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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将浮云作树林

2010-05-07 16:47:00 来源:博览群书 田 吉 我有话说

南宋绍熙五年秋,湖南安抚使朱熹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这位65岁的理学领袖,从长沙出发,一路徐行,终于在10月初抵达行在临安。进城之前,朱熹与专程出城迎迓他的士大夫们聚集六和塔下,对当时的朝廷形势做了一番讨论。

关于这件事情的原委,通行的王懋?《朱子年谱》卷四记载:“及至六和塔,永嘉诸贤俱集,各陈所欲施行之策,纷然不决。”宋人所编《经济文衡》对此有明确记载,明清以来诸家朱熹年谱,也大多有类似叙述。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并无疑问。

但近年来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对聚会的地点六和塔却颇有怀疑,并提出新解。他说:“经过详细考证以后,我现在完全可以断定,六和塔不是指临安城外的建筑物:他是一个因塔而起的一个通俗地名。”他认为《年谱》中所说的六和塔,实际上是指“六和塔地区”的官方驿站浙江亭,“这才是永嘉诸贤出城迎迓朱熹而展开论辩的所在”。余说见于《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第十章“孝宗与理学家”中的《附说二:六和塔与浙江亭》。

余先生的翻案可以成立么?检核三复,我认为他的解释过于牵强,难以令人信服。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六和塔和浙江亭的位置。六和塔今仍在钱塘江大桥侧龙山月轮峰开化寺内,浙江亭早已不存。余先生认为两者“上下相望”,距离非常近。其关键证据,来自周密《武林旧事》卷七所引《德寿宫起居注》:“淳熙十年八月十八日,上诣德寿宫,恭请两殿往浙江亭观潮……自龙山以下,贵邸豪民,彩幕凡二十余里,车马骈阗,几无行路。”这段文字属于当日史官笔录,史料价值极高。很可惜的是,尽管都提到了浙江亭和六和塔所在的龙山,但我们从中丝毫看不出浙江亭的具体位置,更不能据此推断此亭就位于龙山脚下。

浙江亭和六和塔到底相距多远呢?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一“堰闸渡”条载:

浙江渡,在浙江亭江岸,对西兴。龙山渡,在六和塔开化寺山下,对渔浦。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九亦载:

浙江渡,在候潮门外,对西兴。龙山渡,在六和塔下,对渔浦。

以常理判断,两渡之间肯定有一定距离,如果亭、塔确属“上下相望”,则不应分设两渡。而若能确定候潮门和西兴的所在,那么浙江亭的位置也就不难推测。西兴地名屡见于宋代文献,今杭州对岸尚有西兴镇。但时移世易,地名容有变迁,尚不能贸然据此得出结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首“宋朝浙江图”中,明确标有浙江亭,从图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此亭紧靠浑水闸,就在候潮门、嘉会门之间的江边,而宋之候潮门、嘉会门,即今南星桥、三廊庙一带,又恰与今之西兴镇隔江相望。今日之地理,恰可为宋人记载之脚注,两相印证,若合符契。至此,我们断定浙江亭位于今三廊庙附近,而与龙山六和塔相去约八至十里,殆可无疑。

余先生认为,在宋代的文献中,六和塔已经由具体的佛塔,演化成了塔下沿岸地区的称呼,浙江亭就位于这一地区之内。我们知道,以著名建筑物指代其所处地点的用法并不少见。自隆兴初年重建以后,六和塔就成为了临安城南的地标性建筑,以此作为基准点来划分江岸,进而以之指代附近江岸的小片区域,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但这一指代的范围有多大,能否大到把十里之外的浙江亭也包括在内?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余先生又对宋代宰执的待罪地点做了一番考订。《宋史・留正传》载留正因为争姜特立事而“待罪六和塔”,《赵汝愚传》中说汝愚“出浙江亭待罪”。两处记载十分清晰,毫无歧义,但余先生阐幽发微,看出了史料背后的意味。他认为留正“待罪六和塔”有两种可能性:一,留正确系在六和塔开化寺等待,这就必须假定开化寺可供官员旅居,而这一假说“文献完全无征,不能不放弃”;二,此处的六和塔指代的是一个地名,待罪六和塔,其实就是待罪于“六和塔地区”的浙江亭。

