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主办人请我来主要是想在我发言时大家可以休息，因为我讲的太浅显简单了，讲的不是学术，主要是些个人的感受。
当主办人向我要这次会议的发言题目时，我正和一些主办演出的英国人生气，就张口说：“文化不可交流。”其实当时说的只是气话，没想到已经被会议当真了，印成了标题，我只好顺着往下说。
在中国的时候，无论我出国或是在国内与外国艺术家开见面会，我都代表中国，那叫交流。后来我真出了国成了自由职业音乐家，谁也不代表了，才真明白什么是交流。原来我们通常讲的文化交流其实是交流文化中的陈词滥调。比如一些文化的表面现象：美国百老汇、好莱坞、中国功夫片、深圳文化村等，而真正的文化都是各自独立的，有时很难沟通，因为真文化像矿藏一样深，在地上走路的人不会感到，没学过地质的人也不会明白石头是怎么回事。
而且最可怕的是，这个世界已经决定了只有一种文化是中心文化———就是欧美文化。欧美文化使所有别的文化都变成少数民族文化。哪怕在闭塞的中国大陆，欧美的审美也是审美的第一标准。比如大陆的作家恨不得天天讨论怎么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一些欧美学者对第三世界文化的所谓支持，如果只是建立在居高临下的地位而不真正懂得那种文化，只能是会破坏那种文化的自我和自信。比如我常听到一些欧美学者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应该……怎么怎么……为什么你们中国人不……怎么怎么……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太……可怕了！你们中国人现在都这样！……”好像中国人的文化感觉是要欧美人来决定。
我现在也并不是要下定论，凭我的工作经验说一些事实和困难，可能悲观了一点儿，但这些困难也确定摆在我们面前。
先说语言。它的不可交流的最大的体现是译文。无论译文怎么好，地方语言仍是无法真正表达出来。因为地方语言不仅是地方色彩，而是和每个地方的历史有关，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同是北京话，每代人和每代人不同，每种人和每种人不同，同一件事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完全取决于不同的人文背景。这对译者已经很难，对国外读者更难。所以在国外受欢迎的中国文学往往是作家不用很强的地方色彩语言写作的文学。我常听到国外一些人问我：某某的作品好在哪儿我问：你看的是原文还是译文？答曰：译文。我只好替作家解释：语言、幽默……答曰：看不出来。我只好又怪译文。其实难为译者，就算译出来了，读者也不见得懂。外国人没经历过抗战、“文革”、改革开放。他们对所有这些的了解只是通过读那些图解式的写作来完成的，给他们点儿地道的深层感觉他们不仅觉不出来，弄不好反而还得说你的感觉是错误的，因为你没给他们那种惯常读到的语言。
在伦敦，大家知道最有名的幽默大师约翰·克利斯、蒙提·柏森……我常听着他们大笑。可英国人听到我笑，会问：你们中国有这么好的幽默吗我说，当然。于是对方眼睛里透出不信的表情，说：怎么我没看出来？
幽默是看出来的吗？得听。就算听也不见得互相能听懂。我听英国的幽默时常常得请人解释，等解释完了，谁都不觉得逗了。幽默是不可解释的。幽默是文化的产物。但在文化已有了中心的这个世界，幽默也有了等级。北京人的地方主义使他们不承认外地人也有幽默，而伦敦人干脆觉得他们拥有幽默的惟一世界版权。这下，北京人没脾气了，北京幽默到底只在北京流行，而英国幽默却畅销世界。英文是世界语言，自然地，咱们只好把幽默的特权让给英国。
