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大洪水席卷中国，傍依嫩江的九座监狱被洪水围困，万名罪犯生命岌岌可危。狱警、武警受命带领万名罪犯大转移。部队作家李占恒采访了数百名干警和罪犯，写就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万名罪犯大转移》，将一个特殊环境下的特殊群体之特殊经历、特殊情感、特殊命运，生动地展现给了读者……
吉林镇赉监狱告急
一条消息多条渠道传到北京：
武警吉林省总队，上报武警总部。
吉林省司法厅，上报司法部。
吉林省人民政府，上报国务院。
……
发件单位：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件时间：1998年8月19日16时05分；在只有一页公文的右上角有两个醒目的草书：急件!
急件全文如下：
吉林省监狱管理局镇赉分局遭受洪水袭击
由于黑龙江泰来境内嫩江国堤决口，吉林省监狱管理局镇赉分局所属五监狱、七监狱已进水，其中五监狱家属区已水深3米。8月19日，洪水已达镇赉分局，公路已中断，预计近日分局除部分高岗外，其余将全部被淹，平均水深可达2.5米，届时镇赉分局所属九座监狱的监舍及居民住宅和约14万亩农田将全部被淹。镇赉监狱分局有干警和家属1.2万人，罪犯1万多人急需转移。目前分局已转移4000名家属和934名老弱残罪犯，形势相当严峻。吉林省监狱管理局和镇赉分局目前正在积极采取措施，组织人员撤离。
这份主送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收到的时间是19日16时46分。文件报送：镕基、家宝、罗干、忠禹等中央及有关领导。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罗干当日作了批示：
请司法部立即派人前往灾区协助处理监狱受灾后的问题，要做到职工及家属和监狱犯人安全转移。
罗干19／8
罗干立刻电示司法部常务副部长张秀夫；
张秀夫立刻驱车来到司法部属下的监狱管理局；
监狱管理局局长杜忠兴及六位核心领导于21时45分应张秀夫之召，汇集监狱管理局会议室，接受中央领导的指示……
一切布置妥当，已是20日凌晨，杜忠兴受命带领狱政处长、农业处长、财务处副处长，飞往吉林……
随后，又有若干个中央要员被派往镇赉，他们是：
司法部副部长肖建章；
武警总部司令部副参谋长陈传阔；
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张有海；
……
他们虽各有分工，但目的相同，那就是落实中央首长的指示，协助地方安全转移职工家属和在押罪犯。
天上有飞机，水中有飞艇，地上有拥挤不堪的汽车……现在的人民共和国已经进入了经济发达的时代，怎么还会像60多年前那样，用铁脚板儿进行长征呢？解放军长途拉练是机械化，罪犯大转移肯定也是机械化，前些天走的那批人，不是乘的汽车吗？固然那批走的是老弱病残、禁闭中的罪犯，但是，现在又过了四天，以那时候的健康标准衡量眼下，大多数都够上弱者，又产生了不少的病号。转移，肯定是机械化。
监狱犯人中，这种思想很普遍。
二监狱的犯人郑福海，是个白胖的老头，一脸福相，不像撸锄杠的农民。一问，果然，他入监前是前郭县平丰村的党支部书记。因为贪污村里卖黄牛的款，被判了五年徒刑。他跟同犯说，大安港，我熟悉，那是大码头，停靠的船多得能数花了眼；如果真是抗洪用船派不过来，还可以从沿江各码头调，再往下，从哈尔滨调，从依兰调，从佳木斯调。
有给老郑头帮腔的，也是个老头，干瘦，脸上有浅浅的、出天花落下的斑痕，他叫邹茂荣。入狱前是长春监狱办的一家企业的经理，因行骗，判10年徒刑。虽然身在大堤，不能天天看电视节目，难以从新闻报道中知道各地发水的情况，但是生活经验告诉他，嫩江发这么大的水，下游也好不了。洪水流入松花江，哈尔滨、依兰、佳木斯也要发大水，那里也要抗洪，也需要船，那一来，他说，没有船，有飞机，没见天上飞机来回飞。
