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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1922年就与鲁迅有联络吗

2010-05-07 16:23:00 来源:博览群书 倪墨炎 我有话说

在纪念方志敏诞辰110周年之际,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了“可爱的中国――方志敏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展”。2009年8月23日《文汇报》上,有一段该馆的王锡荣先生关于方志敏与鲁迅“难以割舍的情缘”的谈话。记者记道:

“他与鲁迅在精神上高度契合。”王锡荣告诉记者,方志敏走上革命道路,部分是受鲁迅启迪

的。据方志敏堂弟方志纯透露,早在1922年,方志敏在上海期间就曾联络过鲁迅。当时,方志敏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和《小说年鉴》上,数度与鲁迅在同一版面或同一期刊上发表作品。1926年,方志敏创办《寸铁》旬刊也是受鲁迅影响,因为鲁迅曾在《国民公报》同名栏目中发表杂文。

1935年1月29日被捕后,方志敏还曾让人秘密带口信给鲁迅,但鉴于当时的情势,营救不可能完成,鲁迅便鼓励方志敏赶快写些文章。于是,在生命的最后一百多天里,方志敏奋笔疾书写就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狱中纪实》等16篇文稿,共13万多字(不含尚未找到的日记等,据说应有20万字)的狱中文稿。而这些他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心血写下的血性篇章中,就有一封写给鲁迅的信,并把鲁迅作为向党中央传递文稿的途径之一。在这封名为《给鲁迅的信》中,方志敏写到:“我已抱定牺牲的决心,估计已不久于人世。我把自己最后心血的结晶这些稿件交给你,还有给党中央最后一封信,请你并转交给党中央。”与鲁迅关系最为密切的共产党员冯雪峰曾回忆,鲁迅确看到过方志敏来信。

在王锡荣的这段谈话中,不少内容不合史实乃至无中生有,真令人吃惊。

一、“据方志敏堂弟方志纯透露,早在1922年,方志敏在上海期间就曾联络过鲁迅。”经查,方志纯发表在1979年12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寒舍有剪报)上的《为苏维埃奋战为共产主义牺牲――回忆方志敏同志的革命活动》中,确曾说“在上海时,方志敏同志还有幸结识了鲁迅”,鲁迅“接济”他的生活,“亲自润色”其文章,“亲自为他向报社推荐”,“通过”这许多“接触”,方志敏“了解到先生是一个完全可信赖的朋友和长者”。方志纯的这段回忆,明显不合史实:鲁迅1922年在北京不在上海,怎么可能“亲自”对方志敏“接济”、“润色”、“推荐”、“接触”呢?方志纯是方志敏的亲属更是战友,他在这篇文章中记下了许多方志敏的真实情况,是十分珍贵的;但在戎马生涯和繁忙的行政领导工作中,听到一些传闻不及查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作为一名鲁迅研究者,在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前,总应该做一些核查的工作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先生把方志纯文章中的叙述说成“透露”,把“接触”说成“联络”,这样似乎可以含糊一点,如通信之类不也是“联络”吗?笔者经过查核,负责地宣布:在世上存在的鲁迅和方志敏的日记、书信、文章及一切记载和有关文物中,都没有他俩1922年“联络”的任何蛛丝马迹,“联络过”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二、“当时,方志敏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和《小说年鉴》上,数度与鲁迅在同一版面或同一期刊上发表作品。”查任何版本的《鲁迅全集》,鲁迅1922年没有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发表过作品,也没有在其他年份的该副刊上发表过作品,怎么可能方、鲁会在《觉悟》副刊的“同一版面”发表作品呢?更不要说“数度”了。

