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月《孔教会杂志》创刊号上，陈焕章说：“吾国人多劝余译（《孔门理财学》）为华文，余有志而未逮。以精力已疲而日力不足也。”现在，我的朋友翟玉忠先生终于把它翻译成汉语并出版了。
陈焕章（1880-1933），字重远，广东高要人，23岁中举人，24岁考中“恩科联捷进士”，入进士馆。光绪三十一年（
思想内容与结构体系
《孔门理财学》应该是中国人在西方出版的最早一部经济学名著，集中总结阐发了儒家的经济思想,是中国人第一次以西方语言向世界全面展示中国古代儒学思想的重要著作。
《孔门理财学》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分别讨论了孔子与其儒家学派的一般经济学说及其在消费、生产、公共财产方面的思想。全书分两卷，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总述；第二部分讨论消费，即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幸福和快乐的感受；第三部分讨论生产要素，分别从古典经济学的三大要素――劳动、自然和资本来分析。接着继续从产业结构、分配、社会政策等层面来讨论；第四部分讨论公共金融，主要是税收问题；第五部分是结论。显然，从结构上来看，这是典型的西方经济学模式，与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写作体例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究其思想内部逻辑和写作的目的指向，还是中国化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严格地按照今文经学的思想体系论述的。在涉及西方思想家如斯密、马尔萨斯等的情况下作者主要是站在中西文化的视野上把中国思想与西方观点进行对比，以突显中国儒家思想的独特价值。
陈焕章认为，孔子的思想博大而庞杂，完备地包含了一切理论。他比较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和孔子，马尔萨斯只是提出了著名的人口论，而孔子则提出了一个总体哲学体系。“这是因为马尔萨斯是一位专业经济学家，而孔子是最广意义上的一位大师。然而从他体系中的相关部分来看，孔子显然也是一位经济学家。”（P118）
德本财末原则下的理财观。儒家总是将经济问题置于伦理和政治的框架之中来谈论，往往先要作一价值判断，看其是否合乎道德义理，以至于不从经济学角度进行考察，甚至不能觉察到其存在。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义”（justice），而只有人才解“义”。由于人能群而禽兽不能，理财是为“人群”服务的，因此，理财同政治、伦理、社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让某种独立于人群之外的、带神秘色彩的“市场规律”或“看不见的手”来主导经济活动则无异于禽兽行。所以，陈焕章给传统经济思想做出如下的现代经济学定义：遵循社会公正原则的理财学，以人类的集体生活为目标。《大学》篇更发挥孔子的思想曰：“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关于孔子“罕言利”问题，陈焕章解释说：“人性已经是自私的，社会已经是功利的社会，人们天生就知道狭隘的利，不需要再教他们。如果像孔子那样伟大的教师常常言利，将使人们更加重利轻义，更多地关注金钱，更少地关注品行。他们将以孔子教导为由原谅自己，用孔子的话作为借口。因此，孔子不常言利，而是代之以义。”（P63）为了节制人类的欲望，孔子阐明了直接反对经济动机的三个学说，即命的学说、名的学说、灵魂的学说。
市场在整个社会的地位。一般认为儒学只重心性而忽略事功，不谈经济，更没有什么经济理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儒家十分注重民生的开拓，儒学中也包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逐渐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特点便是与法家“利出一孔”高度统制的经济思想对立，也与道家向往“小国寡民”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有别，而是主张相对灵活的自由经济政策。儒家的经济思想近似我们今天所谓的市场经济原则，甚至可以说就是我国古代的市场经济理论（陈启智：《儒家经济思想及其特点》，《孔子研究》2000年06期）。当然，市场在中国传统治国方略中的地位也同西方有根本的区别。中国传统的经济体制既不能归于“市场经济”，也不能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它是一种两者兼而有之的经济形态。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的独到之处和传统经济成功的秘诀（相蓝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四、国际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三联书店2007年）。
