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知道摩罗这几年来思想转变较大，可是，在阅读《中国站起来》的时候，我还是惊诧于他的“华丽转身”；早知道摩罗爱走极端且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可是，《中国站起来》的语无伦次还是让我怀疑这本书是否真是他所写。在我多年的阅读经验中，从来没有如此痛苦和如此难以坚持的。如果说，对于一本好书的阅读恰如一次愉
林昭死了，遇罗克被害了。摩罗成为了近年来文人样本的又一现实模型。在投机失败或现实的窘境下，他用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弯完成了自己的蜕变和新生，以川剧中的变脸“绝活儿”宣告自己“觉今是而昨非”并左右逢源。在这种转变的背后，现实利益或许是重要的驱动因素。这使得摩罗完成了从文人到“民间纵横家”的转变，引得王小东、宋晓军、宋鸿兵等人弹冠相庆。摩罗的《中国站起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所产生的奇异文本。
断章取义谬指五四先贤
在早期摩罗的著作和思想中，对于五四一代文化精英一直不失敬意。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北大钱理群教授在为其《耻辱者手记》所作的序言中，誉之为“本世纪精神界战士谱系中的后来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摩罗正是以此形象而赢得了一批读者。在《中国站起来》中，摩罗对于五四精英的无理责难固是前无来者，所泼的脏水和污蔑更是匪夷所思。
在摩罗看来，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康有为、梁启超等“中体西用”论者，在西方文化霸权面前保持了尊严。到了五四这一代，拥有话语权的大量中国精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大崩溃。“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主张西化的时候，显然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中愚昧、卑贱的位置上。他们接受这种思想当然极不乐意，甚至充满了屈辱感，但是他们大多数时候，是以强烈的自虐倾向来发泄那种屈辱感的。”（P17）
稍微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中体西用”、“师夷之长以制夷”之说，把西方文明仅仅视作器物、技术层面的领先，仅仅只是学到了西方文明的皮毛。正是因为学习西方更彻底，日本的明治维新才获得了成功，而中国的跛腿改革洋务运动遭遇了失败，这才有了后来的戊戌变法及其夭折。到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一代人的时候，他们已经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法治等各方面的优越性。摩罗在书中说的，人性没有优劣之分，中国人并无劣根性。那么，人权、财产权、自由、民主这些西方公民享有的权利，中国公民为什么不能享有？陈独秀、胡适等人为国民争取自由、民主等权利，恰恰是看到了西方文明中的长处借以移植，在鲁迅那里，表现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批判。摩罗赖以成名的《耻辱者手记》，正是从这一思想脉络发展而来。在五四这一代人身上，有的只是为国民争人权的大声疾呼和强烈的自强意识，何曾“以强烈的自虐倾向来发泄那种屈辱感”？
摩罗把胡适的《请大家来照照镜子》、《答梁漱溟先生》、《信心与反省》中的片段，拿来作为胡适“无能、无知、无耻”的证据，并明显采用了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手法进行刻意曲解。
《请大家来照照镜子》写于1928年6月，胡适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美国使馆参赞安诺德制作了三张图标，第一张表是中国的人口分配表；第二张是中国与美国的经济状况、生产能力、工业状况的比较；第三张是美国在世界上所占的地位。在文章中，胡适比较了美国在生产力上的领先，外国工人与中国工人享受到的公共服务的差别，以及招商局文件显示的官员自肥和腐败等现象，然后从物质（生产力）、精神（公德）等方面进行对比。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我们的“机械上不如人，而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显然只是一个事实判断。摩罗引用胡适《答梁漱溟先生》中的“罪证”是，“鸦片固是从外国进来，然吸鸦片者究竟是什么人？何以世界的有长进的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独钟于我神州民族？”（P23），以此指责胡适的“荒谬言论”和“糊涂”。而这一段最后两句“而今日满田满地的莺粟（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却被摩罗故意漏掉。
接下来一段，摩罗继续引用，“帝国主义三扣日本之关门，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跃而成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岂是把全副责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我的主张只是责己不责人……”（P23）而后一句“要自觉地改革而不是盲目的革命”又被摩罗故意漏掉并以此斥责胡适“糊涂太甚”。胡适的《答梁漱溟先生》这封信，主要是讨论中国国内的革命与战争现状，而胡适一向坚持改良，反对革命。他认为，不能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帝国主义。早在1922年10月1日《国际的中国》一文最后，胡适就说过，“我们很恳挚的奉劝我们的朋友们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方向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摩罗断章取义和刻意曲解后，对胡适的语境和原意进行了“巧妙”的“移植”。
