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冠李戴的诗人路易士著作
2005年11月，广陵书社推出张耘田、陈巍主编的《苏州民国艺文志》（以下简称《艺文志》）。作为苏州图书馆参与编写的一部工具书，内容颇为丰富、翔实。的确，按照该书的说法，其书目著录，突破业内的传统著录格式，以大众熟识的“图书文献名+出版项+馆
该书在介绍诗人“纪弦”（上册，P165-1666）时，诗人书目中收录有《银价与中国物价水准之关系》（以下简称《银价》）一书。然而，笔者前不久刚刚读过皇皇三卷本的《纪弦回忆录》（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年），并未看到诗人提过曾出版有《银价》一书，而且笔者印象中纪弦学的是美术（1933年毕业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当时的职业也和经济无关，如何会写出来探讨白银和中国物价之间关系的经济学著作《银价》呢？
《银价与中国物价水准之关系》封面书影
《银价与中国物价水准之关系》正文书影
然而，《艺文志》标明《银价》一书“1934年版”，还存于“上海图书馆存”。言之凿凿，不能不让人相信。于是，登陆上海图书馆图书查询系统，果然查到《银价》一书，系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1934年3月印行，作者确实赫然署着纪弦在1946年以前使用的另一个笔名“路易士”（《艺文志》说1948年路易士易名“纪弦”，时间上有误），只不过，此书还有一名合著者“张履鸾”，《艺文志》中未曾提及的。
经过一番查询，得知张履鸾是一名经济学者，除《银价》一书外，还曾出版过《加拿大一瞥》（商务印书馆,1927年）、《江苏武进物价之研究》（金陵大学农学院,1933年）、《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 1936年8月）等著译，以及《金本位国家物价水准跌落之原因与将来之趋势》（《实业统计》，1933年第1期）、《紧缩声中农贷应取之途径》（《中农月刊》，1942年第3期）等经济学论文。
本以为通过《艺文志》一书，发现了诗人路易士的一部谈经济的佚著，可以按图索骥，就此大书特书一番。然而，经过一番联系，有朋友告诉笔者，1934年《银行周报》第1期发表有署名“乔启明”的《银价与中国物价水准之关系》一文，并承蒙他帮助，从“图书馆文献传递中心”找到该文原文，此时才发现该文原来是一篇译文，原著者是“Ardron B・Lewis and Chang Lu-luan”！该文的“编者按”写道：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路易士博士及张履鸾氏最近合著英文论文一篇，题为“银价与中国物价水准之关系”，曾载上海《字林西报》，该文旋有该校乔启明教授译成中文，在天津《大公报》登载，编者以其意见足资参考，故特专载于此，以饷读者。
原来如此！《银价》一书和诗人路易士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是张冠李戴了。但为了确保万一，笔名还是请友人到上海图书馆亲自查阅了《银价》一书。友人告诉我，该书正文第1页就对两名作者做了介绍：“路易士系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统计专家，张履鸾系该系讲师。”看来，虽然《艺文志》在凡例“9”中标榜：“本志坚持‘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的理念，观其源，察其流，忠于史，务求实。”但事实上，并没有做到。
虽然查实《银价》一书并非诗人路易士所著，但笔者同时却发现，该书对中国民国时代的经济还是颇有一些影响的。《人民日报》在1951年1月16日的“文化生活简讯”栏目里，曾刊出一篇题为《南京金大教职员揭露美帝侵略》的新闻。内容如下：
据南京新华日报一月十二日消息：南京私立金陵大学职员戴龙孙及农业经济系教授崔毓俊揭露该校第一任校长福开生（美籍）披着“促进文化”的外衣，曾向清廷密告捉拿革命党人邹容、章炳麟等六人；“中国通”路易士，以农经系教授名义，利用学生做银价调查，给后来美帝对我国进行经济掠夺的“中美白银协定”创造有利条件。先后两次攫取我国白银一亿零四万两。
同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刊出的《南京金陵大学对美帝的控诉》一文，对此更有详细的叙述：
（金陵大学农经系）戈福鼎教授指出首任农经系主任卜凯（美籍）及农经系教授路易士（美籍）是美帝派到中国的间谍。……另一个和卜凯同样有“伟功”的路易士，也以农经系教授之名，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勾结，要学生做银价调查，把中国各地白银价格和物价的关系做了全面的了解。曹国卿教授控诉说：那时是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因银子在世界市场价格低落，美帝为了照顾拥有墨西哥银矿的大资本家的利益，就把白银价格提高，收购白银。路易士的报告帮助美帝掀起白银的暴烈涨风，将中国财富吸尽，造成一九三六年美帝为了对我国大举进行经济掠夺而签订的《中美白银协定》的有利条件。美帝由于路易士的银价调查的帮助，先后两次公开无耻的攫取中国白银共约一万四千万两！