狱内与狱外，出于同一原则，方法也想到了一起：罪犯转移，用飞机，用大船，用汽车，但是实际情况有悖于人，飞机没有，船也少得可怜，汽车只能在转移的后半程输送。
要飞机没有，要渡船很少，只有靠自己的两条腿走出去。
跟着政府走，就能活。
跟着政府走，就能走出去。
动员时，监狱长、副政委都说过这句话；分局长、副政委也说过这句话；厅长、副局长，也说过这句话；凡是受命组织罪犯转移的各级指挥员，站在罪犯队伍面前都说过这句话。也有没这么说的，但是说了相同的意思；之所以没这样说，是因为说话的人还没有掌握监狱中的特殊用语——政府。这个词在这里是名词简化用法，监狱法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监狱工作”，那就是说，参与监狱管理的人民警察是代表政府对服刑人员进行管理；同时“政府”在这里又是一个代词，不但指具体的监狱管理机构，也指做具体工作的监狱干警；更有宏观所指，如：
罪犯说，人生走到这地步，就算完了。
干警说，不能算完，听政府的话，就有希望；跟着政府走，就有出路。
这里所言及的“政府”，就是党、国家和政府三者的代表。把罪犯从洪水围困中解救走来，政府又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既是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理念的象征。
当罪犯听说没有机械化，要开动脚步走出大堤时，又议论上了——
罪犯问，真跟着政府走哇？
干警说，是的，跟着政府走!
徒步行军，艰苦是预料得到的。于是各级指挥员都做了务虚与务实两方面的工作。监狱长要亲自动员；要亲自领队。
九监狱监狱长张林出发前，站在罪犯队伍前，下达了一连串的口令，先下了一个“向后转”，罪犯们迅速地执行了；接着下了一个“脱裤子”的口令，罪犯执行起来，便有些迟缓；再下达“脱裤头”的口令时，便没人执行了。不是不执行，是罪犯没有这个胆儿，都以为是听错了，等着监狱长再下一个准确的口令。张林有所省悟，便又一次下达了“向后转”的口令，做了一个动员，说明行军脱掉裤头的用心，是免得裤头的下摆上窜磨破大腿的根部、阴部，那样一来，痛苦难当，将难以跟上行军队伍。罪犯知道自己的监狱长有过当兵的经历，加之罪犯中也有当过兵的，上面监狱长讲，下面罪犯自己印证，于是，监狱长再一次下达“脱裤头”口令时，罪犯便闻风而动，唰地解放了下身，再套上长裤，便感到习习凉风在大腿根部吹来拂去。
干警们把自身的经验用到罪犯身上，可以说能想到的都想到了。
各监狱为转移途中走不动的罪犯和途中的给养，做了尽可能的搭载与代步的准备。除了带上堤来的马车，还收罗了毛驴子、马驹子以及自行车、架子车……还用树枝、塑料袋子等就便器材捆扎成担架，准备收容严重的病号。
没有飞机，没有大船，只能靠自己的两条腿，走。
政府领着犯人走。
罪犯，也不是一声令下就齐步走了的。
20日，大堤上有两个罪犯病倒了。这两个罪犯一个叫胡明，吉林省松原市人，37岁，盗窃犯，1996年入监，刑期12年。他是镇赉分局在押犯刑期最高的犯人，他要到2008年才能走出坨子。还有一个叫程玉良，47岁，吉林省舒兰县人，1994年的监，犯的也是盗窃罪，刑期7年。胡明得了胃穿孔；程玉良发高烧，怀疑伤寒。二人都危在旦夕，必须赶紧送医院抢救。坨子里有三家医院，一家是专门给罪犯治病的医院，一家是给干部家属看病的医院；还有武警的卫生队。平时分门别类，特殊情况，互相增援，无论是罪犯，还是干警、家属、武警，不出坨子便可以治病。把罪犯从堤上运回坨子是大问题……几个医治方案同时出台了，包括通知胡明的家属来接；几个方案同时实施，干警边组织输送，边给松原市胡明的家里挂电话，说能不能从大安找条船来，运胡明出去救治。胡明家里人说，尽量想办法。但迟迟不见来船，不能再等了，再等要出人命，淌水走吧!
