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自由撰稿作家群崛起于文坛，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我的自由选择》男作家卷和《我愿意这样生活》女作家卷一套两本图书，便是对这一作家群跟踪、研究的记录，有助于读者对他们的了解。本文为潘军与《山花》主编何锐的访谈录，选自前一本书。
问：你作为自由撰稿人，想请你谈谈这方面的感受。你曾是专业作家，怎么突然放弃了?
答：我是1992年初去海南的。当时也没怎么多想，单位经费紧张，除了每月几百元的工资别无其他。那时我在省作协还有小头衔，常有很无聊的会议什么的。我烦这个。还有，作家们挤在一个院子里也不舒服，有许多是非事，不远离它是不行的。我于是向单位递了一份挂职停薪的报告一走了之。
问：你没感到有风险和压力?
答：没有。所谓风险其实就是一个基本生存问题。我插过队，有过挣工分养活自己的经历。我想以后不会有比这更难的日子吧。我很健康，有一定的智力，养家糊口的本领肯定是有的。这就不存在什么风险了。我是个做事不计后果的人，因为事先我已经看见了这个后果，也能承担这个后果。我去海南，当时身上只揣了两千块钱，如果寸步难行，就权当自费旅游好了。
问：这以后你就成自由撰稿人了?
答：也可以这么说。说我是“自由人”似乎更准确一些，因为我不只是“撰稿”。我做过生意，开过酒店，现在又在当导演拍电视剧。我对写作的感情深度始终限制在爱好的份上，想写就写，尽管我写过一些数量的东西，但也还是出于爱好。人的爱好有一贯的，也有阶段性的。写作是我一贯的爱好。我有个计划，即在60岁之前舞文，60岁以后弄墨，专事书法绘画，据说这可以延年益寿。
问：不过大家还是把你看成是一个作家。作为“体制外”作家，你是否觉得比专业作家更轻松自由一些还是更困难一些?
答：如果基本生存没问题。“体制外”当然让你愉快了。写作纯属个人行为，与体制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哪个作家是培养出来的，这些人全属天生。国外没有养作家的做法，所谓专业作家大约是指那种报刊专栏作家或者畅销书作家，这些人靠卖文为生，有这能耐。但我觉得，一个纯文学作家靠写作生存比较困难，所以我历来主张把谋生与写作分开。写作的时候别想着谋生，这会影响状态。
问：你这几年的写作状态一直不错。我原打算请你来贵阳玩玩，与同行作些交流，但你似乎总是在忙。谈谈你个人的情况好吗?
答：其实我用于写小说的时间很有限。这两年主要的时间都给电视剧占去了。电视剧是个破东西，不过很赚钱。我觉得赚钱是一个男人的责任，就像花钱是女人的义务一样。1997年我拍了26集的《大陆人》，今年又拍了一部电视电影《对话》，现在正筹备20集的《海口日记》。我搞电视剧除了赚钱之外，另一个用意是想当导演。通过几部电视剧的执导，最终赢得投资人让我拍电影的机会。中国的电影水平很低，我自觉拥有这方面的能力，只缺投资。至于写小说，往往都是忙里偷闲，这当然很无奈。眼下我正写一部长篇《独白与手势》，出版社一直在催，但我迄今只写了八万字。我希望安下心来支配一段完整而充足的时间，好好享受一下写作带来的愉悦。写作是未知不断显现的过程，没有比这个过程更让我愉悦的事了。但是，我又很难因为这一点而放弃其他计划。我很羡慕那些专心写作的朋友，他们呆在自己书房里写作，而我却是在某个城市的标准间里，看不见我的书柜和我习惯的写字台。我成了一个“住标准间的男人”，感觉不到时空的变化，这非常要命。我得尽快改变这个局面，等一切慢慢调整好了，我会回到自己熟悉的写字台前去爬格子。
问：环境对写作很重要，但“写作中”的状态对作家应该更重要。作为自由撰稿人，我觉得你始终写得很从容。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写作习惯，但从你的一系列作品中能读到这种从容，我想这与你的心态有关，是这样吗?