实情到底如何?其实第一种可能性正是史书记载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程公许《沧洲尘缶编》卷七中,就有一首《六和塔寺馆三宿和秀江亭诗牌韵》的七律,并非“文献无征”。公许乃嘉定间进士,曾官礼部侍郎、权刑部尚书,年辈稍晚于留正,诗不具引。而余文之所以极尽曲折,得出第二种“可能性”,是拘于《梦粱录》卷十“馆驿”条的说法:“樟亭驿,即浙江亭也,在跨浦桥南江岸。凡宰执辞免名,出居此驿待报矣。”

我认为这条资料只能证明浙江亭是宰执待罪的地点之一,并不具排他性。因为宋代文献中记载官员待罪于六和塔、范村甚至私宅的材料着实不少,上举《留正传》即其一例。并不能仅据《梦粱录》一条记载,就推翻其余,更不能因此曲为解释,强此就彼,把六和塔说成是一个包括浙江亭在内的大地名。

《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九“赵汝愚”条:“明日,留公等待罪,光宗有旨:‘宰执并出。’于是俱出浙江亭俟命,而留公径至六和塔。”此段叙事来自赵氏行状,足资凭据。文中亭、塔对举,分别是很明显的。如果说浙江亭位于“六和塔地区”,则“而留公径至六和塔”一语实属画蛇添足、窒碍难通。宋周密《癸辛杂识后集》“马相去国”条载:“咸淳甲戌之夏,丞相番阳马公廷鸾……以暑甚病危,不可即途,遂出寓于六和塔。余受公知,间日必出问之。时公偃仰小榻,素无姬妾,止一村仆煮药其傍。”引文中的马廷鸾本人回忆:“国家以余东宫旧臣,引以自近。忠为?障,事与志违,忧危薰心,酸辛呕血,舆疾出次六和塔。室无姬侍,夫人独处秀江亭上,亲为余作粥和药。(《碧梧玩芳集》?十九《鲁国夫人墓铭》)”两条记载均出当事人亲撰,且相互印证,弥足珍贵。既然秀江亭与六和塔同处开化寺内,则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判断:丞相马廷鸾待罪之所,正是六和塔下的开化寺,而绝非候潮门外的浙江亭。

一条有力的旁证是宋末艾性夫的《六和塔浙江亭庙山皆宰执待罪之所并作一绝》诗。据《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三,知庙山更在六和塔之西南。此诗题目,正与前引诸条待罪六和塔之说吻合。至此,我们可以不容置疑地断定:南宋宰执待罪之所本非浙江亭一地,留正、马廷鸾等人待罪六和塔下,赵汝愚等人俟命浙江亭边,史有明文,绝不可强作解人,混而为一。

朱熹当时病足确系事实,为了说明六和塔的险峻及紫阳登塔的困难,余文引用李宗勉《题秀江亭》诗中的“今日登临方觉险”一语为证(此诗作者及写作地点尚存歧说,此不具论),其实此诗不引可矣:即照常理判断,六和塔耸峙江边,高达六十米,衰暮之年的朱子要想盘旋登至塔顶,实有困难。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年谱》说的是朱熹“及至六和塔”,并非说朱子“登临六和塔”,此中区别,自不待言。另外,朱子如果连并不高的月轮峰都无法攀爬的话,又怎么能经受得起从长沙至临安这两千余里的路程?据束景南先生考证,朱子此行曾在江西临江登临阁皂山、玉笥山,六和塔会的前一天,尚曾游览附近的昙山,则攀登月轮峰,并非全无可能。

寺庙聚会为南宋士大夫习见活动,若无确凿证据证明朱熹当时未至六和塔,毋宁采信前人成说。余英时先生对于六和塔与浙江亭关系的考证,既没有揭示六和塔会的真实地点,又混淆了宋代宰执待罪的不同场所,给原本清晰明了的记载带来了不必要的混乱,实在有些可惜。余先生自信经过一番细致考释,得出“铁案难移”的新解,可谓环环相扣,抽丝剥茧;却不知疏漏颇多,使可信的史料徒滋歧义,结果只能是劳而寡效,治丝益棼。

杨联?先生曾借用一句“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来指出美国人研究中国史的弊端。余先生多年后回忆起导师的这一妙语,仍然倍觉亲切。余先生自己也认为,在史学论著中,证据占有更基本的地位:“证据充分而论证不足,其结果可能是比较粗糙的史学;论证满纸而证据薄弱则并不能成其为史学。”证以此篇考证,足见斯言不虚。追求创新,不顾证据是否充足,甚至对相沿已久的成说横加怀疑,难免会“强史料以就我”,从而出现“误浮云为树林”的现象。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本文编辑 宋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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