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知识界从思想解放转向了怀疑主义，一时间改革中的苏联陷入思想迷惘，进而发展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斯大林模式以来一切弊端的“原罪”。实际上，意识形态的解构是与苏联解体同步进行的。
没有任何社会领域的改革，能像思想与文化领域的革命，在人们的心理与观念上发挥如此深远的影响，能如此深深地吸引知识精英、学生青年，以及那些甚至对政治最漠不关心的人。
但也正是这一领域也许是最为难以驾驭的改革进程，这里需要的是政治结构与开放程度的相互默契，需要的是改革激情与顺序渐进的理智平衡。
１９８５年春上台这一刻，戈尔巴乔夫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选择。?
1.人文社会学科
学术革命的引子，是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全苏高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和１９８７年中央一月全会。在这两个会上，戈尔巴乔夫鼓动全党全国的全体知识界向陈腐的意识形态教条开火。紧接着，史学界改革与保守势力之争首先在史学领地里摆开了战场，从而引发了其他领域一系列的争论。１９８７年第二号《莫斯科新闻》上，发表了全苏国家档案历史学院院长尤里·尼古拉也维奇·阿法纳西耶夫博士的一篇文章《历史科学的任务》。这篇文章原是阿法纳西耶夫在学院学术会议上的一篇发言稿，但这篇发言一公开，恰如投石于死水，激起了层层漪涟。阿法纳西耶夫提出：作为十月革命的故乡，恰恰是十月革命的课题成为科学的禁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于一切探索历史现象的新方法与新观点，都被拒之门外。
３月２１日，阿法纳亚耶夫在《苏维埃文化报》上又发表了著名的《从真理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长文，尖锐批评了停滞时期操纵史学界方向的代表性人物，如特拉佩兹尼柯夫，而这些人的理论基础则是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认为，史学界之所以长期存在难以打破的教条主义，就在于《简明教程》所带来的影响。阿法纳西耶夫坚决主张重新评价被《简明教程》所简单化、教条化了的苏共历史。
这篇文章发表后，教师、研究生、大学生们奔走相告，激动无比，各大报刊、各专业杂志掀起了一股重新评价苏俄历史的春潮。
学者们纷纷主张必须对党的早期领导人，比如像“新、老反对派”中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以及布哈林、李可夫等做出公允的历史评价，认为不能使青年一代对这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罔无所知。对２０～３０年代农业集体化以及工业化时期的评价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在苏联报刊上重新出现了２０年代的社会历史学家普拉东诺夫尖锐批评农业集体化的文章。３０年代“阶级斗争尖锐化”时期出现的所谓“沙赫特破坏事件”、“谋杀基洛夫案件”。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的“大审判”，甚至４０～５０年代的“列宁格勒迫害案”与“医生案件”的真相都被一一公诸于报章。
阿法纳西耶夫的观点在得到广泛支持与响应的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反对。不光史学界的权威名流，如齐赫文斯基院士、诺索夫教授等都对阿法纳西耶夫的观点表示反对。而且，各高校、学术单位，包括社会各界与阿法纳西耶夫持异议的也大有人在。他们的意见不外是二类：其一，是公开事实之前，首先必须提供原则，没有原则怎么能评价事实。其二，改革是“创新”，而不是“破旧”，因此不必纠缠于历史旧案。甚至包括一些年轻的史学工作者或理论工作者，他们也会像老先生一样，摇着头说：“布哈林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重新评价?什么也没有”
面对攻击，阿法纳西耶夫淡然一笑，说道：“我们现在，要采用一种新的方法，也就是彻底公开历史真相。”他字斟句酌，语气非常肯定：“赫鲁晓夫做了许多批判个人崇拜的工作，但他所做的工作是极其有限的，他指出了个人崇拜的现象，揭露了许多事实，点出了党内生活不健康的状况。但是，赫鲁晓夫没有做出更深刻的分析，他只是给予斯大林主义以轻轻的一击，正是因为这轻轻的一击，斯大林主义才一直得以保存至今。而今天，是斯大林主义‘垂死挣扎’，是斯大林主义走向死亡的时候了。”?
