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的腐败风气并没有明显好转。从这一、两年揭露出的反腐案件---如海南东方市案，湖南丁国悌案，广西玉林窝案，湛江特大走私案，宁波市委书记案，以及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等，不难看出腐败分子的黑心程度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触目惊心。下面，我们具体考察当前的腐败状况。
吏治主要是指国家各级行政官员与公务员的选拔、任免、使用、监督和罢免体制，以及各级官员与公务员的廉洁和勤政程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国的吏治和行政也在一定程度上染上了腐败病症。这些问题如果不引起重视和治理，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１?吏治问题
从中国目前的干部体制看，总体上有一定的政治原则和程序，也为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建设和国家治理选用了不少干部。但是，干部选用制度上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形成了一些用人腐败问题。如一些无德无才者青云直上，腐败分子劣迹越多升官越快，甚至出现用钱买官和骗官现象。这种以买卖方式和走关系提升的一些干部，素质较差，既无道德，又不懂得业务，误国误民，是容易引起公愤的一种腐败。在山西吕梁地区一次民意调查所收回的18000张问卷中，有94％的人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用人不公。
由决策失误导致的巨大损失和浪费，是吏治腐败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决策无责任无风险式的腐败，是影响国民经济正常有效运行的最大和最严重的一种腐败。纵观许多建设项目报废、企业亏损，相当程度上与决策失误有关。决策失误究其原因是决策不民主和不科学造成的。目前，金融风险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因，就是因为许多项目建设和企业运营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因决策失误而报废的项目和亏损的企业太多，其损失变成了信用机构的不良资产，影响着银行资产的周转和质量。
另一些项目建设和企业亏损是因为建设项目招投标和采购招投标中的腐败导致的。比如豆腐渣堤坝、桥梁、公路、住宅，再如引进的非适用设备和非适用技术，企业采购的质次价高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几乎都是由采购和招投标中的腐败造成的。宁波的市委书记为使其儿子得到好处，强迫宁波日报社购买一座质量有严重问题的办公大楼，就是新近的一个典型例子。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决策失误和招投标中的损失远比纯粹的贪污浪费大得多，对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影响较大，人民群众对这种失误导致的损失意见越来越大。贪污受贿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为几万元到几千万元，决策方面的失误损失则有可能是几千万元到几百亿元。而且，明显的贪污受贿可以受到法律处罚，决策失误和招投标造成的损失却往往因"集体决定"或"出于公心"而不了了之，无法追究党纪、政纪和刑事责任。
吏治腐败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官员及国家其他公务员贪污、受贿、参与走私等。从１９９８年检察院系统立案和结案分析情况看，贪污贿赂、挪用公款５０万元以上的１７７３件，其中涉及地厅级干部１０３人，省部级干部３人；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犯罪案１５９０件；走私、骗汇、金融诈骗和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案７１９３件，１１８６７人。近几年干部经济案件情况见下表。
贪污受贿使腐败分子暴富，但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中的形象。特别是走私等活动，加剧了这两年的国内供给过剩，致使许多企业开工不足、发生亏损，职工下岗情况严重也与之有关。党政办事机构低效率、各种摊派收费是诱发行贿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没有这种润滑剂，在机构林立、重复审批、层层过关、各部门要收费罚款的体制下，许多投资、市场机会将会丧失，投资者和企业的实际税费要大得多，企业就无法生存。这些腐败状况或许将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经济进一步发展和社会民主程度的提高而逐步得到控制。
２?行政腐败
行政办事和行政执法不公正和从中谋取私利以及司法执法腐败，是近几年社会各阶层反映较强烈的问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人大代表反映强烈的主要有：执法违法、违法办案有的违反法定程序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甚至刑讯逼供，有的违法传唤、拘押证人；以权谋私、以案谋钱有的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有的越权办案；插手经济纠纷有的乱拉赞助，占用发案单位交通、通讯工具，甚至截留、挪用扣押款物；作风粗暴、态度蛮横有的耍特权、逞威风，到发案单位吃拿卡要。１９９８年，立案侦查的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索贿和徇私舞弊案５８１１件，涉案７０６７人，国家机关人员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犯罪案１４６８件。更有甚者，个别司法人员，与当地恶势力勾结一起，给司法公正造成更大的危害。