任务交给了狱政医生，药剂师王耀辉。协助他的有一名干警，两名罪犯，配给他一挂三匹马的胶轮大车，一名罪犯赶车，一名罪犯跟车，车上躺着患病的罪犯胡明、程玉良。
胶轮车在泥水里一扭一拐地向前挪。由大堤到坨子分局所在地，要经过一监狱、二监狱……马车一个劲儿打滑，泥水没过大车轱辘。马车走到一监狱门口，便被横在路上的水泥管子拦住了去路。王耀辉闯进一监狱的监门，找来四个留守的罪犯，四个罪犯急同犯之所难，二话没说便背起装满泥土的麻袋，一鼓作气垫了16袋，把路垫平。再上路，两个罪犯的脸便不是颜色了，蜡一样的黄，王耀辉马上给两人打吊针……程玉良情况见好，胡明起色不大。王耀辉对胡明说，你得挺住呀，马上就到医院了。车到二监狱，走不出去了，四周全是水王耀辉操起对讲机向分局求援，说，再不想办法，犯人怕是活不成了。分局说，别急，你等着，我们找崔局长要冲锋舟。冲锋舟要来了，但是只冲锋了一段路便冲不出去了，前方出现了陆地。还好，是一块可以走车的陆地，正巧有一辆出租车，王耀辉也没问哪儿来的出租车，只问拉不拉客，司机说，拉。听说拉客，王耀辉也不问价，赶忙安排两个罪犯上车，目的地，不能去罪犯医院，罪犯医院已经转移了，直奔专门为干警及家属看病的中心医院。300多米的路程司机要了10元钱，王耀辉不但痛快地给了，还连说谢谢。
医院的医护人员也转移了，留下来的几个人全是高手，三个正副院长，两个护士长。程玉良的病由副院长诊治，护士长打针；胡明的手术是院长主刀，护士长作助手。手术没电，王耀辉直接去机关大楼找崔国文，崔国文给医院批了一台发电机。
两个病犯都留下住院，偌大一个医院，只有两名住院病号，住院处没有护士，护士由王耀辉担任。
王耀辉当过兵，是在连队做卫生员时学的医。在百十号兵里面选一个卫生员，不那么容易；被选中的，大都是有文化且聪明的小白脸儿，现在称为奶油小生。这样的小伙让人看上去干净利索，能当管卫生的兵。不信，到连队看看，肯定没有五大三粗的卫生员。王耀辉也不例外，一年四季都是穿西装打领带，再配上那匀称的身材，俊俏的脸庞，很难与威严的监狱警察联想到一起。但由此就断定王耀辉身单力薄那就错了，他是个多面手，又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人。
王耀辉是在坨子里长大的，可以说除了睡觉，睁开眼睛就能看见罪犯，及至上学，同学里面也有释放人员的子女。跟释放人员打交道要泾渭分明，跟他们的子女也是隔着一个屏障，跟女孩不谈恋爱，跟男孩不交朋友，不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从前，还是不讲阶级斗争的今天。被关押的人与看管的人是不一样的人。这一条，作为干警的王耀辉知道，作为罪犯的胡明、程玉良也知道。但是一场大水上来，把隔着的那个屏障冲走了，犯人的“犯”字没了，就剩了一个“人”，你我他都是人。王耀辉把做的这些事儿都看作是份内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在护理两个罪犯期间，偶尔他也发牢骚，那个时候，王耀辉连父亲、妻子、儿子转移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他却泡在水里守着两个罪犯，心里能平衡吗？但是又不能拿罪犯撒气。王耀辉每逢想心事的时候，就不吱声
。唠嗑儿，三个人有一个不吱声的，又是政府人员，这嗑儿就唠不下去。闷久了也不行，王耀辉便打起精神跟胡明、程玉良唠嗑儿，那一来他就没好气了。
王耀辉说：“都怨你们两个人，没你们两个，我就跟着大部队转移了。”
程玉良说：“怨就怨吧，如果我们不得病，也走了。”
王耀辉说：“我不想别的，我想转移到白城子、长春，赶紧找老爹、老婆、孩子。”