《小说年鉴》,是1923年小说研究社编集出版的。当时上海并无“小说研究社”这个团体或单位,年鉴实际上是由鲁庄、云奇两人编的。他们编入鲁迅小说五篇、孙伏园小说一篇、郁达夫小说两篇、叶绍钧小说一篇、王统照小说两篇、王剑三小说一篇等共33位作家的43篇作品,其中有周辅仁、菱湖生、陈震、赞襄、李鸿梁、吴江冷、程起、谢茂传等等不知名作者的作品,包括方志敏的《谋事》。应该说此年鉴保存了一些现代小说的资料,但以今天的版权观念来看,它是侵犯作者著作权益的私编私印以赚钱为目的的书。查《鲁迅日记》和《鲁迅藏书目录》,似可肯定编者事先未征求作者意见、事后也不寄样书。从编者不知道王统照、王剑三是同一个人,编者在有些作品后所写的半通不通的评语看,编者并不熟悉文坛情况也不具备较高评论水平。这样一本年鉴同时收入鲁迅和方志敏的作品,怎么能证明鲁、方曾“联络过”呢?这本《小说年鉴》就此一本,第二年第三年没有再续出,又从何谈起鲁、方的作品,“数度”在“同一期刊上发表”呢?

三、“1926年,方志敏创办《寸铁》旬刊也是受鲁迅影响,因为鲁迅曾在《国民公报》同名栏目中发表杂文。”经查,《国民公报》系君主立宪派创办于1910年的报纸,到1919年10月连北洋军阀掌控的民国政府它还在反对,因而被北洋政府查封。但1919年孙伏园一度为该报编副刊,却有一定的亮色。孙伏园设有《寸铁》专栏。鲁迅在1919年8月12日的《寸铁》专栏上,发表无题杂感四则,每则文末都署笔名“黄棘”。到1925年鲁迅编《热风》时,这四则杂感没有编入(很可能是忘了)。1935年编《集外集》时,鲁迅没有记起要将这四则杂感编入。1938年许广平编《集外集拾遗》和20卷本《鲁迅全集》时,没有发现此四文。1958年10卷本《鲁迅全集》重编《集外集拾遗》时,也没有发现此四文。后来有人发现了,遂编入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集外集拾遗补编》,编入时将四则杂感合为一篇,定篇名为《寸铁》。笔者以为,这所定的篇名是很不确切的。确切的篇名应定为《杂感四则》,并注明:原无题,发表在某年某月某日《国民公报》的专栏《寸铁》上。而且,定篇名为《寸铁》,还很容易使人误以为是鲁迅当年自定的篇名,甚而至于误以为鲁迅在《国民公报》设立了一个个人的专栏就叫《寸铁》。在了解了鲁迅这四则杂感的发表和重新被发现而编入《鲁迅全集》的经过后,请想一想:1919年8月间,正从江西弋阳县的“弋阳高小”毕业考入南昌的“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方志敏,能看得到北京出版的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派办的《国民公报》吗?即使读到了报上这四则杂感,能知道每则杂感后面署的“黄棘”就是鲁迅吗?这显然都是不可能的。那么,1925年(不是1926年)方志敏与几位青年成立共青团支部时创办的油印旬刊,为什么也叫《寸铁》呢?经查,“寸铁”是汉语中古已有之的名词。“寸铁杀人”就是指短小兵器也可制敌,引申为三言两语的短小文字,也能一针见血,击中要害。《辞海》、《汉语大词典》中列有不少古人使用“寸铁”这词的例子,限于篇幅在此不抄。1922年创办的中共中央机关刊《向导》周刊,在出到55期时设立《寸铁》专栏;共青团中央刊《前锋》,也设有《寸铁》专栏:都是采用“寸铁”古已有之的含义的。方志敏把他办的旬刊名为《寸铁》,也可能是采用古已有之的含义,或是受《向导》、《前锋》的影响。说《向导》、《前锋》、方志敏办的《寸铁》,都是受了鲁迅那四则杂感的影响,是传承了鲁迅的革命精神,那是太牵强了,太捕风捉影了,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因为那四则杂感当时并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连鲁迅自己也没有把它们编入集子,而且当年绝大多数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也不可能知道“黄棘”就是鲁迅。说“方志敏创办《寸铁》旬刊也是受鲁迅影响”,是典型的捕风捉影。