摩罗引用胡适《信心与反省》（P24）中的一段说胡适“抱怨祖宗没给他留下更多的财产”，“歌颂强盗劫掠时打断他一条腿给他开创了生命新境界”则更是可笑。胡适在该文中，恰恰引用了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表明自己对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态度，即“一切所谓发明创造都从模仿来”，并且之后写了《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说明了虚心学习外来文化长处的重要性。摩罗罔顾作者原意，把自己的观点强行加给逝去多年的胡适，然后予以痛斥，称胡适在《三论信心与反省》中“将中国社会最丑陋的现象，作为这个民族的全部文化财富的代表，反复奚落之，以此证明我们是劣等民族，只有屈从于西方社会那个高贵种族才是唯一的出路”。只要仔细看完胡适的这三篇文章，并知道大致的背景，大都不会得出摩罗这样颠倒是非的结论。有了往胡适身上“栽赃”的做法，摩罗接下来指鹿为马，用同样的手法解读鲁迅与《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关系，对鲁迅进行“精神弑父，以宣告自己的新生”（潘采夫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此之外，摩罗还指责蔡元培1912-1913年建构的学制“除了安排一些古典文章实现汉语传承外，其他教育资源都是西方文化。自此以后，中国学子在受教育过程中只知有西，不知有中。当他们中学毕业或者大学毕业，满腹诗书，但所装全是达尔文、亚当・斯密、蒙田、歌德以及耶稣和亚里士多德”（P78）。“蔡元培的作为规定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最古老的文化，要用国民教育的方式，举全国之力，将全民族都培养成西方文化的信徒。西洋人自己一定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P80）。
按照摩罗对蔡元培所做的有罪推定，党史专家金冲及（1930年出生）、鲁迅研究专家朱正（1931年出生）、经学史家朱维铮（1936年出生）等相当一批学者甚至其后至今的学者和文化人都属于“只知有西，不知有中”。可事实却是，这些学者在做学问时，既吸收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时具有相当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在这方面，摩罗恐怕很难有希望赶上。另一方面，他们也决非全都是“西方文化的信徒”。诸如牟宗三（1909年出生）、唐君毅（1909年出生）等一辈人，均属于蔡元培建构学制之后受教育的学者。但是，他们一直都是中国文化的信徒并对此信心十足。不知摩罗对此作何解释？摩罗还称“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成了某种异族意识形态的消费者”（P80），并对文化信心问题危言耸听，而事实却是，不仅这些老一辈的学者从来没有对中国文化丧失信心，年轻一辈的学者中对中国文化信心十足者也大有人在。
摩罗在书中称，“五四运动期间刚刚有那么一星半点的爱国主义苗头，这些精英人物立马上阵，扑而灭之”。对于这一问题，王奇生教授的《革命与反革命》有清晰的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中国知识界对于‘国家’和‘国家主义’进行反思，认为民族国家观念是导致这场世界战争的直接根源，进而将‘国家’当成批判，鄙弃的偶像。”（P43）其后，“国家”让位于“社会改造”。被摩罗推崇的梁启超，早在1915年发表的《吾今后以为报国者》中认为，“以二十年来几度之阅历，吾深觉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金观涛在《观念史研究》中的研究显示，“新文化运动以后，在共产党的论述中，‘国家’成为阶级专政的工具。如：‘国家是什么？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的工具。国家是阶级社会里一种特殊的产物’。”（P550）“1915年后，‘社会’的使用次数有所增加，并于1920年达到其最高峰。”（P540）其后，社会主义成为思想主流，国共两党相继走上“以俄为师”的道路。显然，对“国家”的厌恶，乃是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反省世界局势之后的自动选择，并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何来“精英人物扑灭”之说？
另一方面，摩罗宣称胡适等人“抱怨祖宗没给他留下更多的财产”并进行攻击的时候，他自己真正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当他以极端的情绪对五四先贤口诛笔伐的同时，偏激和苛责之处，比五四先贤对传统的批判有过之而无不及。
知识的越位和伪问题的泛滥
在《中国站起来》中，摩罗以全知全能的姿态，对于经济学、世界史、政治学、军事史、文化史、思想史，以及全球化甚至文物流失等诸方面都做了表态，并进行了毫无逻辑的情绪宣泄。他以自己这几年读到的人类学著作为思想资源，将人类学中殖民史的观点当做一把万能钥匙，以此来“打开”从中世纪到现当代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死结”。
