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国50年的历史中，曾经产生了许许多多家喻户晓的口号，它几乎构成了当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最为抢眼的风景线，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口号是历史的浓缩，从口号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一个真实的历史，以及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人们的真实心态。
中国人民太渴望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了，他们对共和国的领导人寄予了很高的希望，这几乎是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当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从中国的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都坚信，中国将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进入世界强国的行列。
1958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已经提出；在农村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的热潮，短时间内，世世代代分散从事生产活动的农民，被组织在政社合一的集体组织中；经济上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要以超前的建设速度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由此，“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成为引导中国人民奔向共产主义的“三面红旗”。
刹时间，整个中国大地漫卷于“三面红旗”的海洋中，人人都在为自己能够投入到这场创造世界奇迹的战斗中而感到自豪。
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它是被纳入遵循客观规律、以科学法则作为论证和指导的操作规程，如果它不是一哄而起，而是循序渐进，多一些借鉴、多一些管理、多一些耐心，几乎可以肯定，这种精神确实能够创造出一个不小的奇迹。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的讲话中公开提出，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同年12月2日，刘少奇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祝词时，宣布了这个口号。
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将经济建设速度问题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进一步提出了争取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要求。
“超英赶美”的口号，提出了要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展开竞赛，要在工业、农业等主要产品上全面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以超常的速度发展，以“跃进”的速度赶超。赶超是从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农业生产，主要是粮食和钢铁生产的高速度、高指标开始的。
1958年6月，在华东地区农业协作会议上首先提出，今明两年粮食产量可以提高到人均1000～1500斤，“在三到五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2000斤是完全可以的”。随后，西北地区农业协作会议也提出，到1962年粮食产量人均突破3000斤。这一年8月，中央估计，1958年粮食产量可以达到6000亿斤到7000亿斤。
追求钢铁产量的“跃进”运动更是令人瞠目结舌。1958年6月，根据各地报上的钢铁“跃进”计划，提出了1959年全国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可以达到8000万吨甚至9000万吨。最后把1958年的钢产量定为1070万吨。
为了实现钢产量翻番的奋斗目标，规定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生产放在第一位，提出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掀起了一个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大炼钢铁运动，大搞土法炼钢炼铁，即“小土群”。全国共有5000万人投入了这场运动，建小高炉、土高炉60万座，田野、街道、山坡，到处都摆开了大炼钢铁的战场。此外，还发动全民大办小煤窑，全国有2000万人上山挖煤，开小煤窑达10多万座。
突击蛮干的后果，是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有1／3的钢铁不合格，国民经济也陷入混乱，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如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工业交通内部，以及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等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生产上的浪费也十分严重，经济效果很差，农业丰产不丰收。
1962年下半年，我国国民经济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导下，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但还存在着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一时期，党的中心任务仍然是继续贯彻“八字”方针，落实各项政策，争取国民经济的尽快恢复和发展。
这一年的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原定主要是讨论农村工作问题、粮食问题、商业问题等。毛泽东在会议的讲话中，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即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国内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还有没有点光明，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毛泽东还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结果，会议着重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并且按照这一精神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开幕会上做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做了扩大化和绝对的论述，强调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无产资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一些人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并且要反映到共产党内来，成为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这些观点的提出，使1957年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更加系统化了。
在这一观点的指导下，抓阶级斗争成为压倒一切的工作。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求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5月在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出现了尖锐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所以，“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根本问题”。
1964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批示中说：“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多些，”并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主要根源”来自上边。随后不久，毛泽东在另一份批示中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认为这些人“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他们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从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开始，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此逐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以其巨大的历史功绩建立了崇高的个人威望，被作为杰出的民族英雄为中国人民所敬仰。中国人民相信，只要有毛泽东的领导，中国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不断创造历史的辉煌。
本来，人民对领袖人物的崇拜和敬仰，也属于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是一种情结的凝聚。1966年，毛泽东出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基本矛盾的判断、出于对现阶段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发起了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来改变他认为的“旧秩序”。这场运动需要树立个人崇拜，而且毛泽东本人也不反对个人崇拜，他曾对斯诺讲过，还是需要有一点个人崇拜的。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有了毛泽东本人的默许，再加上林彪、陈伯达、江青等人的推波助澜，一场史无前例的个人崇拜狂潮便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
这场个人崇拜运动的普遍表现形式就是，对领袖尽表忠心，把最美好的祝词用来赞美领袖。于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成为中国人在各种场合不分早晚必喊的口号。随后又进一步发展为，凡是提到毛泽东，必须加上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人们在公开场合不论干什么，都必须带上语录本；对领袖表忠心还形成了一套程式，即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每逢有“最新指示”发表，人们都被号召要上街敲锣打鼓，游行庆贺，彻夜不眠。
于是，毛泽东就这样一步步地被抬上神坛，毛泽东本人，包括他的思想、他的功绩、他的经历，他的智慧和才干、他的著作和语录，都被神化，中国在一场人为的造神运动中偏离了正常发展的历史轨道。
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了多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国国家安全的形势顿时严峻起来，对此，毛泽东提出，要立足于大打、早打。这一估计，加重了中国共产党内部早已存在的认为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看法。
于是，战备工作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1969年6月，当时军委办事组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并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成立了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挖防空壕，建防空洞，修筑战备设施，形成了全民搞战备的运动。
毛泽东提出的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它一方面出了战备工作要抓的主要内容，又形象地概括了这一时期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与“文化大革命”初期要“解放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时的激进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已经务实了很多，已经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作为根本，有理、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及尊严。
1976年初，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四人帮”对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大加攻伐，他们不厌其烦地讲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谈“阶级斗争”的必然性、重要性；把生产力的发展与复辟资本主义划上等号，把生产力落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搞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始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似乎只要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其他什么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而要放弃了阶级斗争，虽然国民经济搞上去了，生产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那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了，社会主义江山“变色”了。
正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幌子下，“四人帮”提出了许多荒谬至极的论调，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类似的还有“宁要社会主义的低产，不要资本主义的高产”，“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等等。在“四人帮”看来，即使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国民经济，事关社会进步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等，只要不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下的活动，就都是资本主义的。
这种无异于历史的倒退、文明的反动的做法，与其自我标榜的所谓“先进”、“光明”、“正确”等相差了何止千万里。
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形成了一种荒诞的定式，即社会主义等于贫穷，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是水火不相容的，越是贫穷才越是纯正的社会主义。
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在极“左”思想的主导下，把贫穷当做自豪的资本，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这种荒谬的理论曾经使中国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
是邓小平首先打破了这一极“左”思想的禁锢。还在1979年他就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如果老是贫穷的，它就站不住。”1984年便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说：“哪有什么贫困的社会主义、贫困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什么是按需分配生产力不是极大的发达，物质产品不是极大的丰富，怎么搞按需分配!”
从此，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多的物质财富；要在经济建设中敢于坚持生产力标准，把它作为衡量我们工作好坏的重要尺度之一。观念的转变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变革，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思维模式，它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是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新性事业，在从事这项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我们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供学习，一切都要靠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不断地实验，自己闯出一条路子来。因此，邓小平形象地把这比喻为摸着石头过河。
正是靠着这种大胆的探索精神，我们突破了一系列的禁区，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搞了城市试点改革，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方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等等；把改革一步步引向深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就。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时进一步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还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提出了社会主义也能搞市场经济。
就这样，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又出现了一次重大的突破，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了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模式和运行机制。从此，我国企业改革多年进展不大的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观。
(摘自《时代口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定价：13.80元。社址：天津张自忠路189号，邮编：300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