陈焕章从“消费”和“生产”两方面来阐述中国经济思想。西方学者认为经济过程分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大环节。陈焕章认真分析了《大学》中“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注意到《大学》里只有“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即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是涵盖整个经济领域的最综合性的原则。“消费”虽仅占一部，却最有中国特色，中国人对消费和生活的态度与西方截然不同，从不是单纯追求消耗财富。中国古代汉语本无“消费”一词，只有“节用”。移植词“消费”来源于consumption。但这个西词本来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开销或使用，二是指消耗或浪费。“消费”进入中国之初尚保留浪费的贬义，但在当代经济学里已成了价值中立的词，在改革开放以后更成了褒义词，这显然是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不少中国学人在探讨“孔子消费思想”时以西方经济学概念加以附会，而仅从“消费思想”这类题目而言，已失儒学大本。孔子并无“消费思想”。陈焕章提出“节制消费”的概念。
陈焕章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的概念并进行了讨论。他注意到中国传统经济学的社会主义性质，无论在生产中还是在消费中都是这样，甚至认为儒教社会主义比现代社会主义更加彻底。他说：“在儒教中，重要生产资料应属于公众，统治阶层只应得到俸禄。不过官员阶层可以将俸禄积累而成为资本家。现代社会主义不禁止拿薪水的官员从事赢利性活动，而儒家完全禁止他们取利。我们可以说二者的不同是由于古代贵族允许世袭官职，而在现代这是不允许的。因此，儒家有必要禁止他们从事赢利性活动。这个说法不错，应是孔子的原本思想。但儒家社会主义意义更深远。首先，儒教不允许贵族政治，没有人可以世袭官职。其次，即使在封建制和贵族政治废除后，甚至对于临时官员，这一不得争利原则仍然适用。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社会主义比现代社会主义更加彻底。”（P332）陈焕章认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类似于现代的社会主义。二者有同样的目标：即均平整个社会的财富。他分析中国人的整个经济生活比西方更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中国人的消费很大一部分是社交性的，中国的农业、商业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分配方面也是这样。
中庸之道的普遍运用。陈焕章论述儒家“节用以礼”的基本精神，指出儒家既不过度节俭也不奢侈。他认为基督教，特别是圣徒保罗的理论，有物质上的纵欲倾向，而佛教则走到禁欲的极端，只有孔子学说走中庸之道，比较符合人性的需要，因为纵欲伤身，禁欲厌世。在政府调控和自由放任之间，陈焕章揭示出儒家的中庸之道对处理这一棘手的矛盾所体现中国智慧。他说儒家一方面赞成社会立法，另一方面也赞成自由放任政策，二者都有利于社会。儒家的理财政策有二：一是保育政策，二是放任政策。相对地保育政策最多，而放任政策也不是极端放任，而是“一面谋生产之扩大，一面谋分配之平，双方并进，乃孔教之理财政策也”。（P447-448）进一步，他认为孔子和儒家是主张市场经济的，反对不适当的垄断，但与现代一些学者对自由市场的迷信有着本质的不同。说到底，孔子和儒家赞同的是一种有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
在政策问题上，陈焕章特别推崇宋代的王安石和具有功利主义性质的永嘉学派。
陈焕章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宗教――孔教，而且比其他一切宗教更富于人道的含义，“所有宗教的创立者都会关注上帝，不过孔子关注人”。（P115）所以孔教更能够教化人们的行为，中国千百年来一直处于孔教的教化之下才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这本书谈到孔门经济思想大都用“孔教”一词，这与他一贯的倡导孔教是一致的。陈焕章入康有为之门并不算早，但他是康门弟子中坚持今文经学和孔教理想最坚定的一个。陈焕章毕业回国以后就积极地投入孔教运动之中，对理财、经济问题再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担任过与此有关的职务。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陈焕章内心深处真正的理想和追求是昌明孔教，全面复兴中华文化。
在学界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孔门理财学》深刻地揭示了儒家经济学从不把政治、经济、道德和文化割裂开来考虑，这大概也是他比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的高明之处。它在中国学术思想语境中是以儒家为主兼容各家，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是以中为体，以西为用。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之旨意趣》一文中这样解释：“兄弟之作是书，本含有昌明孔教以发挥中国文明之意思……是书以孔子为主脑，故取材莫多于经部……孔子以前之学说，亦在于是。诸子朋兴，各持异说，且与孔孟为同时。故诸子之学说，不得不取以比较，故是书实可名为《中国理财学史》。不过于诸子学说，尚未详备耳。”（P442）陈焕章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巧妙地将西方学术规范与对儒家社会理想的追求结合在一起。
在《孔门理财学》中，陈焕章把斯密的《国富论》同康有为的《大同书》相结合，一方面诠释西方思想家如斯密、马尔萨斯，一方面又坚持孔子纪元、传统思路。他理论严谨，论辩清晰，这就是《孔门理财学》的精彩之处。
《孔门理财学》的基本特点是既不反对市场的合理运作，又不接受市场经济的规律能够超越社会独立存在。他师承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并以此来解释经济发展，立论虽然过于牵强，但对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采取不偏不倚的持中观念却深得孔学精要。
