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平均寿命有上升的趋势，耄耋老人越来越多了。长寿者阅历丰富，可作历史的见证人。有时历史的真相，长期被人为地蒙蔽着，即使档案得以完整地保存，按国际惯例也要三五十年后才会解密；何况档案届时也未必公开，公开也未必完好，完好也未必完全可信。这样，当事人或在场者的证言就弥足珍贵。
我亦有幸年过花甲了，不过余生也晚，小时候父亲常说我是“‘九一八’以后生人”，有嘲笑后来者没有发言权的意思。比起今犹健在的世纪老人来，我的确也只能就２０世纪下半个世纪说说自己的亲历。
当我还以一个乐观主义诗人的姿态出现的时候，就像鲁迅在《药》的结尾加上一个花环，我也总想在生活里添加一笔亮色，装点些欢容。而下面这两段诗，则是真实的写照，没有勉强的夸张：
１９４９和１９７６
北京有过两次狂欢节
我是幸福的，我两次
都在狂欢的队伍中
——《北京与历史》，１９８２
１９４９年的狂欢，意谓我欢天喜地地迎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表明我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中，在国共两党和蒋介石、毛泽东之间，抛弃了前者，选择了后者。
我生于１９３３年，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日战争胜利时，我刚满十二周岁。对国内的党派之争毫无精神准备。我原先对毛泽东所知有限。大约１９４３或１９４４年，在日本人出版的华文《大阪每日》周刊上，读到一篇《毛泽东和蓝苹》，也只是当做一件遥远的人事，未影响我的好恶；加上那是日本人办的刊物，姑妄看之，并不当真。倒是后来从敌伪的《华北新报》一篇通讯上，见它引用《延安颂》的两句：“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使我这个当时开始有了点文学兴趣的少年印象深刻。这当然不是日本占领当局始料所及。
日本投降后，我所就读的汇文中学，西斋门厅每天中午饭后，总有一个报贩摊开满地的书刊，包括中共办的《群众》、民盟办的《民主》，还有其他应该定性为“革命的和进步的”报刊。最有趣的是中共在北平办的《解放三日刊》出版不久，国民党特务机关？盗用其报头毛泽东题字，仿照其开张版式，发行一种《解放区》，有文有图，揭露解放区主要是土地改革中虐杀人命的事件等等。但这时，国民党的宣传在像我一样的“左倾”学生中已经没有市场了。
这是因为我已经把自己的信任票投给了共产党，按照当时有些人的说法，我们“喝了共产党的迷魂汤”。我不知道我的情况有多少代表性，我是迷于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文采”，而不是迷于其“武功”。我读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其欣赏。这样的词，蒋介石写得了吗？我心目中的诗人打败了草头将军。我不能想象，如果当时流传的毛诗不是这一阕，而是“分田分地真忙”或等而下之的一类，我也会如此倾倒吗？蒋介石的名著是《中国之命运》，但我在１９４５年秋就从家兄手中读到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那已经把蒋书驳得体无完肤。其实我当时亦未通体读透，但年轻人好斗又好观战，观棋尚且难免有倾向，何况读论战文章。于是随着陈书的笔锋，体味到一种颠覆权威的快感，自然就站到从在野立场批驳在朝言论这一边来了。
不久，我又从一位国文老师仇焕香处借到油印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这是在战后中国建立一个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的纲领。我过去在填写各项表格时习惯说，由此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虽不中，亦不远矣。
我那时还不能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充其量叫做知识青年吧，但我相信我接受或靠拢共产党的前后，跟当时国统区许多成年的知识分子大体类似。依我看，在抗日战争前后投向延安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其中多数主要是由于对国民党在对日抗战方面的表现不满，相信共产党真心抗战，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则只是朦胧的憧憬，还来不及做认真的理论探讨。抗战时如此，１９４５年后亦然。在国民党统治下，经济凋敝，毕业即失业情况尤甚，于是在读书人里和在市民中一样，流行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的民谣。至今我也认为这是民间自发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或同情分子顶多参与传播，不会像“闯王来了不纳粮”那样是由李自成的队伍编造的。
至于我，当时向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的许诺，对诸多细节是不暇细想的，也不具备认真思考的知识结构。但与当时执政的国民党端给我们的那一个烂摊子相比，实现和平、然后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按部就班地进行被日本侵略者打乱的国家建设，无疑就是辉煌的理想，如我们过去诗文里抽象地写的“光明”的境界。
促成我这一立场的，更主要是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倒行逆施。１９４５年昆明的“一二·一惨案”四烈士都是年轻学生，１９４６年初重庆特务打人“校场口事件”，４月在北京中山公园特务殴打陈瑾昆教授的案件，特别是入夏先后发生的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血案，使我彻底厌弃国民党。