程玉良说：“我想的是减刑，我入监积累四份材料了。这次跟着转移，如果表现好，还能得一份材料，那就积累五份材料了，就可以给我减刑了。可是，他妈的，这病早不得晚不得，立功的时候到了，病魔附体了。”
王耀辉说：“你们，我，都老大不小了，你们早一天晚一天总是能出去的，我呢，再往下干，也就是一个监狱的小大夫；可是孩子，往下我们指望的是孩子，孩子现在在哪儿呢，是死是活？饿着没有？冻着没有？”
程玉良说：“好人总有好报，王政府你放心，你的全家准保平安无事。”
只管听不说话的胡明，也终于开口了，他说：“王大夫，王政府，你看着，就冲你，我出去，再进来，就不是爹娘养的……”胡明说话痛得脑袋冒汗。
住院处在二楼，二楼只住他们三个人，两个罪犯，一个看护，三个人一个屋，一起住了九天，王耀辉为胡明、程玉良做了九天饭，端了九天的屎尿；胡明手术后不能咳痰，要用吸痰器吸，王耀辉找来两个大罐头瓶子，给他接痰。
水上来了，淹没了一楼，二楼窗外是水，医院成了孤岛。一个伺候两个，两个配合一个，不能不说话，不能只说病的话，也要谈老婆孩子，也要聊爱情事业，三个人相依为命，直到有船来把他仨人接回监狱，与留守人员会合。
那情景容易让人们想起苏联作家鲍里斯·拉夫列尼约夫的小说《第四十一》，小说女主人公马柳特卡是一个女红军战士，她奉命押解长着一双蓝眼睛的白军中尉向后方转移，中途遇着风浪，两人一起漂泊荒岛。在只有两个人的荒岛上，两人相依为命，进而产生了爱情。后来白匪的船只出现了，中尉朝白匪船只跑去，马柳特卡开枪打死了他，这是她消灭的第41个白匪。枪声响过，马柳特卡跑上前去，抱起中尉，呼喊着，我的亲人，我的蓝眼睛。小说到此结束。这篇小说一出笼便受到批判，苏联批判，中国也批判，说它是阶级调和，说它宣扬的是资产阶级人性，但是生活中就有这种事儿。不是吗？一个监狱警察与两个离开队伍的罪犯，也困守在一个“孤岛”上，三人相依为命九天九夜。但是今天我们不但没有批判，还给了这位干警以奖赏。
今天中国版的《第四十一》是不受批判的。
洪水中转移万名罪犯，这一事件，自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播报出去，便有许多报纸、刊物接踵报道。在这些人道主义的颂歌里，多了温情，少了肃杀力，作者似乎忘记了转移的对象是正在服刑的罪犯。这一来容易给人以错觉：这些人是罪犯吗？直至1999年2月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报道了事件的真相，才解除了不少人的疑惑。
中央电视台用相当数量的镜头与语言，强调转移的对象，是正在服刑的罪犯。整个调查都是围绕着共和国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特别对待而铺展。
《新闻调查》给人以这样的感觉，没有这一特性，便没有专题报道的必要。这就是恩格斯所强调的“这一个”。
犯人，是人，但不是普通的人，是犯有罪行，正的接受刑罚的人。罪犯，是以有别于普通百姓的心态与行为对待洪水中的转移。
《新闻调查》有这样几段：
被调查者一，吉林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李立光，他说：“撤上大堤时，高粱、玉米比较高，有四名犯人逃跑，其中有一名是堤上表现非常好的犯人。”
被调查者二，吉林省监狱管理局镇赉分局局长崔国文，他说：“关着‘老虎’的笼子一旦打开了，危害社会。我们要严防‘老虎’出笼。”
被调查者三，武警吉林总队二支队五中队排长孙德志，他说：“一个犯人钻进了玉米地，我开了四枪。”
