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识的人都希望别人有知识，读书人也都愿意别人读书，至少是愿意别人知道读书好。但要说“开卷有益”，不少人心里就会犯嘀咕，心想古今中外的图书汗牛充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哪能不识好歹一勺烩了要是该读的没读不该读的读了，岂不误人子弟最好是请那年长的、有学问的、见多识广的、一眼就能看穿是白娘子还是白骨精的，给筛选筛选，甄别甄别，定个盘子指条道，免得年轻人误入歧途，坏了自己的前程。
于是就有了“青年必读书”。
我丝毫也不怀疑导师或准导师们开列诸如此类的单子是一片好心，也绝对相信这些单子不会离谱到哪里去。毕竟有资格开书单的，即便不是什么泰山北斗吧，好歹也是高楼路灯，总归有些分量，而一个人平时说话做事哪怕再随便，这时也断然不敢马虎。因为一不小心，单子没开好，弄得舆论哗然，不但会被吊销导师或准导师的“营业执照”，没准还会背上“贻误青年”的罪名，岂是开得玩笑的事?
然而可疑之处也正在这里。
为了保住自己的学术名声，为了显示自己的学术水平，为了体现书单的学术分量，也为了“百年树人”这一“千秋大业”，导师和准导师们选择的，十有八九都是经典名著。什么《论语》啦，《孟子》啦，《史记》啦，《汉书》啦，《诗经》啦，《楚辞》啦，要不就是《古文观止》啦，《唐诗三百首》啦，再加《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或者其中的某些章节段子，总之是大家伙儿熟得不能再熟，谁都知道是好东西的东西。想想这也是没法子的事。世界上的好书那么多，总不能都罗列出来。为了保证书单的权威性，不至于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只好挑顶尖级的说。结果，挑和不挑，说与不说，没什么两样。
就算导师和准导师们推荐的书目，咱们先前并不知道，这推荐仍然可疑。可疑之处就在于：你说我该读的，我就一定读得到、读得懂、读得进么经典名著有两种。一种是历史上有地位，现在却只剩下博物馆的意义的；另一种是不但在历史上有地位，而且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如果是前一种，就没有推荐的必要。比如司马相如的那些大赋，什么《子虚》、《上林》之类，无疑算得上是经典名著，但恐怕连导师和准导师们也没读过。即便导师和准导师们读过，而且至今仍有生命力，咱们也未必就该读。因为咱们有咱们的事要做，咱们有咱们的路要走，并不都打算当导师和准导师。
可见，以是否堪称经典名著为标准，或以导师、准导师们的阅读经验为标准，都很可疑。但，不以这两条作标准，又还能有什么标准呢没有。所以，所谓“青年必读书”，也就整个地成了一件可疑的事情。
根本的可疑之处还在于，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一种书是所有人都“必读”的?我的看法是没有。有部分人必读的(比如党员必读、干部必读)，没有一切人必读者。世界上的书有两种，读书，也有两种。一种是“谋生”的，一种是“谋心”的。前者讲“学以致用”，后者求“心有所安”。所以谋生的书(比如教科书)就非读不可，也可以而且应该开列“必读书目”。谋心之书则不然。为谋心而读书，只是为了能够心安理得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心安，则安，不关别人什么事。
并非所有人都能自觉地意识到读书乃为谋心，但肯定有不少人并不为谋生而读书。他们读书，只不过爱书。然而，对于真正的读书人来说，爱，却远比“应该”重要。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曾有过自己的“初恋”。一个偶然的机会，为一本书所吸引，从此与书结下不解之缘。这样一种“一见钟情”，完全是在不经意中发生的，却也就“定了终身”。他或她将终身与书为伴，哪怕他或她并不教书、写书或编书，却比许多教书、写书、编书的更是读书人。因为他们有一份发自内心的爱。
爱，是不能强迫的，也是不能代替的。在真爱面前，任何说教和指点都是荒唐。所以，真正的读书人将拒绝一切自以为是的“谆谆教导”。他们宁肯像游牧民族那样，自由自在地在草原上漫游，碰到什么是什么，逮住一本读一本。如果不喜欢，就扔到一边，全然不管那些书是不是属于“必读”的范围。这虽然很让导师和准导师们伤心叹气不以为然，但我以为，只有这样的读书，才是真正的读书；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读书人。
那么，导师和准导师们就当真无事可做了么?有的。如果他也是个真正的读书人，同时又还是个明白人的话，他可以做也最应该做的，就是把自己对书的那份爱传达出去，让所有的人同感此爱，而不是代替别人去爱。读书有如恋爱，对象得自己找，包办是不行的。能做的顶多也就是：你看这些书多好看、多可爱呀，不想读读吗?
这当然也要开出一系列名单，但不能叫“青年必读书”，只能叫“可爱的书”，或“我喜欢的书”。
而且，在书单的后面，最好还有一句话：
随您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