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632年2月，伽利略精心酝酿多年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以下简称《对话》）终于出版了。虽然在此之前，伽利略已经出版过很多作品，并且已经名满欧洲，但是由于在这本新作上倾注的心血以及对它寄予的厚望，就像一个父亲面对刚刚出生的婴儿一样，伽利略
该年8月，时任教皇乌尔班八世（1568-1644，原名马费奥・巴尔贝利尼，1623-1644在位）“心血来潮”，授意对《对话》进行重新审查。一个钦定的三人委员会立即展开行动，审查结果表明，作者在有关地球运动的问题上犯下了严重错误，因此有必要对他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体系之后，罗马教廷并没有禁止这种新的天文学说，而是采取了一种折中的“鸵鸟政策”：可以把日心说作为一种数学上的假设，但不能将其视为真实的物理实在。伽利略的严重错误在于，在《对话》一书中，他着力证明的恰好就是地球运动的真实性，而这显然逾越了教廷所设定的底线。9月，教廷颁布禁令，禁止继续销售《对话》。当然，此时这本书早已卖光了。而这禁止，只是一个开始。
10月，针对伽利略的行动进一步升级，乌尔班八世下令，要求伽利略前往罗马，接受宗教法庭的审讯。可怜伽利略已近古稀之年，正在饱受重病折磨，遂上书教皇，恳请稍缓再赴罗马。乌尔班八世不仅并未因此而大动恻隐之心，反而在一个医学小组证实伽利略所言非虚之后，严令伽利略必须立即启程，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否则就锁链加身，直接拘押至宗教法庭。其时正值意大利半岛瘟疫流行，情非得已，伽利略也只能于次年1月拖着病体仓皇赶赴罗马。因为需要检疫隔离，伽利略在2月份才进入罗马城。
1633年4月，宗教法庭开始了对伽利略的正式审讯，至6月底，审讯结束。结果丝毫不出乎意料，法庭裁定被告的“异端”罪名成立，同时查禁《对话》一书，并判处被告终身监禁，而且在初始的3年里，必须每周背诵7首悔罪诗，以洗涤蒙受污染的心灵。伽利略接受了这种屈辱，当庭宣读了悔过书，宣布弃绝一切“反对神圣教会”的“异端邪说”，并发誓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都要与这些危害社会安定团结和人心纯洁的“魔鬼思想”作斗争。
对伽利略个人而言，这是一出悲剧；对人类思想史而言，这同样是一出悲剧。
二
科学的新主张，触犯了传统的宗教教义，因此守旧的宗教势力采取非常手段对其进行打压，从表面上看，这样的解释用在本案上既合乎逻辑也与事实相一致。如果我们对理解历史和人性没有太高的期望，只是满足于寻求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的话，这样的解释无疑是令人满意的。事实上，伽利略本人意料之外的这场牢狱之灾，也的确是在这个因果关系的框架下被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目的而不断地重复。不幸地是，当我们志得意满地习惯于用这种粗糙的方式来编排历史的因果链条时，很多微妙而耐人寻味的东西便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它们，也许才是我们洞察历史和人性的关键。就本案来说，如下的几个细节，是值得我们仔细揣摩的。
疑问之一：伽利略在地球运动问题上的观点，并不是在《对话》中首次披露的。大约在1597年前后，伽利略就已经成为了一名忠实的哥白尼主义者，而且他坚持地球运动真实性的观点，至迟在1616年前后也广为人知。其间罗马教廷虽对他有所训诫，但基本上睁只眼闭只眼，并无过多实质性的干预。可以说，这是伽利略之所以敢于公开出版《对话》一书的原因。那么，一个显然的问题就是，罗马教廷为什么是在1632年才对他采取严厉措施，而不是在这之前？莫非它热衷玩“放长线钓大鱼”或者“引蛇出洞”的把戏？
疑问之二：《对话》不是非法出版物，它有教廷书籍审查机构颁发的许可证。为了获得许可，伽利略花费了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才通过了繁琐而苛刻的审查程序。可见，伽利略的异端见解，并不像后来宗教法庭认为的那样显而易见，或者说铁证如山。况且，乌尔班八世本人对伽利略写作《对话》一书，以及书的主题是早有耳闻的，一直以来，虽未有多少赞赏或鼓励，但也没有多少指责和干预。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仅仅在6个月之后，教廷和教皇对待《对话》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
