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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理由和限度

2001-04-10 09:32:00 来源:书摘 周国平 我有话说

一个十八岁少女,最心爱的中国作家是曹雪芹、张爱玲,行李里放着一部书页发黄的《红楼梦》,怀着中文写作的愿望,却随父母移居到了美国。十年过去了,她现在的年龄应该属于所谓“新新人类”这一代,可是,读着她这本题为《夜宴图》的集子,我发现她和国内那些佩带日新月异的另类标签的文学新宠儿属于完全不同的人。我不禁为她庆幸,侨居异国虽然不是一个有利于母语写作的环境,但也使她远离了国内媒体的浮嚣和虚假成功的诱惑,得以在更深的层次上保护了写作的纯洁性。
  
  凭着一种亲切的感应,我信任了孙笑冬的写作。她的这本处女作在体裁上难以定位,小说、散文、诗的界限被模糊了,还有一些像是从笔记本里摘出的断片,然而,这恰好向我们呈现了一种原初的写作状态,一个不是职业作家的人的经典写作方式。她不是在给出版商写书,而是在搜集自己生命岁月里的珍珠。“我们熟知的日常生活世界突然被一道情感的光芒照亮”———这是她对文学的理解。在书中,我们看到了突然被照亮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这个或那个小角落:一席谈话,一则故事,一个场景,一尊面容……她的女性情感无比细腻温柔,但这柔和的光芒所照亮的是极其深邃的东西,那隐藏在黑夜中的存在之秘密,日常生活最为人熟视无睹的惊心动魄之处。
  
  我之信任孙笑冬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她和一切认真的写作者一样,也被写作的理由和限度的问题苦恼着。她懂得,除了写作,也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叙述我们生活的故事,我们别无办法把握和超越我们必死的命运。但是,同时她又懂得,生活中有些故事,也许是那些最美丽或最悲痛的故事,是不能够进入我们的叙述的,因为在叙述的同时我们也就歪曲、贬低和彻底失去了它们。我们试图通过写作来把不可挽留的生活变成能够保存的作品,可是,一旦变成作品,我们所拥有的便只是作品而不复是生活了。
  
  心爱作家中在世的那一个也走了,在获悉张爱玲死讯的第二天,她写了《绛唇珠袖两寂寞》。我觉得它是全书中最见功力的一篇,写得沉痛却又异常从容。张爱玲是在一间没有家具的公寓的地毯上孤单地死去的,死后七天才被警察发现。报道这则消息的报纸就压在那一部从北京带到普林斯顿的《红楼梦》下面。与现世的情感联系早早地断绝了,心已经枯萎,可是,在死之前还必须忍受最不堪的几十年的沦落和孤寂。这是在说与胡兰成离异后的爱玲,还是在说黛玉死后的宝玉应该都是。作者由此悟到,续四十回中她曾经如此欣赏的一个描绘,宝玉出家前在雪野上披一袭大红猩猩毡斗篷向贾政大拜而别,这个场面实在过于美了,因而不可能是真实的结局。的确,真实的结局很可能也是几十年的孤寂。我想对孙笑冬说的是,即使曹雪芹自己写,几十年的孤寂是写得出来的么所以,我们也许只好用大拜而别的优美场面把宝玉送走,从而使自己能够对人生不可说的那一部分真相保持沉默了。这是否也是对写作的限度的一种遵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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