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其丈夫一道行军。按规定夫妇不能在一起，而且这个规定很严格。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中只有３０名妇女干部，女护士和女勤务兵也寥寥无几。但并非其他各军都是如此。四方面军就有两千名妇女，还组成一个妇女独立团，该团在长征中曾经历了一些殊死的战斗。
有关妇女的规定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朱德及其２３岁的妻子康克清。在长征中，他们几乎一天没分开过，但这有其特殊的原因。康是战士、优秀的射击手，身带两支手枪和一支毛瑟枪。有时她肩扛３、４支步枪，以帮助劳累的战士，从而做出了表率。
康克清是渔民的女儿，身体健壮。１９２９年１月，就在朱、毛撤离井冈山之前，她在井冈山与朱德结了婚，当时她才１７岁。朱德这时已４３岁。朱的原妻伍若兰一位革命妇女已于１９２８年遭国民党杀害。康克清从１５岁起就一直在井冈山战斗。
像大多数妇女一样，她分到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她背着额外的枪支徒步行军。长征结束后，她对海伦·斯诺说，她觉得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
大约５０年后康克清女士说："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这话。"
她说："我很善于走路和骑马。我总走在一群人前面几十米，这群人中有蔡畅另一名党的妇女领袖和几位留过学的党员。他们整天谈论他们的经历，谈论在国外的学习情况、吃过的好东西以及去过的地方。"
"他们每天谈呀，笑呀还开玩笑。和他们在一起很受鼓舞。他们不断地说笑，有时还唱《马赛曲》。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一样。与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在她的同伴中，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与她有同感的人却并不多，大多数认为长征是一次艰巨而又危险的行动，自始至终都是如此。
贺子珍由于怀孕，便与大多数妇女一起被分配在休养连。她只有在周末或在驻军休整的几天里才与自从井冈山时期以来，“星期六晚上见面”的规定一直在执行。若遇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顾丈夫，则可以例外。除此之外，这一规定在长征中从来没有改变过。
幸存下来的指挥员和医务人员都坚持说，长征中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两性关系问题。部队行军途中接触妇女的机会不多，当然，主力部队中也没有多少妇女。１９３６年朱德却告诉过海伦·斯诺，在长征初期，确有强奸的问题。后来由于严明了纪律，这种现象得以控制。强奸犯经军法审判后当场处决。部队到达延安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尽管红军的领导人原则上已经打破了有关两性关系的所谓封建观念，但红军仍有浓厚的清教徒色彩。红军在极大程度上是由青少年组成的。约百分之五十四的战士都在２４岁以下。据傅连大夫估计，百分之九十的人未曾有过性生活的经历。危秀英是个黄花闺女，曾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她记得当她和一位年轻战士一起趟水过河时，引起了那位战士的惊慌。她的黑裙子一直卷到臀部，这位战士喊道：“你受伤了吗”她意识到，他看到了她的月经排血。他不知道妇女还来月经。在这方面许多战士与他一样无知。
不仅是无知和规章制度限制了男女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有一种志同道合和患难与共的精神。身材娇小的刘英当时尚未与洛甫结婚说，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
“有时，”刘英说，“我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有时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我们都不脱衣服。敌人离得那么近，我们又是那么累。我们找不到睡觉的门板，精疲力竭地一头倒在草堆上便睡着了。”
这就是为什么领导干部中不论男的还是女的，都对李德的性要求感到极为不快。李德于１９３３年１０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但在苏区没有妓女。他们于是便努力为李德找个女性伴侣，可这也无济于事。中国妇女很快就对他退避三舍，说他长得太肥大，太粗暴，使她们肉体上受不了。
李德的寓所离共青团机关的宿舍不远。当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李德对这位年轻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中国人对李德的怨言之一就是他的伙食和供应比任何人都好。李德的作法实在不够策略，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识到他在搞什么名堂。一些同志，可能还包括翻译伍修权在内，采取措施挽救了局势。他们找到了一位年轻的农妇，名叫肖月华。
肖月华长得并不漂亮，但是她贤惠壮实，便成了李德的“出征夫人”。在红军控制苏区期间，他们一直住在一起。但在长征开始后，她像大多数妇女一样，被送往休养连。这就引起了麻烦，不论是肖月华还是李德都不识时务。他们不仅自己吵架，肖月华还与周围的女同志吵架。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康克清等人花费了不知多少时间来平息风波，但都无济于事。
康克清５０年后说：“他们怎么能相处得好呢他们怎么交流李德根本不会说中国话，而她只会讲中国话。他们怎么办呢叫伍修权给他们翻译吗我不知道肖月华内心是怎么想的。但他们怎么共同生活呢我想，作为李德的妻子，她是把李德看成第三国际和革命代表的。但他们却没有共同语言。
“然而她还是凑合着与她丈夫一起生活了。我们有一句老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中国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对肖月华嗤之以鼻。“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乡巴佬，”她说，“她是傅连?大夫的勤务兵，没有多少本事。”丁玲说红军有责任使李德得到适当的照料。他需要女人，红军便给他提供了一个。她说：“他受到了很好的待遇。”
肖月华随李德到了延安。她甚至在他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她还给他生了个儿子。这孩子长得挺黑,毛泽东开玩笑说：“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海伦·斯诺报道说，最后，肖月华提出要与李德离婚。这是个丑闻百出的过程。肖月华要求给她６００元的赡养费。离婚要求被批准了，但她是否得到了赡养费，我就不知道了。她后来到了长沙，在那里工作了多年。于１９８３年去世。
长征过来大多数的夫人都不操持家务。康克清宣称她从来没有照料过朱德。
贺子珍则不同。她喜欢照料毛泽东，而且一有机会就这么做。她善于烹调，为毛制作他爱吃的湖南风味菜。毛泽东非常喜欢吃辣椒，特别是贺子珍做的辣椒汤。“不喜欢红辣椒，你就成不了好的革命者。”毛泽东喜欢对李德这么说。李德则喜欢醋溜肉和酸白菜，为此李德极不愿听毛泽东这句话。
毛泽东自激进的学生时代起，就是妇女平等权利的积极拥护者。他最早的著作之一就是谈这个问题的。他创造了这样一句话：“妇女能顶半边天。”然而，他并不是长征的总负责人，主力部队３０名女干部的生活每况愈下，简直就像走向阴间地狱一样。不论由谁来管，都弄得一团糟，什么事情也搞不好。许多早期发生的问题都是涉及一些基本生活问题，如食物的分配和搬运，由谁来背米，谁来做饭，以及做多做少等等。妇女们都很年轻，但没有几个是像康克清那样结实的农妇。她们整日整夜在嶙峋的山间小路上行军；往上爬三千尺，往下走两千尺，再往上爬三千尺；越过一座高山，又去一个长达三英里的崎岖山口，就这样翻来覆去。哎!这些妇女她们哪来这么大的劲呀!