仔细看看摩罗此前的著作不难发现，摩罗在“关于国际政治的著作”《中国站起来》之前，出版的著作包括成名作《耻辱者手记》，以及《自由的歌谣》、《不死的火焰》、《因幸福而哭泣》、《大地上的悲悯》、《第一年―一个人文学者的育儿手记》。这些著作涉及的内容为个人思想体验和国民性批判、文学评论、思想随笔、散文等等，基本属于“文化―文学”的范畴之内。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随着现代学术分工的细化，以及各种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已经不太可能出现那种“上通天文，下知地理，诸子百家，无所不晓，三教九流，无所不通”的知识人，以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摩罗要处理的“我们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以及书中所及，却牵涉到一个个无比复杂的课题。正如摩罗以前的精神导师吴洪森所云，摩罗没有这样的学术功底，也不具备这样的知识储备。摩罗当然有权利对自己力不能逮的问题发言，这也同时意味着他必须应对这些言论所引发的各种回应――包括批评。
除了知识上大大的越位之外，摩罗的呐喊更多地停留在呓语的状态――他看似大义凛然、一身正气所面对的，实际上是一些并不存在且经不起任何推敲的伪问题。在《中国站起来・呐喊篇》中，摩罗质问的是，“中国人比西方人更自尊自大？”“中国人比英国人更僵化迂腐？”“中国人比西方殖民者更富于暴力倾向？”“中国人比西方殖民者更缺乏理性？”“中国人比西方人更缺乏诚实？”“中国人比西方殖民者更缺乏博爱？”“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是民族主义者？”“中国人果真是奴性十足的劣等民族？”
显然，摩罗的这些质问明显不证自明。“自尊自大、僵化迂腐、暴力倾向”等等，显然无法用人种、民族等进行区分，其中的道理，只要稍具理性者即明白个中道理，何劳摩罗为之辩护？摩罗称，“中国人在人性的任何层面都与人类其他各个民族完全一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人比其他的民族具有更多的奴性”（P188）。从常识而言，奴性的产生更多是因为权力的压迫而形成。如果政府充当牧者，以武力控制国家机器的运转，把人民视作驯服的羔羊，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的人民，又怎会没有任何奴性？摩罗所谓的三重枷锁――“国民劣根性批判、西方文化崇拜、西方国家崇拜”，前者只是鲁迅等人的精神自省（摩罗后来咀嚼“耻辱”即与此相仿），以及对于这种权力关系和压迫的反抗，而后两者仅仅是摩罗的危言耸听――即使是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主张充分世界化的胡适以及时有过激言论的钱玄同，也没有真正的西方“崇拜”，充其量只是其学习西方文化之长的意图表达。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决不比摩罗稍逊。
“文革”话语的大量使用
摩罗的文字富于激情，他好用排比，这在以前的《耻辱者手记》以及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评价中已有体现。只是，摩罗在《中国站起来》中所体现出来的，不仅只是泛滥而空洞的激情，更多的还是“文革”的话语方式。
以胡适为例时，摩罗先采取了“戴帽子”的手法。首先，他采取断章取义的“证据”，然后给胡适戴上一顶“文化自卑与矫情的世界主义”这顶帽子，并为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共同扣上了一顶“非常病态和畸形的爱国主义”的帽子（P27）。摩罗用在胡适头上的词汇有“糊涂”、“最无能”、“最无知”、“最无耻”、“混乱”、“荒谬”、“矫情”、“恶心”等。在对五四一代精英进行妖魔化之后，摩罗占据了“爱国主义”的道德制高点，挥舞起手中的大棒，大量使用了“西崽”、“洋奴”、“逆向种族主义”等詈词指称前辈文化人和当代假想敌，以此泄放难以抑制的“激情”。
除了“文革”话语的大量使用之外，摩罗还在书中做了不少“翻案”工作。他为慈禧太后翻案，说慈禧太后在西方殖民者面前“一直没有低下头来”。这些罔顾历史事实的言论，颇有骇人听闻之效，只是经不起任何推敲：不了解世界局势的慈禧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在与西方殖民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屡战屡败，签下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最终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
而摩罗对慈禧和康有为在西方殖民者面前不失尊严的言说，必然面临着无法解决的逻辑冲突――按照摩罗的标准，只要同殖民者对抗者，不论其权力是否合法，不论其采用了怎样的手段，不论其“对抗”使得中国人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都值得大书特书。如果“对抗”的代价是让国家蒙受更大的损失，人民需要牺牲更多的血汗，那么，这样的行为究竟是“爱国”还是“害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北洋水师购买武器的军费被拥有最高权力的慈禧拿去修了颐和园，这才造成了摩罗推崇的“中体西用”者李鸿章的部队在甲午战争中弹药不足，最后全军覆没。为此，李到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条约，回国以后，李成为了“卖国贼”并被解职。那么，慈禧和李鸿章的行为又应当如何用摩罗的标准进行评判？
就《中国站起来》整本书而言，摩罗从头到尾一直都在盲目煽动民意。对此，还是王小波在《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中说得明白，“根据我的生活经验，在中国这个地方，有些人喜欢受蛊惑宣传时那种快感；有些人则崇拜蛊惑宣传的力量，虽然吃够了蛊惑宣传的苦头，但对蛊惑宣传不生反感；不惟如此，有些人还像瘾君子盼毒品一样，渴望着新的蛊惑宣传。目前，有些年轻人的抱负似乎就是要炮制一轮新的蛊惑宣传――难道大家真的不明白蛊惑宣传是种祸国殃民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抱负只能是反对蛊惑宣传。我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