记得1992年在美国各大学巡回演讲时，一次我刚念完一段儿我的新作品，就听一个美国大学生问：“你们中国也有骂人话吗？”我说：“当然。”他说：“这不可能，这肯定是从我们美国学去的。”我只好解释我们中国有几百种骂人话。他脸上的吃惊表情不亚于那位听说我们中国也有幽默的英国人。
闹了半天，连骂人的版权也早让美国人先占去了！
幽默的特权是英国人的，骂人的特权是美国人的，语言是由译文决定的，我们这些在国外搞“文化”的人还剩什么了别急，还有几条活路，就是把你自己装进以下几种形象里去：
一、民主斗士。
二、坐过牢的老干部。
三、右派。
四、总而言之好歹无论从哪方面被压制的天才比如性压抑。
五、中国文化的纸上导游士。
六、什么都当不成，就大谈老子、庄子、道家、佛家、儒家。
如果不当上述几种人你就面临危险。你说你要把自己当个人享受享受文化自由交流，当心，纯文化的斗士们绝不会放过你。非洲歌星于孙·多，是欧美人从非洲把宝挖到欧洲市场来的。作为地道的非洲音乐代表他得到了最高的评价，但当他也像欧美人一样对别种文化感兴趣而把欧美音乐放进他的音乐中去的时候，他马上身价大跌。批评家们认为他丢掉了非洲的灵魂。至于于孙·多到底丢没丢灵魂或他要什么灵魂那是他的事，但欧美批评家这里同样只延用一种批评方法———欧美中心的方法：站在高处指教第三世界艺术家应该做什么。如果于孙·多用了欧美配器法是丢了老祖宗，那么保罗·西蒙干脆用非洲乐队、非洲节奏给他伴奏，而皮特·盖博瑞则一心推动“世界音乐”的风潮，他们是不是也丢了灵魂？不是。这叫文化交流。叫支持第三世界。批评家们只会为他们叫好。所以交流的版权也没你的份儿，人家可以拿你的，你不可以拿人家的。道理很简单：你拿了人家的，你就是殖民主义的走狗，你就是在帮殖民主义文化的忙。因为你的国家早被欧美殖民过，你是第三世界，人家欧美左派是在帮你们反殖民文化，你不能这么不争气，你该帮世界维持一种理想——原始优美的第三世界的理想。混合文化是文化中心的权利。人家如果用了你的，你该乐死，人家是在反对殖民文化，给世界带来平衡。你没听过人家质问吧：“为什么你们中国农民要用机器？中国以前多么美！全是耕牛，像画儿一样，而现在全被机器破坏了！”质问者脸上的伤心表情真像一个被可恶的中国农民破坏了最后梦想的纯情的受害的艾丽斯。
中国农民有没有权力在耕牛与机器之间做选择？他们生下来是为了给欧美理想主义当画儿用的吗？
在欧美，我常见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所谓保守派，他们听说一个亚洲人会拉提琴都会惊讶，就像一个中国人看见老外会拉二胡一样吃惊。另一种人是积极给第三世界帮忙的人，他们拼命要给第三世界自信，我佩服他们的毅力和鉴赏力，但同时也想提醒一下，在这些好心的帮忙中，是否该防止一种新的殖民主义观念？是否该防止创造一种新的救世主形象？
我们是生在一个文化交流的世界里，哪怕你拒绝交流，你也早在衣食住行上交流了。无论我们怎么死守我们的灵魂的纯粹性，我们也早就不纯了。自从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早“西化”了。全世界的处女地都差不多被开垦了，交流是人之常情，我本人更是对文化交流狂热迷恋，但交流来交流去，中国人还是不爱吃契司，而欧美人根本不可能吃臭豆腐。
但我还是主张交流。这不是起哄吗？且慢，我要是不忙着交流，哪生出这些邪说来？文化交流可使我们的脑子变成万花筒，这么一动，出一个景儿，那么一动，又是一个景儿。动大了，景儿多了，也就乱了，乱了不要紧，在乱中你要是不把自己丢了，你还没准儿又捡回另一个你来。
（摘自《行走的刘索拉——兼与田青对话及其他》，昆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定价：29．00元。社址：北京中关村南大街28号，邮编：10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