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检旧刊，无意中读到刘麟生先生“译书闲话”一文，感触良深。此文原载《出版周刊》新第101号（1934年11月23日出刊），不知是否曾转刊他处。文章不长，鉴于《出版周刊》不为一般人所知，见到殊为不易，不妨全文引录如下：
我们著作界同志中，很多的人们，是专以译书为蕲向
的。所以然的原因，是译他人的书，材料可以不烦搜集；而且西方的学术思想，日新月异，非多多的介绍，决不足以言促进中国的文化咧。
我们究竟应该译什么书呢？这话说来，应该有人的对象与书的对象。人的对象，就是本人专习的科目。譬如学史学者，当然可以译俄国革命史，也可以译历史哲学，但是决不可以译音乐史。书的对象，像胡适之先生所说，非第一流书不译一句话，很可以值得我们的记忆。有些书，虽然是名作家著的，但不是他们的精心结构之作，或者已经失却他们的时代性，也是可以不译咧。
其次，关于译笔问题，这是译书的筋络，狮子搏虎，须用全力，批评家每每注意及此。常人以为严又陵先生（严复）所标信达雅三字，万难一齐做到。但是我以为如果译者对于中西文确有特殊的造诣，而所译的材料，又是自己平素所专习的，那么对于信达雅三条件总可以分别做到若干程度，我们正不必气馁咧！
说到信字，这是非深深地懂得原文不可。这是译者所负的最大责任，较其他两条件，更加重要。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达是修词学上的金科玉律，在译学方面说，不仅在作品能够畅达，目的还要在使原著作人的意旨，完全能达于读者的心目中，方为观止。至于雅的一字，在译美文时，最为紧要，但是说到译科学文字，那可能性便就减少了。
所以译书的方法，无论是直译或意译，都没有不可，只要能够信达雅罢了。不信不达不雅，那么直译变成死译，意译变成乱译，有什么价值咧？说到文字方面，也是如此。译得不好，文言固然是陈腐不堪卒读，白话文也是佶屈聱牙咧。此外还有一种译书的区别，便是整译、节译与改作。整译是逐段逐句的翻译；节译是摘取其精华而略译之，这非对于原书，有充分的研究与思考，不可妄为；改作（ADAPTATION）是拿外人的材料，牵就我们的需要，这与译书的本旨，是大有出入了。
真正以译书为生活的，似乎常常应有一种修养，是什么呢？这种修养是什么呢？（甲）对于所专习的学科，应当注意新颖的出版物，而为积极的探讨。（乙）阅读报章杂志时，留心于译词的矫正。如倾销税一名词，在昔以为译不好的，现在的名称，总属不错。我们试回想办公室译成写字间，是何等的恶劣，便知道翻译的进化，是可能的，而且必须是通力合作的。（丙）浏览他人的译品，能有中西对照最佳。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是我们应守的古人遗教了。
最后说到译书的工具，当然重要莫过于字典。字典决不可用简陋的出品，可惜汉英字典，还没有极精深的出品，说到英汉字典，我想《牛津简明字典》《韦氏大学字典》和《综合英汉大辞典》可以说是三杰，并且比较言之，人人都可以购买得起。此外一部详细的中文字典，也是不可不备的。至于专门词典，那是我们购买力所不许可，然而能够借阅的时候，是译者不可以偷懒的。
总之，译书的人，应当了解译书人所负的责任，那么译书的事业，是不怕没有进步的了。
不知刘先生如果活到今日，会对目前中国翻译界的情形作何感想。首先他也许会感到欣慰，各种工具书琳琅满目，更何况还有无所不能的网络――在现今，不仅做学问似离不开网络，就连翻译，甚至编辑加工稿件，也纷纷仰仗这一现代工具。此外，现在的教授中，尤其是名校的从事西学研究的教授中，没有喝过洋墨水的寥若晨星。现在的学子，可以说没有不会外语的，入幼儿园之前即开始学习外语者大有人在。至于对书的了解（尤其是对相关信息的了解），在现今全球化的时代，未待图书正式问世，洋书即或已为国人所知，尤其是那些所谓的畅销书（BESTSELLER）。足不出户，即可遍览天下图书；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与76年前他那个时代相比，现在译书的条件可谓天壤之别。事实上，现在每年出版翻译图书的品种，数以万计，实可谓一派繁荣景象。
然而，且慢高兴。浏览一下这些翻译著作，刘老先生肯定会感到，他所说翻译中的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今天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即以文学作品论，且不说傅雷译《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样的水平，语言能够通顺得让人读下去就算不错了。精研骈文的刘先生或许难以想象，现在中文系教授们写文章不堪卒读的大有人在，更何况译作？不过，吊诡的是，一部学术译著，如果文字太顺畅，就目下普遍现象而言，则不如文字生涩者可信。年轻时曾经对民国时代的翻译质量嗤之以鼻，认为多为节译或意译，难以达到信的水平。此实属以偏盖全，一叶障目。法国历史学家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年）初版于1864年的 La cite antique一书（英译本作The Ancient City），近年重受推崇，或名《古代城市》，或名《古代城邦》，已有多种新译本问世（或即将问世），然而，回过头来看一看，有哪一种能够超过李玄伯节译本（取名《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7月版）？