博古的夫人认为她的经历是典型的。她有两个孩子，在莫斯科生了一个男孩，在上海生了个女孩，现在第三次怀孕了。在长征前约一个月的一次空袭中，一块弹片击中了她的头部。她流产了。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４日，她与其他人一道撤出瑞金时已基本恢复健康。
过了三四年，当她回忆长征初期的情况时，就觉得往事不堪回首。“行军非常艰难，”她说，“我的双脚疼得很厉害，不得不每天用热水洗脚。”
由于组织工作没有做好，妇女们得不到足够的食物，整天饥肠辘辘。男人们则宣称妇女的待遇比男的好，公平分配给她们的米袋也不背。“于是，男女同志之间发生了口角。”博古的夫人说。
接着，试用了新的编队办法。把妇女们单独编队，由博古的夫人当队长，杨尚昆将军的夫人李伯钊负责粮食补给。实行了严格的纪律，不得自由散漫。情况果然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正如矮小的危秀英说：“对妇女来说要艰难得多。我们每天都困难重重，每天的日子都不好过。”
毛泽东从于都带回的小刘英被分配在中央纵队的第三梯队(在第二梯队的是休养连，行军中大多数妇女分在休养连)。
第三梯队是一支后勤部队。这支部队的５０００名男的扛着沉重的印刷机、制币设备、邮票印刷机、制造枪支弹药的工具等。第三梯队的战士大多是新兵或非军人。搬运这些辎重的人有些入了伍，有些没有。要完成这些任务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把印刷机和工具部件拆开，一个齿轮、一个机器外壳或一台钻床也往往要由六个人来抬。然而，羊肠小道常常连两个人都走不开。行军又大都在晚上，一下起雨来，道路泥泞易滑。由于敌军离得太近，又不能点燃火把，经常有运输人员连人带物从一千英尺的悬崖峭壁摔下，物毁人亡。
长征开始后一、两天，一些运输员便开始开小差溜回家去了。士气低落。他们看到面前是愈来愈陌生和险恶的深山。他们觉得再也找不到返回江西的路了。天黑之后，他们便不声不响地潜踪匿迹……。小刘英等人必须设法制止所面临的队伍瘫痪的危险，但实际上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５０年之后，刘英苦笑着承认：“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
担子是那么重，道路又是那么崎岖不平，走了整整一夜也只不过能前进５里路。这支后勤部队拉下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包括第４突击团在内的战斗部队以及后来因战果辉煌而出名的袭击队，不得不来保护笨重的行李车免遭蒋军的攻击。这简直就像一部糟糕透顶的西部影片的镜头：印第安人越来越迫近，而没有第７骑兵队前来解救。
刘英与这些运输人员一道行军，在休息时，她还要努力鼓动，以提高他们的士气。她要给那些精疲力尽、思家心切、半饥半饱和常常神思恍惚的人们灌输革命热情。
“招募运输人员很困难，”她回忆说，“很难雇到，也很难征募到。许多人的肩、背磨破了，疾病缠身，体质虚弱。他们担心，如继续同我们走下去，他们或他们的家属会遭到敌人的报复。”
即使是刘英钢铁般的精神也无法消除运输人员的颓丧情绪。他们开始甩掉背上沉重的负荷。已经没有那么多壮汉来运送所有的辎重了。队伍必须采取某种措施。
３０名女干部中无一人在长征中牺牲。有些人就说女干部在长征中没有干多少事情，而李一氓对这一说法表示难予苟同。再如李伯钊，她本人是参加长征的幸存者，她的评价看来比较中肯。
她谈到了蔡畅。蔡畅是名门闺秀。她是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后裔。蔡的母亲有刚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政见。５０岁时，她与富商丈夫离婚，进入小学，完成了学业。其子女成为共产党人，受她的影响极大。蔡畅在长征期间一直把她母亲的一张旧照片带在身边。
蔡畅对于长征没有任何怨言。正如李伯钊所说，她意志坚强，给她备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而是让给伤病员骑，她认为他们更需要马。那时，她身材纤瘦，但她翻越了五岭，她和刘英一道行军，也像刘英一样，不仅翻越了五岭，并且在漫长的二万五千里崎岖道路上进行宣传鼓动，提高长征战士们的士气。康克清把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精神食粮”。
１９８４年蔡畅仍生活在北京，时年已８４岁。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双目已经失明。但是她仍尽力工作。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么，这个圣徒便是她。
摘自《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版，定价：２２?００元。社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４０号，邮编：１０００３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