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至1949年是美国新闻界在中国最为活跃的时期，日本侵略者失败并无条件投降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创造了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建立和平的条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停止。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授意下，一方面邀请中共领导人赴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一方面积极备战，旋又撕毁协议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使伤痕累累的中国再次面临内战的险境。此时，美国在国共关系问题上还没有像后来陷得那样深，因此，舆论不乏对中国事务持客观态度者。
1945年8月14日，颇有影响的《纽约时报》刊载了根据延安电台播音内容整理的记录稿，内容是朱德总司令对蒋介石不许共产党军队接受日军和伪军投降缴械、而应“原地驻防、等待重庆命令”的驳斥。在此前的6月10日，该报还发表了“中国通”拉铁摩尔响应毛泽东“联合政府”之主张的文章。当时，曾经到新四军驻地采访过的《纽约邮报》外交记者罗伯特·马丁也撰文指出，“尽管新四军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尽管国民党派人到居民中间去制造混乱，但新四军仍然受到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还不失时机地发表评论说，国务院目前采取的亲日拥蒋立场，将有“破坏中国统一，制造美苏对立”之虞。这些舆论，对美国公众认识中国局势、了解中美关系处境，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然而，当1945年下半年，美国在如何采取进一步措施援助国民党政府这一敏感问题上陷入困境时，美国新闻界不甘于旁观，而是跃跃欲试，开始扮演起政府谋士的角色。是年10月，在美国大使赫尔利辞职离华，马歇尔即将赴中国“调处”之前，《纽约先驱论坛报》召开了一次座谈会，邀请马歇尔到会讲话，并发表其主要内容：
我们当前正忙着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复员我们的战时军队……然而，可以肯定地讲，如果以目前这种速度复员，就无法期望我们的军队编制能够十分长久地保障美国的安全……复员实际上成了土崩瓦解，不仅是军队的土崩瓦解，显然也是对于世界责任的全部概念以及需要我们承担的那部分世界责任的土崩瓦解。
二战后，美国人民要求把他们的陆海空士兵送回国的呼声甚高，以至酿成一场席卷全国的“感情危机”，而《纽约先驱论坛报》无视人民的愿望和感情，宣扬马歇尔的好战论调，无疑为美国政府继续在中国驻兵、以行使对“那部分世界的责任”，制造了借口。与此同时，美国一些有影响的传媒和在华记者，也纷纷加入了鼓励蒋介石打内战、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行列。特别是到1946年6月，蒋介石公开撕毁政协决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军，从而挑起全面内战后，美国报纸上所登载的关于中国内战的进程，充斥着蒋介石“捷报频传”，“战事将在三个月内结束”之类的报道。由于许多美国报刊附和了这种论调，又“没有别的消息从中国传来，人们很难相信共产党能够顶得住，更不用说打赢战争了”。更有甚者，这时期的美国报刊完全摒弃了自己一向引以为荣的“公正”、“客观”原则，其主要表现便是对国民党占领区内各阶层人民不满于蒋介石腐败政权的情绪，以及共产党解放区内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避而不谈，“美国报刊上关于这场革命一个字也没有报导”。
历史证明，当时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以完全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这个错误前提为根据的，紧随其后的新闻报道也不例外。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一名记者在报上宣称，“所谓土改运动得到广大农民群众拥护的说法纯属虚构的神话”；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实行反攻时，《时代》杂志驻南京的记者声称，“刘伯承将军率部渡过黄河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军队没有根据地不能打仗”；直到1948年3月，人民解放军已在全国范围内转入战略反攻，美国各报仍在宣扬杜鲁门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公布的顽固对策：“……只要办得到，我们是不希望在中国政府或任何其它地方有任何共产党人的。”而这，正是内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及紧随其后的新闻舆论的一个指导思想。