刘先生认为，“真正以译书为生活的，似乎常常应有一种修养”。很遗憾，在现今，翻译已成为一种雕虫小技，稍有文化的人皆可为之，似已无几人把它作为一种生活，更少有人念及其中承载的文化责任。因而，一个人独立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翻译几十种图书，涉及多个学术领域，这种并非个别的现象绝对会令刘先生目瞪口呆。当然，这么做的结果，也是可以想象的。即以一家以出版译著著称的出版社为例，曾见其一部译作中一再提到希西底德的《历史》，本以为是指有西方史学之父之称的希罗多德的《历史》，细审方知是史学另一祖师爷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该书中多处述及塔西佗的《年代记》，实指其《编年史》。该社另一部译著（这部书总体上译得不错，只是译名不太符合习惯），中文版序中夸奖一位学生说“他道貌岸然，像是孔子门生再世，朋友们都叫他‘智者’”；正文一开头则说：“文明的发轫似乎是在亚非交接处，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流域以及埃及之间。”笔者曾研修过一点历史，“美索不达米亚流域”一词倒是第一次听见。记得这个词的本意是指“两河之间的地区”，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或许我年迈失忆了。记得刚刚参加工作参加业务培训时，老先生们一再强调翻译时不要滥用中文成语，尤其是具有特殊含义即有典故的成语。然而，一部讲述地理学与历史学分野的名著，书名赫然为“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这也可以理解，本来传统就是由一代代人创造的嘛。该社出版译作有一个传统，即大都保留原书的索引。这给读者带来了不少便利，也增加了（或者说保留了）图书的学术性，但近年也给人带来了不少烦恼，即不止一部译作的索引中的义项，在正文中无从找见。不知这样的索引有什么用！
不过，与其他出版译作的绝大多数出版机构相比，这家出版社确实有值得自豪的资本。有一套《西方文明溯源丛书》，由一家前几年颇为风光的出版社出版，聘请一位大名鼎鼎的翻译理论家、大学名教授作主编，收入法国一批著名学者所写的非常不错的图书，如让-皮埃尔・内罗杜的《古罗马的儿童》，让-诺埃尔・罗伯特的《古罗马人的欢娱》，以及《在古罗马行医》《古希腊的交流》等。然而，该怎么说呢？或许你可以从任何方面对这些译作进行探讨，但又感到无从置喙，因为问题实在太多了。或许译者和编辑人员并不是不努力，但专业的界限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地可以跨越的。或许他们应该早听听刘先生的话：译书应该有人的对象和书的对象。罪过啊罪过，一批好书就这么被糟蹋了。这位大师还主编了多套译作。《现代性译丛》我读不懂，这或许主要是因为我不懂这门学问，才疏学浅。他主编的另一套名为《日常生活译丛》的丛书所涉猎的领域则是本人下过一番苦功的。这套书原由法国著名的阿歇特出版社出版，诚如主编所言，“内容丰富，五彩缤纷”。就以其中的一本《中世纪劳动史》为例吧。作者福西耶是法国中世纪史大家，本人曾拜读过他的《中世纪社会》一书，至为叹服。《中世纪劳动史》虽非其代表作――不合刘先生译书之“书的对象”这一标准，但现在这一标准又有谁能够坚持，尽管仍有人高唱“名家名作名译”？――但从劳动的定义入手，分门别类分析不同人员的劳动观和劳动手段等，让人一窥中世纪独特风情，对我国史学研究不无参考价值。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诚如译者在后记中所自谦的那样，“书中肯定存在不少错误”；译者还说，“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译者对书中提及的历史人物、事件、地点作些必要的注解”。然而，有些地方，加了注解反而更让人不知所云。且不说书中存在的一些硬伤，如第2页把中世纪的机械论者这一类人视作书名（《机械论者》）等，就以第142页注①和注③这两个注来说吧。书中正文原文（译文）为：“而以恺撒和塔西图斯（原注一）为首的古代人则习惯于拉丁河两岸贫脊的植物覆盖，他们追忆‘长发高卢’（原注二）和不幸的日耳曼王国（原注三）。”不知此处法文原文为何，但除有错字（“脊”）外，整句话让人莫名其妙。可以建立的联系是，恺撒曾远征高卢，并留下一部不朽之作《高卢战纪》，塔西佗――从上下文看即本处的塔西图斯――曾写过《日耳曼尼亚志》，从不同的角度对各自所处时代活跃于罗马帝国以北地区的野蛮民族――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作了记述。但不知出于何种理由，译者在注①中说：“塔西图斯（200-276）：罗马皇帝（275-276年在位）。”至于日耳曼王国，译者在注③中说：“公元843年在加洛林帝国国土上成立，但从来没有明确的国界，从1024年起，这个国名已不再存在。”油菜花啊！真佩服译者的考据功夫，但不知他的根据在哪里。恺撒世人皆知，其生卒年代为公元前102年至前44年，不必多言。至于塔西佗，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约生于公元55年，死于公元120年，为古罗马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日耳曼尼亚志》系其存世著作之一，全名为《论日耳曼人的起源、分布地区和风俗习惯》（De origine et situ Germanorum），是现存有关古代日耳曼人的社会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的最早的、也是最详细和最完备的记载文献。如此为真，那么此处译文和注解之荒谬可以想见。