2.哲学
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历来高踞于超乎其他社会科学之上的学术地位，但是，教条主义与惰性病同样毫不留情地侵染了这块智者的圣地。
“二十大”之后，哲学界曾经吹过一阵清风，涌现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中青年哲学家。老一辈哲学家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３０～５０年代严酷的思想风暴中，保持了自己的创造力和道德信念。但“二十大”之后处于守势的教条主义者，没有失掉自己的职位，也没有人追查他们对正直的人们、对科学与文化所进行的思想摧残的责任，他们在经过一段韬晦忍耐之后，当出现对教条主义“辩护”职能的需要时，重又活跃了起来。他们驾轻就熟、毫不费力地一会儿吹捧“二十年赶超美国”的宏伟纲领，一会儿鼓吹“发达社会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７０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哲学中从未消失“好斗的教条主义者”，这些人得到许多党的领导人的直接支持。无德无才者担任了哲学部门的领导，而把反教条主义的力量赶出这些部门。
１９８７年４月，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召开了以“哲学与生活”为题的哲学积极分子讨论会。会议之前，编辑部向六十多位全国哲学界的代表人物发出调查表。调查表中最先的三个题目是：第一，您对作为一门科学的哲学的现状如何评价?绝大多数的回答是：“差”；第二，您对作为一个教学学科的哲学的现状如何评价?绝大多数的回答仍是“差”；第三，您认为哲学领域的改革进行得如何?绝大多数的答复依然是“差”，或是“很难说”。
用苏联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哲学所首席研究员托尔斯蒂赫的话来说，“哲学在现实面前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这种状态为时已久”。托尔斯蒂赫认为，目前的大部分哲学“作品”缺少活力，缺少鲜明的时代精神，而且简直是平平淡淡、结构松散、含混不清、毫无特色。甚至哲学家们自嘲说：“现在是所有的人都在写，但没有一个人在读。”学者们认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没有超过３０年代发展水平。
当时的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所研究部主任、莫斯科大学教授布坚科坦诚地认为，就当代哲学家而言，许多人都曾经历过斯大林时期“兵营式”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活，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弄清斯大林主义给哲学界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思想遗产而言，布坚科表示：“我们所有的人不只是哲学家都不自觉地受到斯大林思想的教育与浸染。现在有许多哲学家承认，他们不是根据马克思的思想，而是根据斯大林的思想来把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布坚科特别指出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教条，认为这并非马克思的思想，而恰恰是斯大林的杜撰，多少年来，这类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大量灌输进我们的意识。这正是多年来苏联哲学家欲进而不能的基本原因所在。
苏联哲学家甚至这样地自我反省：“哲学落后于实践”这一提法也并非确切。教条主义哲学并非脱离生活，相反，它深深地扎根于个人崇拜、践踏法制、经济停滞、道德蜕化的现实土壤之中。苏联科学院哲学所部主任莫特罗什洛娃提出，斯大林时期，正是哲学教条主义者曾“热烈地支持”并参与了对哲学中的独创思想、对千百个无辜物理学家、化学家、心理学家的“斗争”，后来又把扼杀遗传学当作进行“不调和思想斗争”的靶子。?
3.社会学
苏联社会学有着悠久传统。１９世纪晚期在西方社会学思想影响下，已经有学者开始攻习社会学。十月革命后的２０年代，也是社会学发展的兴旺时期，甚至，布哈林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专著，也冠之以“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名称。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停顿，在１９６５年经济体制改革形势的推动之下，１９６７年８月，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采取措施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并加强其在建设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建议，提出了发展一般社会学理论(指历史唯物主义)和发展具体社会学研究的任务。１９６８年，在苏联科学院内建立了“应用社会学研究所”，１９７２年改称“社会问题研究所”。此后，社会学研究才重新切实开展起来。后人可能不太容易理解的是，之所以不能堂而皇之地使用社会学的名词，是因为虽然在当时的改革气氛下，社会学仍被相当一部分人视为“伪科学”，而且认为从事社会学研究，甚至会有“利用社会问题来反对社会主义”的危险。
但是早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社会学界中最为活跃的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社会学家们已经勇敢地提出了进行社会经济改革的必要性问题。１９８３年４月，扎斯拉芙斯卡娅博士在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