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庸说，我生活在一个不让我这样生活的环境里
朱德庸１９６０年生于台北，算是在台湾的外省第二代。
朱德庸说："我出生在一个很单纯、很平稳、很不起眼的家庭。家里只有我和我哥两个孩子。按说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是很规矩办事的，但我不是。上小学开始，我最痛苦的记忆就是上学，开学第一天，我就像死了一样，忍不住跪在教室的地上哭，想到新学期一开始又要这样过下去，就感到很难过。我写字的笔划永远不对，我都是猜着写。老师在课堂里走来走去，走到我面前就用橡皮擦字，这样老师就看不到我的笔划是错的。到三、四年级，我学会一些乘法口诀，老师问我４×５等于多少？我就要从４×１＝４开始，一直到４×５才能得到２０。
"到了初中，我还是无法接受任何教课的内容。如果全班５２名学生，每次成绩我都会在４０名之后，和白痴差不多。到了初二，科目重了，对我来说，没事，反正我也不念。上午说下午再念，下午说晚上再念，晚上说上床再念，结果上床３分钟就睡着了。所以到了考高中时，可想而知，考得一塌糊涂。
"我父亲只能帮助我联系补习班。到连考时我作弊，考上了一个五专。但作弊的成绩，怎么能维持？因为跟不上，在那里只混了一个学期，学校就把我踢掉了，我又回到补习班。"
朱德庸认为，他无法适应的学校生活，是一种社会制度的象征。"我无法适应这种人人都要适应的秩序。从小时候起，我就希望过一种自由自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支配自己的生活，可这种生活实际是这个社会秩序所无法允许的。"
朱德庸说，他好像一个人在很艰难地抵制一个体制
朱德庸说："从五专出来，连考又没考上，就只能进私立高中。在私立高中，因为我留着长头发，被总教官当作问题分子。当时台湾教育部有一个通知，可以让学生的头发留长一些，５公分左右。我们学校规定只能两公分。我就写了封信到教育部，告学校不遵守规定。结果一周后，全校紧急集合，训导主任气急败坏地宣布，说我们学生中有个败类，居然到教育部污辱我们学校。这样，高一下学期我被留校查看，高二下学期就把我开除了。"
开除后，我没有学校可进，接下来就要碰上当兵了。我父亲没办法，只好托朋友找到一所职业学校。人都是会变的。进了职业学校后，我回想自己从小到高二，好像自己一个人在与学校的体制作对抗，感到累了。一方面觉得自己很惨，另一方面，我知道大学考不上，就要去当兵。我想学校的体系我都无法接受，在军队里我就更惨了。这时候，想想读书的不愉快就是次要的了。于是从高三起，我就像变了个人，学校体制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我当时在对抗的是比学校体制更强大的军队的体制。事后我妈妈对我说，他们都吓一跳，觉得这小孩怎么就完全变了一个人。我朋友找我跳舞我不跳了，找我出去喝酒，我也不喝了。我那时起每天只是念书。当然前面已经将近１０年没念书了，念起来比较吃力，加上我有阅读的障碍，非常累。我记得到了临考前两个月，我的床上放的全是书：各式各样的课本、参考书，放在床上没法睡觉，我在书房一张旧沙发上睡。沙发的好处是非常软，你睡下去很舒服，一躺下去就会睡着。但那种柔软度和它的弧度，让你睡大概三小时，会觉得腰很酸了。我就这样连续睡了大约有两个月，一天睡眠时间控制在三个到三个半小时。等最后两个月过去，我去高考的时候，心想经过一年苦读，一定能考上一所大学，结果还是没有考上。"
朱德庸说，我所有情绪，只有在画画中才能得到满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