答：你谈到一个作家的心态极为重要。从前的文人或者作家之所以让人肃然起敬，是因为他们只安静地读书写字。一杯苦茶，一包香烟，一盏灯，构成了一种美好的氛围。我心目中的文人就是这个样子。后来，这个形象让一些人破坏了。这些人通过功利的写作得到了许多与写作本身毫不相干的东西，头衔、地位、待遇等等。这显然是体制造成的空子。作协有了规格和级别，衙门化了，于是管事的都成了官。这些人得到了很多实惠，惟独得不到的是作品，尽管他们出书越来越方便，可那算什么书呢太没劲。还有，许多人忘记了作家这一职业的规定，经常到电视台去充当嘉宾，或者频频出席什么庆典，照片铺天盖地，这让我很容易想到他们不是作家而是明星。再者，作家之间互相吹吹拍拍也是挺难为情的事，拉杆子就更令人厌恶了。其实中国的小说成就并不高，大家差不多都是靠外国几个老头起家的，吓谁呢所以我觉得，真想写作的人安心写作就够了。有这么一种心态至少是负责任的。
谈到“写作中”的状态，我以为除了宁静的心态之外还有一个才气问题，或者天赋问题。我曾这样对别人说过，写作不是科研，瞄准一个目标可以一档一档往上走，最终获得一个结论或一项成果。写作始终是让人困顿而迷惘的，写作者如同一个夜行者，只是凭感觉去假说一个方向。写作的过程贯穿着小说家对叙述的激动，对语言的职业性敏感，充分体现了对形式的操作能力。这种张力不是靠舆论的炒作与官方的荣誉所能补充的东西，也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个人的心境问题。我觉得局限和距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禀赋。
问：你写作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答：时间和才华。我这些年总是漂泊不定，六年中住了四个城市，过着一种“在路上”的生活。我没有完整的时间，稍长一点的东西总是写写停停，不能一气呵成。才华是一个小说家的本钱，直接影响着他的感觉和想像力，支配着他对文字的操作能力。一部作品之所以平庸，实际表明了作者的平庸，丧失了才华。我很怕这个。当然真到了才思枯竭的那一天，我就不写了。我决不会去耗小说，那样于人于己都无益。
问：在我接触到的作家中，你的情况比较特殊。你通过搞影视解决了生存问题，因此你可以从容地写作。但是，如果你只是单纯地写小说，你还能这么从容吗你觉得一个自由撰稿人可否依赖写作生存和发展?
答：如果写一些畅销书和书商打交道，当然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坚持纯文学的写作有困难。这样的文字一定会写得很慢，除了有几家刊物还在支持，没有别的市场。假设我一年写二十万字，那么所得的稿费在扣除所得税后还抵不上一个机关小职员的薪水，过什么日子对于我，写作是看家本领，一个人不能拿看家本领去开玩笑，就像化妆师不能去开美容院。学科意义上的小说永远不会畅销，也不会被改编成影视什么的，它永远停留在纸上供人阅读。这是宿命，因此我们懂得该如何伺候。我曾有一篇短文叫《自己的小说和需要的写作》，强调写作成为个人生活的一种需要，也谈不上如何神圣，只是喜欢做这件事而已。我不知道其他的“自由撰稿人”是怎样的情况，据说有的人还另租房子，这不容易。我想他们有其他的生财之道，以保证安心的写作吧。
问：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发展前景你有何看法一些“自由撰稿人”的出现将会对未来的文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答：我觉得有些东西只能继承而不能发展。比如说古典诗词、书法、京剧等，都在过去的历史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另一些东西，比如说电影，将会不断发展。电影与现代科技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电脑数码化的介入丰富了电影和造型手段，甚至很多效果离开电脑无法制作。对于小说，面临的是叙事的可能性，就是说写作的空间还有多大这与时代是否需要小说没有关系。我觉得汉语本身具备使叙事发展的潜质，这就意味着写作的空间是广阔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又不乐观。我对时代造就杰出作家持怀疑态度，因为很难把丰富的经验与阅历，把厚实的学识与卓越的才华集中到一个有人格力量的人身上。
“自由撰稿人”将会越来越多。这些人摆脱了体制的束缚，与指令性的写作没有关系，对繁荣文学肯定是有一定作用的。我个人比较赞赏所谓“合同制”作家，政府或者某项基金会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支持一些确实可以写作的青年。身份是无关紧要的。你是著名作家可你写的东西很臭。另一个人什么都不是但小说写得可以。“自由撰稿人”实际表明的是一种立场。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定价：10.00元。社址：上海绍兴路74号，邮编：200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