李立光所说的四个逃跑的罪犯，有一个叫于宏强。嫩江涨水时，他给管教干警写请战书，要求上大堤抗洪，争取减刑，早早出狱。他的要求被批准了，于宏强在堤上表现很突出，受到领导多次表扬。但是随着洪水飞涨，他的情绪波动了，特别是看到留守监狱的同犯都撤到大堤上来了，大堤上人满为患，吃喝都成了问题的时候，他产生了逃跑的念头。他担心，这样下去，不被洪水淹死，也要饿死。他趁管教不注意，一个猛子扎了下去，同时跟随他的还有几个罪犯……当他们不得不露出水面时，发现还没有离开分局的抗洪区，登岸后，他们又混进了抗洪的罪犯队伍中。他们没有想到这是另一支抗洪队伍，在晚上点名时，这支罪犯队伍多了四个人，于是事情暴露了。
这是捉住的，还有当时没有捉住，过了几天才捉住的强奸犯袁国杰等人。
随便找出几个罪犯，先翻翻他们的案卷，再找他们聊聊。黄一凡，29岁，家住吉林省桦甸市里，地质勘探队工人。他个儿高，端庄，面部无明显特征，如果混在人群里，难以将他认出来。有一天他在姑姑家玩麻将，看见姑姑的女同事，本队一名工程师的爱人，挂金戴银，很是耀眼。回到家他难以入睡，起身把妹妹的彩色纱巾蒙到脸上，然后走到工程师的家，从窗户跳进去，摸到女主人面前，用刀逼着女主人，下令，把金银首饰交出来，女主人不从；他便用刀划她的左手，她还不从；他又划了她的右手，她依然不从；他便动刀划她的脸，在冷嗖嗖的刀锋接触到女主人细嫩的面皮时，她乖乖地照他的要求办了。黄一凡自以为蒙面对方认不出来，但是他忽略了口音，作案地点在吉林桦甸，作案者口音却是辽宁鞍山。于是这个蒙面大盗落网了，被判了10年徒刑，1992年5月5日入狱，2002年5月5日才能出去。
问他，想没想过趁转移脱逃？
他说：“想过。警戒再严，也有空子。但不是每一个犯人都想利用这个空子。我的情况是，服刑过了一多半了，抗洪干得不错，有减刑的希望，作为一个犯人熬到这步不容易，不能前功尽弃。我得忍着放飞的心思，看看，我的胳膊胳膊上刺着‘龙忍’二字，我就忍住了。”
吕晓光，31岁，长春汽车厂工人。
高个，大脸，五官端正，眼睛很有特点，像冷不丁走进暗处似的，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只是瞳仁儿浑浊，嘴唇乌紫。他首次作案，是在长春电影城，和一帮朋友玩，其中有一个当武警的同学回来探家，他借他的帽子戴在头上，在丁香花丛中寻觅。他看见一对男女在亲热，就走上前去，下令这对男女分开，然后就向他与她宣布，要想没事，回家取钱来。他把朋友分成两伙，一伙跟男，一伙跟女，这对男女乖乖回家把钱取来，送给了他们，男女各交300元，一下勒索600元。这很轻松，又很刺激，收入也很可观，作案一次就有第二次，接着便连续作起案来。这伙小兄弟一共有11人，吕晓光是副队长，他和队长带着小兄弟们打下了一块地盘。他自己数了数，一共作案136起，定了案的有37起。他被判了10年徒刑，2001年出监。
他说他做梦都梦着跑出监狱，跑到长春他那伙朋友当中，跟他们一起吃喝玩乐。“我们讲究名分，我是他们的头儿，我在他们当中很自在，这和监狱的生活是天上地下之分。但我跑不出去。好听的话，我就不说了，起码我的身体不行。我的心脏有病，死活几个来回了。”
谢振海，23岁，吉林省敦化市大锅盔镇人。
眼睛不大，嘴也不大，但笑起来很有特色，眼角与嘴角的弧线几乎相交，给人一副滑稽相。就自然条件来说，观众熟悉的小品、相声演员，无一可与他相比。叫人猜着了，他真是监狱中的文娱骨干。晚会经常有他的节目。问他犯的什么罪，他说罪名多了：玩女人、抢出租车、偷东西……谢振海是个孤儿，先是姑姑养，后是福利院养，长大成人到社会上，便学坏了。教养院几进几出。这次是抢出租车司机，司机随身带了37000元，他抢走了一半，留给司机一半。完事，他走了。司机上派出所报案，一说抢劫犯的模样，警察很快就把他抓着了。他自己标榜自己：德行是挂了号的，模样是出了众的。
