这世界上唯一令他感动的人，甚至称之为那是他的“家”，但他在理智上却选择脱离他们。有产者的冷酷无情与无产者的萎靡无奈都是文明异化的不可救药的产物。（劳伦斯的有关论述详见其散文《还乡》、《诺丁汉矿乡杂记》和《我算哪个阶级》等）
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如日中天之时，劳伦斯凭着其对人/自然的本能关爱，凭着天赐的艺术敏感，触及到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和疾病症候，其作品在后资本主义时代愈显功力，无怪乎他被称为预言家。他的作品也因此跨越了写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个阶段而成为文学的常青树，真是难能可贵。劳伦斯文学的魅力愈是到后资本主义时代愈是得到彰显。
劳伦斯试图创造一个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第三者，这就是麦勒斯。在此劳伦斯超越了自身阶级的局限，用道德和艺术的标准衡量人，用“健康”的标准衡量人的肉体和灵魂，才选择了麦勒斯这样的人作自己小说的英雄。而森林在劳伦斯眼中象征着人与自然本真的生命活力，更象征着超凡脱俗的精神的纯洁。森林中万物的生发繁衍，无不包孕着一个性字。劳伦斯选择了森林，选择了森林里纯粹性的交会来张扬人的本真活力，以此表达对文明残酷性的抗争。
劳伦斯真是用心良苦，也真是书生气十足。他创造的简直是成人的童话！郁达夫在劳伦斯逝世后不久就读了劳伦斯的作品，他指出：劳伦斯是个积极厌世的虚无主义者。此言极是。所谓厌世，自然是面对汹汹人世表现出的超然与逃避；所谓积极，当然是在看破红尘的同时依然顽强地表现出对人类的信心。于是劳伦斯选择了麦勒斯这样孤独隐居但性力强健的男人作他的理念传达者。这样的男人与世界的结合点只有自己最为本真的性了，他只与脱离了一切尘世丑陋的女人之最本真的东西接触，这就是超凡脱俗的性，与鲜花、绿树、鸟禽一起蓬勃自然地在大森林里生发。郁达夫，中国只有郁达夫才能在劳伦斯刚刚逝世不久就做出一个这样透彻的判断。
小说创造的是一种艺术的真实，只有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才能说《查》是一部象征小说：小说中每一样事物都具有象征意义，直至最后整个小说本身成了一个庞然的象征。林语堂谓之“含蓄着主义的性交”，可能指的就是小说的象征性。这部小说表层的自然主义与深层的象征主义之浑然一体，使其最终成为超自然主义的自然象征主义小说，这应该是解读这部小说的关键词。这本书在欧美被禁30余年，在其他国家则长达70余年甚至更多。但它最终还是获得了新生，它唯一要感谢的就是时间，时间可以涤荡一切陈腐、僵化和专制。他的创作终因其对摧残人性的工业文明的抗议、为人性解放的可能性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帮助当代人从虚伪的道德羁绊中得到解脱的“真诚不懈的渴望”吸引了全世界众多读者。
了解了这一层意思，我们就把握住了这部小说形而上的内涵，而不至于停留在其表面的性描写上画地为牢，无端訾议。中国古语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艺术的真实往往是形而上的。从这个意义上去考察这部小说，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之为“废墟上生命的抒情诗”。
历史和个人背景
1925年，劳伦斯还在美国和墨西哥漫游时，从16岁开始长期困扰折磨他的气管炎和肺炎终于被确诊为肺结核三期，在没有发明出抗生素的年代，这等于宣判了他的死刑。眼看大限将至，自己还在创作上徘徊，劳伦斯肯定心急如焚。
他不甘心自己长时间内写不出力作来。1920年《恋爱中的女人》出版后并未引起轰动；后来的《迷途女》被认为是为钱而写的平平之作；《亚伦之笛》、《袋鼠》和《羽蛇》虽然独具匠心，但一时难为圈内人士认可，评论寥寥，且抨击者多；《林中青年》是与别人的合作，乏善可陈。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和游记等并非他的根本关切；长篇小说的写作，才是他的生命支柱，这来源于他对长篇小说的本能认知。查出肺结核三期后，他在给澳大利亚女作家莫莉・斯金纳的信中说：
我还是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可以与你所创造和记录下的人物及经验生死交关，它本身就是生命，远胜过人们称之为生命的俗物……”（见2002年剑桥版平装本《劳伦斯书信集》第五卷，P293）
这一年是他创作上的“休耕年”，他开始潜心于理论探索，写出了一系列小说理论方面的随笔。他的理论探索为他的扛鼎之作找到了关键词，这就是要张扬“生命”。其实劳伦斯1912年与弗里达私奔到意大利北部的嘎达湖畔时就已经通过直觉触及到了未来十几年后生命最终结束之时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的主题了，其理念在游记《意大利的薄暮》中已经初露端倪，他要做的只是等待和寻觅，寻觅将这理念附丽其上的人物和故事，从而将这理念戏剧化。这一等就是14年，等到医生宣判了他的死刑。