在古罗马人中，近年在中国最火的非马可・奥勒略莫属。总理的一句喜欢，令这位斯多葛派大师的那本《沉思录》顿时跃上龙门，一时间近十种版本在市面上流传。但是恕笔者孤陋寡闻，一直困惑不解的是，《马上沉思录》一名有何出处（我仅知道肯定不是来自原文），因为罗马人似不是马战民族。此处之“马”或许是指戎马之“马”吧，抑或如方家所指出的那样自马可・奥勒略青铜骑马雕像而来？说起译名之怪，还想起另一件颇为不解的事。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是笔者推崇的一位史学家，他有一部遗作，名为LA MEMOIRES DE LA MEDITERRANEE，直译作“地中海的回忆”，应当说非常响亮，也与当下的出版趋势相合。但某出版社出版中译本时把它改名为“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或许是为了让其更名副其实，抑或是为了追福柯《知识考古学》等之时髦，不得而知。不管出于何种精心考虑，至少在笔者看来，这一更改莫名其妙，与图书整体结构颇有距离，有失作者原意，减弱图书原有的味道。至于译文，则更不敢恭维。书中插图24有如下说明：“它出自公元前4世纪的乌鲁克古城。”此处“前4世纪”，原文为fin du IVe millenaire avant J.-C.，即公元前第四千纪末；卷末地图3 原题名Le “Croissant fertile”，中译本作“富饶的克瓦桑”，让人一头雾水。实际上，该词相当于英语的Fertile Crescent，中译一般作肥沃新月地带，指伊拉克两河流域连接叙利亚一带地中海东岸的一片弧形地带，因土地肥沃、形似新月而得名。“费尔南・布罗代尔不仅是法国极负盛名的历史学家，而且是写文章的高手。”封底的这句话历历在目，惜乎无法与中译相提并论。如果这属于严复所述译事三标准中“雅”的领域，那么在“信”这一方面，就正文翻译而言，这部书亦多有可以商榷之处。就以《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序言第二段开头的一句话为例吧：“在《法兰西特性》一书中，费尔南・布罗代尔告知：‘不要认为史前史不是历史。’这位新石器时代或原始史时期的考古学家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他还可以补充说：‘不要认为文字创造了历史。’”划线部分法文原文为：L‘archeologue du de……ou de la Protohistoire souscrira sans reserve a cette affirmation. Il pourrait ajouter……或许应当译为：“研究新石器时代或原始史时期的考古学家会完全赞同他的（布罗代尔的）这一观点。他（指研究新石器时代或原始史时期的考古学家）还可以补充说……”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专有名词方面的错误更是不胜枚举，由此可见译者显然对本书所述领域的历史是个门外汉。这部书被列入《社科精品译库》，就布罗代尔本人的地位而言，理所应当。但以如此之拙劣译文（还有同样拙劣的编辑质量――仅此或可单成一篇文章）对待一位史学大师，实在让人气愤。翻检书前“出版者言”，内称此《译库》力求展现三方面的特色：一是时代意识，二是问题意识，三是开放意识。然而，如无质量作保证， “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又何从谈起？译事非小事。对此民国学人可以说有共识，且多上升到文化方面来考量。然而现在呢？我们还有文化担当吗？
借刘先生之短文为由头，以抒自己之块垒。但愿刘先生在天之灵不要怪罪小可。絮絮叨叨半天，似应对刘先生作个简介。他在民国时期曾活跃一时，但现今又有几个知晓？据相关资料，其简历如下：刘麟生（1894-1980），字宣阁，笔名春痕。安徽无为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曾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编辑。后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1949年后赴台湾。1959年任职于台湾“驻美大使馆”后定居美国，病逝于旧金山。著有《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概论》《中国诗词概论》《骈文研究法》等，译有《犯罪学》《经济地理学》等。至于《出版周刊》，似也有介绍之必要。该刊创办于民国十三年，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通联刊物之一。一开始主要介绍商务的图书出版信息，后篇幅加大，内容更加丰富，尤其是自新75号始，增设多种栏目，投身于当时的文化建设。据笔者所见，该刊1914年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前计出409期；复刊后又出243期。抗战爆发后，该刊停刊。它不仅对于了解商务印书馆馆史颇有裨益，对了解当时的文化动向也不无价值。
作者单位：商务印书馆，编审
（本文编辑 宋文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