他说：“我跑会很快被抓回来，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通缉别人，抓获难；通缉我，特容易，只要说此人长得像演小品，演相声的演员，叫你一看就想笑，得，就会一眼把我从人海中捞出来。我这形象把我坑了，也把我救了。”
1999年春节谢振海自编自演了一个小品，不是喜剧小品，小品是正剧，题目叫《悔过》。说的是一位母亲前来探监，随身带来了家乡的粘豆包，没想到儿子跟妈妈吼起来，我不想吃粘豆包，我要吃肉，我要吃鱼，不给我带鱼、带肉来，你就不要再来看我母亲无奈，只好含着眼泪把回家的路费拿出来，上街给儿子买鱼买肉……这一来母亲回不去家了，这事儿被管教知道了，对儿子进行了批评教育，儿子感情大恸，而深深悔过。
听了谢振海叙述的故事，谁能相信会有这样的儿子？监狱的干警会说，有。罪犯中这样对待母亲的儿子不少令人惊讶。可以说，比听到犯人的罪行还惊讶惊讶之后，便领悟到了罪犯与普通百姓的不同，找出了罪犯之所以犯罪的心理依据。这不是丧尽天良吗？
太可怕了，可怕的感情，可怕的人。
这些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这些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他们自我表述，不跑，不闹事的理由厚实吗？
他们在大转移中能不能跑？能不能闹事？
结论，提问者自己可以做出。
7月15日，在大堤上，犯人崔建、刘金友跑了，武警机动班的班长朱永胜带着兵去追捕……眼看崔、刘二犯要进玉米地了，朱永胜对空中打了一枪，并说，不许动，再动，我就朝身上打了崔、刘二犯不敢再跑，回过身来，只见崔建手持镰刀，刘金友拎着两个扒锄，二犯朝朱永胜走来，朱永胜明白二犯的意图，于是又朝天上放了枪二犯钉子一样钉在原地不动了。二犯，一个是抢劫杀人，一个是惯盗。二犯，都为此而加了刑。二犯在转移队伍里吗？没有。二犯刚刚制造改造事故，怎么可能跟一般服刑人员享受同等待遇呢？关在禁闭室里的罪犯，戴着脚镣，在18日同老弱病残，先转移走了。走了这样的犯人，大部队多了几分安全，但是，大部队中还有他们的同类。
1万名罪犯大转移，务必要把安全方针定在“万一”上。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查明：
一上路，就响起了枪声，六中队押四监狱的罪犯，过英台村，一名犯人不服干警管教，几个犯人串联起来企图伤害干警，哨兵鸣枪制止，平息了骚乱。
一路上，枪声不断。
上了路，因为干警带着罪犯行进，携枪不便，便做了“技术”处理——将枪与弹分离开，干警扛的枪，没有子弹。转移路上武装震慑的枪声，来自武警方面。
五中队
五中队的孙德志排长，负责400名罪犯的押解。这些罪犯都是制砖厂的。制砖厂的罪犯刑罚普遍比较重，不放心他们去大田劳动，才集中到制砖厂，制砖厂警戒条件严，不容易脱逃。孙德志押着罪犯走出鸡爪壕，虽然风雨交加，道路泥泞，但是罪犯队伍行进速度不减，走到一片玉米地，后边第五组的罪犯居然做超越第四组的运动这还得了，管教干部制止不听，武警战士制止也不听，眼看着进入高棵作物区孙德志把冲锋枪举了起来，先是大喊一声，停止前进，无效，接着孙德志便冲着天空打了一枪，犯人一愣，接着他又连打三发子弹，犯人全停了下来……这时现场静极了，只有雨哗哗啦啦地响，再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但不宜耽搁时间太久，孙德志下达了归位的命令，犯人开始照他的命令行动……一个犯人对另一个犯人说，哥儿们，稳当点儿吧，班长急红眼了。管教们
上来把散乱的队伍重新整理，又报了报数，又编了编队，得到孙德志的允许后，才继续赶路。
如何对待这起犯人骚动？
孙德志认为，这是暴动的症候，必须拿出果断的措施来。
一中队
一中队押解罪犯转移时多次开枪。