疑问之三：硬要说乌尔班八世与伽利略是朋友，可能抬高了伽利略，因为二者的出身和地位相差太远。但要说二者之间的交往并非泛泛，应该不算过分。在成为教皇之前，还是红衣主教的巴尔贝里尼就与伽利略相识。喜欢舞文弄墨的前者甚至还在一首诗中，称赞后者为当世之天才。在巴尔贝里尼成为教皇之后，伽利略也曾亲往朝贺，并多次蒙“圣上”恩宠，单独召见，言谈甚欢。另外，自1610年起，伽利略便拥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即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首席哲学家和数学家”，备受尊崇。在1633年前后，美第奇家族的声势虽远不及鼎盛时期，但仍是整个意大利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因此，不论从相识之情，还是“打狗尚需看主人”的角度来说，乌尔班八世对待伽利略的态度都不在情理之中。即便伽利略犯下的是十恶不赦之罪，以人之常情来衡量，乌尔班八世的冷漠和咄咄逼人也是极其反常的。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呢？
疑问之四：雷厉风行可不是罗马宗教法庭的一贯作风。惨死在火刑柱上的布鲁诺从1592年被解往罗马到1600年殉难，整整过去了8年。而本案从开庭到审结，只用了2个月，可谓迅雷不及掩耳。两相对比，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反差。这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玄机呢？
很显然，假使只在科学与宗教相冲突的因果框架内打转，上述的任何一个问题也无法得到充分合理的说明。
三
乍一看，这四个问题千头万绪且缺乏内在的关联，似乎让人无从着手。不过，如果将本文题目所提的问题稍加变动，改为“伽利略为什么在1633年受审”，或者“伽利略受审为什么发生在1633年”，这样的困惑就迎刃而解了。从上面的四个疑问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1633年迫使伽利略站上了罗马宗教法庭的被告席，而所谓新观点与旧教义之间的冲突，只是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提供了技术上的可操作性。换句话说，有人在那时迫切需要这样的一场审判，而这种冲突恰好为此提供了一个看上去正当而且冠冕堂皇的理由。因此，要理解伽利略为什么受审，关键是要搞清楚这种力量从何而来，又是谁迫切需要这样的一场审判。
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一个巨大的复杂体系。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与其生活的那个时代发生的大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奇妙联系，尽管看上去，这个人可能与那些事件没有什么直接的交集。17世纪的前半叶，一场大事件正在欧洲发生，在历史上，人们称它为“三十年战争”（1618年-1648年）。“三十年战争”在近代欧洲历史的地位和意义，无需多说。总而言之，它由一系列残酷而惨烈的战争构成，无数王侯将相、黎民百姓因它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而伽利略，一个毕生仰望星空，追寻真理的智者，竟也难逃命运的排布，因它成为了阶下之囚。这是一段说起来复杂，但并不难理解的故事。
“三十年战争”发端于宗教的纷争。16世纪早期，诸如马丁・路德之类的宗教改革先驱人物，原本是希望罗马教廷革除积弊，复兴基督的真正精神，但结果却导致了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西欧逐渐形成了“天主教联盟”（主要由信奉原来的天主教教义，仍然视罗马教廷为宗教领袖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构成）和“新教联盟”（主要由信奉宗教改革后出现的各种新兴的基督教教义，不接受罗马教廷为宗教领袖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构成）两大势力集团。两大集团之间不时擦枪走火，最终将大半个欧洲都卷入了一场血雨腥风之中。