陈焕章是近代中国追随康有为推动孔教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但是，儒学圈的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他有这么一本非常重要的儒家经济学著作。而中国经济学人对陈焕章基本上不屑一顾。即使是比较认真的经济思想史专家也只是简单提一提《孔门理财学》而已。究其原因，无非有二：首先，《孔门理财学》至今未有中文版，大多数经济学人没有看过原著，或由于国学和英文底子不够，根本看不懂那些引经据典、横贯中西的内容；其次，由于陈焕章的尊孔政见，该书多遭国人诋毁，以为是欺世盗名、蒙骗洋人之作（相蓝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四、国际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三联书店2007年）。其实，《孔门理财学》是20世纪早期“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名著，也是国人在西方刊行的各种经济学科论著中的最早一部名著”（胡寄窗：《中国近代思想史大纲》，第47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是在欧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第一部以中国题材为博士论文且在欧美国家出版的著作，故其有特殊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该书已经大致梳理出中国传统学术中关于经济问题的发展脉络，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的一部专著，不但是中国人在西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而且是唯一一本全面诠释传统、并有重大创新的鸿篇巨制。
谈敏先生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重印后记”指出,陈焕章的著作给美国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经济思想”在西方产生了“独特的影响”。确实是这样，这本书一出版就在西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书前有当时著名汉学教授施格作的序言，高度评价了陈焕章采用西方经济学框架对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所做的精湛研究。据胡寄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各种英文报刊对其倍加颂扬。《孔门理财学》出版的第二年，权威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出现了一篇由威斯康星大学的学者罗斯（Ｅ.Ross）撰写的书评。文章认为陈焕章打通了中西经济传统，为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接上了孔子以降的中国伦理学和社会学资源，相互补充，使《孔门理财学》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
另一篇重要的书评是后来成为经济学巨匠的凯恩斯所写，1921年发表在影响很大的《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上。他对此书甚为推崇，认为这本书“基本内容一部分属于中国经济史；一部分是世代相传的诗篇和格言，其所涉话题只与最广义理解的‘经济’有关。其章节标题虽为‘生产要素’‘分配’‘公共财政’等等，但装入这一牵强框架的是大量讨人喜欢的教诲性内容”。为什么凯恩斯推崇这部书？大概是因为凯恩斯是西方把经济学同道德伦理相结合的最后一位经济理论大师。
陈焕章在书中揭示的儒家的经济思想和制度安排，在今天仍然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儒家的节用观在贫富差别急剧加大的今天，就更加显示出其化解矛盾、消泯冲突、解决危机的意义。西方经济学思想的“消费拉动”优先的发展模式已经引起难以消除的经济危机和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而儒家一方面肯定人的欲望，一方面又认为应对人的欲望有所节制，儒家的观点可以称之为节欲论。孔孟认为不能为了满足欲望而丧失人的尊严，也不能为了一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以至公众的利益。荀子则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问题。以礼义对人的欲求适当加以限制，使之规范化，反而更能“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利用礼义的调节作用，还可“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由于礼义的居间调停节制，使欲不必虑物竭而受到遏制，使物反因欲节而得到增长。欲望与财货相扶持而并进。因此，儒家节用以礼才是国泰民安、平治天下的对症良药。正如这本书的译者翟玉忠先生在《译序》中所云：“二十世纪西方经济学开始摆脱伦理学走向独立，本书让我们意识到，当代西方经济学摆脱伦理学可能会导致的灾难性结果。在物欲横流、环境灾难频发的时代，《孔门理财学》让我们重新考虑经济学与伦理学相和谐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