一些腐败影响经济生活的效率，但是对社会稳定影响较弱，但有一些腐败，特别是行政、司法腐败，容易引发局部和全社会性的不稳定。比如行政办事和执法与司法执法过程中的巧立名目、索要利益、执法不公等等，极容易引发受害人的反社会倾向和行为。而且，这种行政办事和执法与司法执法腐败，容易引起周围人群对有关人员的同情和支持以及对腐败人员的憎恨。
集体腐败不同于组织腐败，所谓组织腐败是通过非法手段为某个组织或集体谋取其利益，而集体腐败则是指在某个组织内部的一帮人共同腐败，这些人的腐败行为在这一帮人的特定范围内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非公开的；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是串谋的。从近年来反腐败所揭露的案件看，集体腐败案件呈上升之势，而实际上未被揭露出来的集体腐败要比这多得多，这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集体腐败发生的某个范围内，大家都有利益，我不说你，你不说我，因为大家利益均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也不错，这其中似乎"罚不责众"。当一个新来者面临着一个集体腐败的环境时，有时往往感到难以抵制，这首先是俯拾即是的由腐败带来的眼前收益往往对一些意志薄弱者产生了强大的诱惑，即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新来者一般不需要自己动任何脑筋即可以分享其中一份腐败收益，因为原来的腐败者对其一般会采取拉的办法，通过分给新来者一份利益来堵住他的嘴，拉对方下水，使其不敢泄露"天机"，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新来者即使不向上级反映他所了解到的有关腐败情况，只要他拒绝原来的腐败者实际上是这个腐败集体给他的好处，他都很可能会被视作他们身边的"定时炸弹"而遭排斥和打击。在现行干部的管理体制下，我们目前有不少地方和部门都推行年度考评制度，每个官员由同事来评议，这种机制对同事之间的互相监督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如果是处在一个集体腐败的环境中，则适得其反。最近公演的警示教育电影《生死抉择》中，中阳纺织厂有一副厂长所面临的是险遭腐败集体毒手的结局，这正好反映了这种腐败集体对其中成员的压力。
国有企业领导人腐败的第一种类型是，既不懂经营管理，没有能力赚钱，又严重贪污受贿吃回扣，这是对国民经济增长和稳定都有害的一种腐败。第二种类型是，不贪污受贿，不多吃多占，占着企业领导的位子，但是，不懂经营管理，不懂生产技术，或者不努力。如果他们下岗，可能技能还不如一般工人。因此，领导岗位对于他们特别的重要，往往以更加恶劣的方式打击懂经营管理的人，以便谋取和保住自己企业领导的职位。这种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危害并不亚于第一种腐败类型。第三种腐败是，虽然贪污受贿，多吃多占，但懂经营管理，有赚钱的才能，又较为努力。如果他贪污受贿、多吃多占造成的损失小于经营管理所带来的效益时，对于经济增长无害，但是会引起职工的不满意，可能对社会稳定有影响。
企业的相当一部分行贿和变相行贿腐败往往来自于党政与企业的关系体制。党政与企业的关系设计中，如果企业的自主权越少，办事需要通过的行政部门和机构越多，审批盖章越多，由于政府整体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差异以及机构公事利益与办事人员寻租的差异，往往使企业办事的时间过长，效率很低，成本很大；而一部分企业行贿和变相行贿的目的是加快办事速度，改变门难进、脸难看和事难办的局面。政府部门的受贿和变相受贿腐败又与公务员工资较低，住房、医疗、就学等市场化改革力度加大有关。而国有企业领导贪污受贿腐败往往又与政府和企业的这种关系体制形成的行贿和变相行贿联系在一起，容易形成恶性循环怪圈。
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职工下岗在很大程度上是产业结构和资本有机构成调整的一个必然结果，但因企业领导腐败、经营管理不善从而导致企业开工不足、停工破产、职工下岗的也为数不少。实际上，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二者很难截然分开。因此，穷庙富方丈，职工下岗后的生活贫困与某些企业领导的腐败富裕形成鲜明的对比，容易引起下岗职工心理的极度不平衡。在这种不平衡的心理支配下，出现了种种正常或畸变的抗拒形式：大中城市企业职工以要求基本生活保障为口号的请愿、集体上访等群众性事件日渐增加；此外，东北三省近年来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治安之差是全国有名的，但同时东北三省失业率这几年也是最高的，二者之间的关系道出了这一严峻的事实：由于城乡地区失去社会保障的人群增加，以及低层民众不满情绪的加剧，将有可能使城乡已经不佳的社会治安更加恶化，从而使社会的稳定遭到更大的破坏。
中央和国家已完全意识到腐败问题的严峻和反腐败工作的紧迫性，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前几年对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腐败案的查处，今年以来，包括处决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和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的反腐败斗争，查处了一批副省级以上高官，这些都充分反映出党和国家反腐保廉的决心。
（摘自《腐败的经济学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定价：14.00元。社址：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邮编：100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