两大集团之间的冲突，名义上是为了捍卫各自的信仰，实质上却是大大小小的君主们为了争夺利益和扩张势力。因此，两个联盟都非铁板一块，而是随着战局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罗马教廷在这场战争中所采取的策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道义上来说，教廷支持天主教联盟反对新教联盟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教廷在西欧有着大量的领地和广泛的世俗利益，对它而言，捍卫信仰固然重要，但保住自己的领地和捍卫自己的世俗利益更加重要。而后者并不取决于天主教联盟是否取得战争的胜利。原因很简单，自中世纪以来，教廷和世俗君主之间的关系就非常微妙，二者之间当然有相互借重的一面，但为了争夺世俗利益和对对方的绝对控制权也经常大打出手。在历史上，教皇罢黜君主，君主赶走教皇的事件都不鲜见。所以，如果天主教联盟在战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联盟的领袖恰好是一个“君权至上主义者”的话，则教廷的利益反倒可能岌岌可危。
不幸的是，乌尔班八世登基之后，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困境。由于担心天主教联盟的核心――哈布斯堡王朝过于强大而危及自身的利益，教廷与同是天主教国家的法国相互勾结，与新教联盟暗通款曲。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教皇出卖天主教联盟的事情很快为人所知，各种非难和指责纷至沓来，这在1632年8月达到了高潮。更加糟糕的是，1632年11月，原本在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的新教联盟，因为统帅古斯塔夫二世不幸阵亡而土崩瓦解。这使得乌尔班八世彻底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明白了教皇当时的处境，理解伽利略的悲剧命运就非常容易了。“既然有人指责我在信仰问题上不忠，那我就做点实实在在的事给大家看看，我在坚守信仰的纯洁性方面是如何寸步不让的；不管是谁，只要胆敢挑战神圣教会的底线，我都会给他最严厉的处罚。”虽然我们无法从乌尔班八世那里获得这种想法的直接证据，但从伽利略的遭遇中，它已然体现得淋漓尽致了。乌尔班八世的这套把戏，既不高明也没什么新意。无论在他之前还是之后，很多了不起的大人物在气急败坏之时，都会来上一两手。
乌尔班八世试图通过羞辱伽利略，来转移舆论视线并树立自己权威的企图，很难说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最终他羞辱的是他自己和他所在的教会。
四
在时间过去将近300年之后，博学的A.N.怀特海在他的《科学与近代世界》（1925年）中评论本案时说，令人欣慰的是，它是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结束的。这样的评论可能被很多人视为过分地轻描淡写而拒绝接受。不过，就历史事实而言，这种说法算不上离谱。
鉴于伽利略犯下的罪行相当严重，宗教法庭责令他必须在监狱中服刑。然而，这个判决基本上没有得到哪怕是形式上的执行。几天之后，一顶小轿便将这个重刑犯送到了一位红衣主教舒适的家中。这个在疾病和精神双重打击下业已奄奄一息的老人，在悉心地照料之下，逐渐恢复了健康。很快，他就能与前来拜访他的客人愉快地谈论他所喜欢的力学和机械问题了。颇有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在教皇面前游说，希望伽利略能够被赦免，但没有成功。在这个世界上，勇于打自己耳光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几个月之后，这个重罪在身的人居然又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请求，希望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中服刑。不过，这一次，乌尔班八世显示出了他的仁慈和宽宏大量，恩准了这个请求。于是，在1633年底，伽利略重新回到了佛罗伦萨的家中，并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之中的最后10年。虽然教皇命令当地宗教法庭负责对伽利略的监管，但他基本上没有受到格外的打扰，他的智慧和创造力仍在。数年之后，他的另一本同样名留青史的著作――《两种新科学的对话》顺利出版了。当然，不是在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而是在信奉新教的荷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本文编辑 宋文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