诚然，美国新闻界掀起的反共浪潮并不能掩盖进步报人爱好和平、反对在中国打内战的呼声。1947年1月，马歇尔离华返美，宣告美国的“调处”失败，实际上放手让蒋介石打内战。在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在一篇社论中问道：“就我们而言，我们仍想弄清楚，马歇尔将军究竟是作为美国一位调解人呢，还是作为讨伐延安的美蒋联合部队的司令来中国的？”当美国政府把一个关于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专门法案提交国会讨论时，即遭到了《芝加哥太阳报》的猛烈抨击，该报写道：“全世界都认为，这个法案将把中国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使中国成为反对俄国的武装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事情的实质就是这样的。”《工人日报》也揭露了美国军官不仅充当国民党军队的教官和顾问，其中有许多人还在国民党军队中供职的内幕。它在一篇报道中透露说，“驻菲律宾的中国代表同意美国当局为其招募有经验的美国军官到国民党军队中去服务，并以高薪和加快晋级作为诱饵”。
但是，随着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和美国对华政策进一步破产，美国国内的反共浪潮却逐日升级，国会议员一再攻击国务院藏匿“赤色分子”，这种情况使得不少驻华记者对于共产党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以及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不是有意回避，就是含糊其词，在报道中总要加上种种保留和贬语。至于正面的报道，更如空谷足音。1947年底，杰克·贝尔登从华北解放区返回北平后，曾给美国一家全国性杂志投了两篇稿，用的标题是《锄霸》和《石壁村》。编者立刻买下了这两篇稿子，并在来信中称“写得好极了”。但在当时美国国内一片歇斯底里的反共气氛中，该杂志的发行人横加干预，不许刊登这两篇文章，并指责贝尔登赞同“暴乱行为”。这种情形，使许多在华记者惶惶不安，“以致有些人再也没有心思去探究中国革命的内部发展情况了。结果，一些人就投国内上司之所好，而不再像过去那样提出自己的观点了”。
由此可见，正是受美国国内思想和信仰“管制”的影响，报道中国革命进程真相的在华记者遭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以致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的最后两年里，影响美国公众的舆论成为一曲彻头彻尾的反共大合唱了。
从1945年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全力支持蒋介石政权并派马歇尔来中国进行所谓的“调处”开始，美国新闻媒介便自觉地与其政府合作，在报刊上推销这种注定要破产的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有的媒介涉及中国内部事务之深，几乎变成了国民党的事实上的广告。有影响力的《生活》等杂志就是其中执牛耳者。该杂志的发行人亨利·卢斯1898年生于在中国山东登州传教的一个北长老会教士之家，幼年在中国的烟台上学，1920年于耶鲁大学毕业后，曾在《芝加哥每日新闻》和《巴尔的摩新闻报》当记者。从1923年起，卢斯在美国陆续创办《时代》、《幸福》和《生活》杂志，由于他善用历史资料和收集现实重大新闻，使《时代》成为美国最早获得成功的新闻杂志，总销数达数百万份。同时，由于从小在华长大，卢斯有很深的中国情结，从30年代起，他就是蒋介石的坚定支持者，抗战结束后，又成为美国对华干涉派的主要台柱之一，其言论和活动于美国对外政策影响甚重。
1946年9月，当中国内战一触即发之时，《生活》建议美国政府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并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令人怵目惊心的口号：“美国的战略边界，不在莱茵河，不在易北河，也不在达达尼尔海峡，而是在华北。”1947年5月，卢斯发行的另一份杂志《时代》登载了一篇封面图片故事，其主人公是国民党的组织部长陈立夫。文章对陈立夫进行大肆吹捧，说“他正以孔教为纲建设一个新中国”，并以此为据，呼吁美国政府压制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蒋介石政权。不久，卢斯再次采取引人注目的行动，于同年10月请前驻苏、法大使蒲立特为《生活》杂志特派记者，来中国调查内战实况。