四、从上述三点可见,说方志敏在1922年就和鲁迅“联络过”,完全是空穴来风。说20世纪20年代,方志敏和许多爱好新文学的青年一样,读了鲁迅作品受到积极的影响,这当然是可能的;但具体地说,由于曾与鲁迅“联络过”,因而“方志敏走上革命道路,部分是受鲁迅启迪的”,只能认为是信口开河。

五、“被捕后,方志敏还曾让人秘密带口信给鲁迅,但鉴于当时的情势,营救不可能完成,鲁迅便鼓励方志敏赶快写些文字。于是,在生命的最后一百多天里,方志敏奋笔疾书写就了……13万多字。”查相关记载,可以明白,当时方志敏所在监狱内外并没有建立起“地下交通”。因而方志敏写好的信、稿,是由同情革命的义士,冒着生命危险,带到狱外再送出去;送信、稿到上海的人员,也都不可能再回到监狱里去。请问:方志敏的口信是由何人何时何地带给鲁迅的?鲁迅的口信又是何人何时何地带给方志敏的?说“鲁迅的鼓励”使方志敏狱中“奋笔疾书”,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六、“在这封名为《给鲁迅的信》中,方志敏写到:‘我已抱定牺牲的决心,估计已不久于人世。我把自己最后心血的结晶这些稿件交给你,还有给党中央最后一封信,请你并转交给党中央。’”经查,方志敏从狱中传出的第一批信中,确有一封是给鲁迅的。方志敏在给送信人写的《遗信》中说:给党中央的信,“写了三张信纸,在右角上点一点作记号。另一信给孙夫人,在右角上下都点了一点。一信给鲁迅先生,在右角点了两点。请记着记号。”既然给鲁迅的信以“右角点了两点”作为记号,那方志敏就不可能再名它为《给鲁迅的信》;冯雪峰在《可爱的中国》的《影印本说明》中说:“给鲁迅先生的信,鲁迅先生是说过的,他洗出看过后就把它烧掉了,信的意思是请他设法把信和文稿转交给党中央。”可见冯雪峰也没有把它定名为《给鲁迅的信》。更为重要的是,这封信既然鲁迅“看过后就把它烧掉了”,所以现在的《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没有收,《方志敏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也没有引用其文句,那王锡荣是从哪里看到这封信的呢?“我已抱定牺牲的决心”等等的一段话,是有引号的,当是信上的原话,王先生又是从哪里引来的呢?方志敏会用“自己最后心血的结晶”这类措词吗?“这些稿件交给你”,是什么稿件呢?“这些”,还不只一二种呢?笔者查阅了当年见到过此信的吴奚如、胡风的回忆录,都没有说到信中有这么些字句。《胡风回忆录》中说此信“内容是要求鲁迅请孙夫人宋庆龄向蒋介石保释他出来”。胡风这话是可信的,否则怎么会有一封致宋庆龄的信请鲁迅转交呢?而王先生所引用的方志敏《给鲁迅的信》的字句中,恰恰缺掉了请转交给宋庆龄的信并商量营救他的内容。从以上这些情况看来,可以肯定地说:王先生没有看到过方志敏致鲁迅的信,也没有看到过关于此信的可靠的历史记载,甚至也没有看过《胡风回忆录》,是他自己毫无根据地定名此信为《给鲁迅的信》,又亳无根据地编写了引号中的一段话。王先生怎么能这样的胡编乱造呢?!

王先生对新闻记者的这一段不长的谈话,从头到尾,几乎每句都不合史实,这实在太不严肃了!对于方志敏《可爱的中国》1936年怎样传到冯雪峰手中的,曾引起学术界的争论,王锡荣却宣传令人惊讶的说法:《可爱的中国》1938年才从许广平保险箱里取出来。我曾在《博览群书》2009年第1期上发表《〈可爱的中国〉手稿在许广平保险箱里吗》一文,予以指正。不料王先生不吸取教训,在七八个月后,在方志敏与鲁迅的关系问题上,又发表了这么多与史实大相径庭的说法。我必须撰写本文,再次予以指正,以免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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