一个是“攫取我国白银一亿零四万两”，另一个是“一万四千万两”，似乎有些微的差别，但无论如何，都不是个小数目！而路易士在其中的作用，被刚刚建立新中国的人民定为“间谍”，罪名着实不小！不过，笔者倒是希望听听如今研究民国经济的学者，在21世纪的今天，在摒除政治因素后，如何客观地评价路易士及张履鸾合著的《银价与中国物价水准之关系》，当时究竟对民国经济产生了何许影响。
严辰没有和路易士组织“菜花诗社”
1993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在谈及严辰的诗歌时，曾如此写道：
三十年代在《现代》、《文学》等杂志上发表诗作时，用的是厂民的名字，其间一度和后来到台湾的诗人纪弦（当时用笔名路易士）在苏州组织“菜花诗社”，出版《菜花诗刊》。（P109）
该书在其后论及路易士时，同样写有：
“八・一三”事变后，回苏州与严辰等组织“菜花诗社”、出版《菜花诗刊》和《诗志》。（P481）
2005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以下简称《修订版》）。“修订版序”中指出：
根据我们目前的认识，调整、压缩、修订原来不当、冗赘的地方，改正资料上的错讹。
确实，《修订版》在论述来自解放区的诗人时，把初版中原来排列在蔡其矫之后的严辰“压缩”了，没有了严辰和路易士组织“菜花诗社”的叙述。不过，《修订版》在“下卷 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当代新诗”部分论及“路易士”时，同样有他在“八・一三”事变后，回苏州与严辰等组织“菜花诗社”、出版《菜花诗刊》和《诗志》的字样（《修订版》P315），说明书作者对这一事实的认可。
然而，对20世纪30年代诗坛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菜花诗社”以及《菜花诗刊》、《诗志》是路易士在苏州和韩北屏等组织的，其成员主要是来自镇江、扬州的几名文艺青年，如沈洛和常白，即路易士本人所称的“镇扬四贤”。2001年12月，纪弦在《纪弦回忆录》(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第一卷中叙述了创办“菜花诗社”的经过――
我邀约韩北屏、常白、沈洛三位，和我组成“菜花社”，出《菜花诗刊》。菜花四瓣，属于十字花科，藉以象征我们“镇扬四贤”之合作。于是到了9月，《菜花诗刊》的创刊号问世了。23开本，厚52面。作者除四贤外，还有锡金、刘宛萍、吴奔星、李章伯、赵景深、李长之、鸥外鸥、甘运衡和我二弟路漫士等。
对“菜花诗社”的组成及人员、《菜花诗刊》创刊号的作者状况，说得相当清楚，压根没有提到厂民或严辰的名字。而笔者查阅了手头的3期《诗志》杂志，作者中也无厂民或严辰。
1987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杂志发表的《严辰的诗歌道路》一文中指出：
1933年夏，他迈进上海正风文学院之后，他的文学活动才算真正奠定了基础。他开始向上海一些报刊投稿，像《申报》“自由谈”、《诗歌月报》、《现代》、《人间世》、《文学》、《中流》等都发表过他的诗作。另和蒋锡金等创办了《当代诗刊》，出了6期。
文章的作者是严辰在《诗刊》担任主编工作时的同事朱先树和刘湛秋，材料的可信性比较高，基本上把他1930年代的诗歌活动概括齐全了。如果严辰曾组织过“菜花诗社”，焉有不提的道理？
《菜花诗刊》创刊号广告书影
当然，最有说服力的，还是严辰本人的自传：
1934年起，试着向报刊投寄诗稿，偶或写散文、小说，发表在《文学》、《现代》、《诗歌月报》、《小说半月刊》、《申报・自由谈》等处。编同人刊物《当代诗刊》。（《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
无论是《严辰的诗歌道路》，还是严辰的自传，都提到了《当代诗刊》。关于这本刊物，2006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景明著《蒋锡金与中国现代文艺运动》一书中有如下叙述：
在锡金快要离开正风文学院的时候，曾自编了一种题名为《声音》的诗歌墙报。后来同学严辰邀请锡金参加，同办一个诗刊，那刊物就是《当代诗刊》。参加刊物编辑的同学有严辰（严厂民）、王焕倩（罗伽）、朱征骅（振华，他是锡金的表弟，也在上海正风文学院肄业）等人。
看来，严辰30年代只主编过《当代诗刊》，不知道《中国当代新诗史》有什么根据说他和路易士组织“菜花诗社”并出版《菜花诗刊》和《诗志》？《修订版》为什么在出版10多年后仍不改正这一“资料上的错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