第一次，19日，由监狱向大堤上转移的途中，有罪犯起哄，引起队伍混乱，达斡尔战士沙海风开枪震慑；
第二次，20日，堤上，晚间，两班哨兵交接，清点人数，发现缺少一名罪犯，班长陈慧亮鸣枪报警；
第三次，第四次都是发生在24日，大转移的途中。
24日那天七监狱的罪犯转移，六监狱的罪犯也转移。按指挥部下达的行军次序转移，两个监狱的罪犯相安无事。由于道路不好，行进速度很难掌握，队伍的间距很难控制。上午11时，走到16公里处，两支转移队伍发生了重叠：六监狱的队伍在堤上行走，七监狱的罪犯队伍下到堤的腰部行走，队形由四路变为一路。根据执勤的需要，哨兵需要与罪犯的队伍拉开距离，于是不得不到堤下押解……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两支罪犯大军相遇，由起哄很快演化成对骂与冲撞：站在堤顶的六监狱的罪犯，企图把堤腰的七监狱的罪犯排挤到水里……根据这种情况，中队长孙云做了三种判断：一种是恶作剧，在堤顶的一方，自以为美，便对堤腰的一方显耀，进而使坏，排挤下水，看同犯狼狈相取乐；第二种可能是图谋暴动，因为挤压的结果是押解罪犯的战士首先被挤进水里，接着两伙罪犯聚集一起，一哄而起，混乱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包括抢夺哨兵武器，暴动；第三种可能是两方罪犯火并，从两伙罪犯的对骂中，听出来这两个监狱的罪犯中有相互熟悉的，并且是仇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由两人对骂，到两伙罪犯叫阵，接着两伙罪犯向一起冲撞……事态发展十分严重，六监狱罪犯居高临下，七监狱的罪犯处于劣势，向水边退缩……这一来罪犯队伍大乱，武警战士被挤进水里，当班哨兵徐洪波请示是否开枪，孙云当即下令：鸣枪警告在枪口的威慑下，孙云又补上一句颇有震撼力的话，说：
“谁再动，哨兵不用再请示我了，可以开枪，直接击毙”
罪犯平静下来。
罪犯停下脚步，整理队伍，继续前进……走到一间水房，队伍又乱了，罪犯都去抢占那口压水井战士刘晓东向空中鸣枪，稳定了打水的秩序。
九中队
有一例开枪事件，武警的判断与监狱的定罪是完全一致的。
那是24日13时20分，在27公里处，九监狱与二监狱的2000多名罪犯相会到一起了，场面很乱，武警战士几乎被挤进水里……这时，一个叫温祥的罪犯涉水向一块玉米地运动，水流的速度很快，冲得温祥的行走速度也很快，眼见罪犯钻进玉米地了，一个叫张杰的朝鲜族士兵，连开三枪把企图钻进玉米地的温祥制止了。张杰的这三枪起到了三个作用：一是制止了罪犯向玉米地靠拢；二是震住了堤上混乱的局面；三是保证了这两个监狱下一程转移的安全。为此中队长白云道为张杰请了功，还将他的事迹四处宣扬。白云道是朝鲜族同志，他在介绍张杰时特别强调了三点：一是机动班班长，二是足球踢得好，三是和他一样是朝鲜族。为了准确说明事情，白云道还在一个记事本上作了记录，那上面写道：
温祥，是九监狱渔业大队二队的在押犯，因抢劫罪判有期徒刑五年，2001年4月17日出监，籍贯，吉林省乾安县，认定为转移途中逃跑未遂，依法加刑六个月。
白云道，一个办事十分认真的朝鲜族中队长。
可以说押解罪犯，一路有枪声相伴。
(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定价：19.80元。社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邮编：1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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