这名雄心勃勃的前外交官是1891年生人，他1912年完成在耶鲁大学法律系的学业，经过短期的社会实践后，26岁那年就踌躇满志地进入白宫，为国务院在远东的对外政策出谋划策。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他曾奉威尔逊总统之命赴俄国，调查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的现状及内战的形势，回国后，在向华府提交的报告中，他提出了异乎寻常的主张，即面对现实，承认苏俄政府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这一大胆的建议虽以种种原因未被立即采纳，但给国务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当1933年美苏建交后，蒲立特成为当然的首任驻苏大使人选，数年后又调任驻法国大使，并在那里以过人的勇气经历了德国军队占领巴黎的全部过程。从蒲立特后来的自述来看，他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履行一个外交官的职责，不如说他对观察和记录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有天生的兴趣，尤其是作为重要历史的见证人。
正是出于这一点，卢斯十分欣赏蒲立特的勇气与“记录者”的素质，遂在蒲立特告别外交官生涯后于1944年聘他为《生活》杂志驻外记者，使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继续周游列国，撰写国际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以抬高《生活》的地位，扩大它在美国读者中的影响力。
1948年，蒲立特回国后，很快在《生活》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向美国人民报告中国见闻》的长文；为了推销这篇文章，该杂志事先还在全国十来家报纸上登了整版篇幅的广告，据认为，这篇文章“对中国内战产生了一定影响”。文章首先对蒋介石大加捧场，说“历史上的政治家很少有人比得上”蒋介石其人的“远见和明智”，他的惟一雄心壮志就是“领导中国人民用和平方式建立民主制度，使他们古老的文明实现现代化”。因此，蒲立特在文中建议，美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在今后三年内投资十亿美元来援助蒋介石，“使中国免于落入斯大林之手”。该文最后耸人听闻地警告说：
如果中国落入斯大林之手，那么整个中国、包括日本原文如此———引者，都会或迟或早落入他的手心，亚洲的人力和资源将被利用来反对我们。在中国丧失独立之后，不出一代人时间，美国的独立也将丧失。
蒲立特此文与其说是一篇新闻报道，不如说是鼓吹美国对华进行直接军事干涉、以挽救蒋介石政权的政治演说，不但于漏洞百出的美国对华政策无补，反而从一个侧面说明美国新闻界干涉派的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正加速了蒋介石政权的垮台。但是，在当时甚嚣尘上的反苏反共舆论中，《生活》此举以及这篇文章的影响还是不可低估的，它不仅是蒋介石的美国同盟者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的见证，也是这种报道倾向愈演愈烈的一个开端。
置自己的记者从中国发回的大量客观报道而不顾，随心所欲地拼凑旨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宣传攻势，这对亨利·卢斯由《时代》、《生活》、《幸福》等刊物组成的强大舆论阵容来说，也只是一个前奏。一位在中国生活过多年的美国记者觉察到，随着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这些“仅一年前还揭露过河南的饥馑和中国必须匡正的时弊”的刊物，此时慌不择路，而变成了一部地地道道的宣传机器。“这部宣传机器一周接一周地炮制出的材料与国民党宣传部发表的消息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写得好一些，更容易为千百万美国人所接受”。1949年7月，《生活》杂志辟出数页篇幅详尽地报道了美国将军陈纳德劝说国会恢复“飞虎队”，以救援蒋介石业已崩溃的空中战斗部队所做的种种努力。报道开头用了一种强振精神的口吻：“一位斗志顽强的美国人说，这块沃土的三分之一面积和一亿五千万人口可被拯救下来。”报道还解释说，陈纳德的计划是在华南守住一块地方，并称这项建议是“为中国做的最后一次呼吁”。
直到1949年10月，蒋介石政权逃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宣告成立，卢斯集团的另一份刊物还对陈纳德的“计划”津津乐道，在刊登这项计划的时候，用了一个歇斯底里的标题：《‘顶住’他们‘袭击’他们‘打残’他们》卢斯所控制的《生活》等刊物此时拒绝面对中国革命的现实，义无反顾地为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权壮胆撑腰的所作所为，也是内战期间反共媒介如何报道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这不仅暴露了包括《生活》等美国主要传媒对中国事务一贯缺乏了解与深入研究的弊病，更是它们敌视共产主义、不愿看到中国革命发展壮大结果的立场所致。
（摘自《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1840—1949》，新华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定价：24.00元。社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57号，邮编：1008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