随后他在1925年和1926年最后回故乡两趟，看到英国中原地区煤矿工人的大罢工，看到生命在英国的萎缩与凋残。他终于失望而去，彻底与阴郁冷漠的英格兰告别。待他再一次回到他生命所系的意大利时，在那里，阴郁的故乡与明丽的意大利两相比较，两相冲撞；在那里，他以羸弱的病体考察了意大利中部古代伊特鲁里亚文明的墓葬和完好如初的彩色壁画。伊特鲁里亚人充满血性的性格，自由浪漫的生活方式，对神灵的虔诚膜拜，对死亡的豁达，与基督教文明下人的物欲横流和人性的异化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劳伦斯深深地迷上了罗马人之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意大利人真正的祖先伊特鲁里亚人：“苗条，优雅，文静，有着高贵的裸体，油黑的头发和狭长的脚板。”（见2002年剑桥版平装本《劳伦斯书信集》第四卷，P87）意大利的现实和远古都感召着劳伦斯。于是，潜隐心灵深处多年的小说主题终于得到戏剧化，终于附丽于麦勒斯和康妮两个生命的阴阳交流之上。这就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本生命之书，一首生命的抒情诗。
奢侈研究劳伦斯
我能顺利地翻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首先要感谢1980年代湖南出版社重印的20世纪30年代饶述一前辈的译本。饶先生的译本启蒙了不同时代的中国读者，功勋卓著。虽然当初最早读这本小说读的是英文版，但真正让我读得酣畅的还是饶先生的译本。因为在1980年代曾忘我地恶补了一阵子郁达夫等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所以对饶先生译文之明显的1930年代白话文体并不感到隔阂，甚至觉得1930年代作家文雅的散文语言风格应该得到后人的传承。我很是服膺饶先生精湛的文字造诣，也艳羡饶先生对英国人生活了解的透彻，这体现在其译文遣词造句的细微处，若非劳伦斯的同时代人并体验过真正的英式生活，是不会用词如此准确的。我为中国在劳伦斯谢世不久就出版了这样的优秀译文感到骄傲。70年后当我复译这本书时，我感到我是同时在向劳伦斯和饶先生这一中一外两个良师讨教，我甚至似乎看清了饶先生的身影：一位身着蓝布大褂，戴着金丝边眼镜，灰色的长围巾甩到后背上的教书先生。
我要特别感谢2001年在劳伦斯的母校诺丁汉大学劳伦斯研究中心的留学经历，感谢劳伦斯学教授约翰・沃森的指导和点拨。基于认同沃森教授对这部作品的解读，在翻译时特别注意译出原作的“讽刺意味”。对沃森教授在课堂上用十分戏剧性的语调朗读这本书开始一段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虽然没有录音（万分后悔，不曾向先生提出录音的要求），但他的表情和语调永远准确地刻录在我记忆的磁带上了。是沃森教授的话改变了我的认识。因此我庆幸自己是在赴英伦“取经”后才领命翻译，否则认识上的差异会导致译本风格的偏差。
跟随沃森教授研读劳伦斯的我，身份只是一介普通访问学者，等同英文进修生而已，要做的只是选修旁听一些博士和硕士课程，不参加考试，因此也不交学费，保持出勤即可，而作为导师的沃森对我没有任何义务和责任。但沃森教授给了我这个来自中国的进修生特别的关照，主动提出每周专门拨出一小时的固定时间回答我的问题。习性散漫的我，这次必须为了他的“答疑”而发奋研读，准备出一些值得他回答的专业问题，否则便觉汗颜，丢了中国劳伦斯学者的脸面。每次外出参加有关学术活动，沃森教授都会用他的车子送我回在普通住宅区里租的房子。我向他表示感谢，他会幽默地说他倒要谢我，否则他就没有机会来英国劳动人民的住宅区看看。是沃森教授的善意垂教和特殊的待遇，“逼”我进步，这一点我不曾向先生坦白，估计他一直认为我是个自觉勤奋的学生。
2000-2001年在劳伦斯故乡一年的逗留，使我在感性上深刻体验了英国特别是英国中部地区的生活和风物人情，对我翻译这部扎根于此的生命之书无疑是一种必须。我说过，我研究劳伦斯的路数实在是过于奢侈了。但严格地说，翻译研究一个外国作家，如果有条件，确实需要亲历他的故乡，最好是能够追随他的脚步将他走过的路亲自走上一遍。只从书斋到书斋，翻译和写出的文字总嫌不到位，读者可能感觉不出，但译者方寸间的隔膜自知薄厚。因此我庆幸自己有过那么好的机会，去了劳伦斯去过的很多地方：英国、意大利、德国和澳洲。这样一来，每每翻译或评论他的作品时，我的眼前总有一幅幅灵动的风景浮现，总有房屋、森林、街道让我触摸，总有风有雨有山光水影幻化身边。因此我笔下的翻译和研究文字就有了生命质感和张力。我庆幸我的奢侈，我庆幸能做这样的外国文学译者和研究者。同时我感谢为我提供了游历机会的国内外机构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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