在大城市，尤其在学校里，不像在农村面临土地、财产等等具体的经济利益；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主要是从自己所持的是非、善恶这些道义标准决定去取。师友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会起作用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我相与的尽是传统所说的好学生，品学兼优的为多。我们当然看不起带流氓气的、飞扬跋扈的学生。别处我不清楚，偏偏我们学校里，少数三青团分子中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泡ｍｉｓｓ”、打群架的一流。基层如此，上层可知。我在１９４７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前后，认同“军队国家化”的同时，认同“党团退出学校”一说，就缘于这样的感性基础。事实证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中，这些口号是得人心的。
我之投向共产党，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但肯定夹杂了许多纯感性的东西。
其实那时候对党史党纲都知之甚少，顶多是几本小册子而已。对解放区，不过是从几个朋友走访张家口归来所说的见闻。看过古元关于冬学夜校的版画，我竟以为广大解放区里的农民群众，全已经有了阅读鲁迅作品的能力；我在《窗花》一文里就把想象和愿望当做现实，加以歌颂性地描写了。
战后中国的国共之争发展为内战，跟国际冷战的发展是同步的。美国和苏联在二战中同属轴心国家，都算是我们的盟国。１９４５年秋美军第一次到北平来，我还在欢迎队伍里翘着大拇指喊过“顶好”但不久发生了美军强暴女生的事件，就在我家邻近的东单广场。此后各地又发生一系列美军吉普车伤人之类的车祸。在一般情况下本来可作为个案处理的，但在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情绪下，就会上升为国家关系、民族关系的纠纷。我们才摆脱日本人八年的欺压，刚刚扬眉吐气，民族感情是敏感点，很容易加热引爆。这一次针对美国的抗暴运动，后两年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运动，我都参加了。唱《你这个坏东西》，怒斥“中美商约，出卖人民，反说是平等的”然而至今我并没有看过这一纸“中美商约”。
对苏联就不同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公开回忆苏军对日作战当中和战后，在东北损害我们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而在１９４６年二三月间国民党借张莘夫事件在全国大城市策动反苏大游行时，我曾给校内《自由周刊》写过一篇短论，为苏军辩护，连思想“左倾”的编者也认为过分激烈并有所偏颇，不能获得广泛同情。回首当年，我简直不能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做，惟一的解释是我超前地实行了毛泽东１９４９年提出的“一面倒”。
当时对苏联，如同对中国的解放区一样，我本一无所知。除了上海“苏商”时代社的出版物以外，只有少量的文艺作品。西蒙诺夫的诗、萧洛霍夫的小说，因其遥远，便赋有了浪漫主义色彩。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军民的英勇令人神往。我也不吝把对俄罗斯作家和诗人的好感记在苏联账上。茫茫的露西亚，是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和高尔基的故乡，又变成保尔·柯察金、“丹娘”和青年近卫军的故乡。这还不够吸引一个爱好文学又向往革命和献身的青年吗？
在当时我的朋友中，只有个别没有如我这样“革命”和“进步”的，能对涉及苏联的问题有所质疑。如吴小如１９４８年８月发表的一篇杂文，就对日丹诺夫之死发出“事如春梦了无痕”的揣测、暗示和微词，不能说他有多少事实的根据，但他毕竟还有自己的思考，这是我这样因亲共而亲苏的人所不及的。所以一年多以后，我在斯大林７０诞辰时自发地真诚地写颂诗，这一点在他是做不到的。
和我类似的青年不少。在我的同辈中，由于出身、经历而有犹豫的；比我们年长，家室之累较重，头脑也更复杂一些的，会有更多的思想波动，我们当时是完全不理解，甚至视而不见，然而他们也都别无选择了。
于是我们全都卷入了从迎接北平解放，庆祝胜利渡江，直到１０月１日前后庆祝建国的狂欢：一个新时代新纪元开始了，一个美好的社会依稀站在中国人民的面前。
从１９４９年投身的第一次狂欢，到１９７６年参与的第二次狂欢，中间相距二十七年。共和国的时代，毛泽东的时代。
我从一开始就采取对新政权积极维护和捍卫的立场。
我已当仁不让地以人民的代言人自居，这是后来接受“工具论”，即一切文字写作都要为党立言，为党的政治服务，做阶级工具的思想基础。也是我从小接受儒家入世教育，以“为国为民”为第一义的影响的延续。
在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中国，学习和改造是同义语，甚至学习和政治运动也成为同义语。周恩来不止一次地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与几代知识分子共勉。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学习，无不贯串着整风精神。４０年代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连同它所包括的审干（对干部进行政治审查）和据说是被康生搞坏了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在全国执政以后，就在全国范围党内党外的各项政治运动中扩大地重版发行了。
我们以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为界，此前称为旧社会，此后便是新中国。建国初期，从大局稍定，到开始建设，与原先的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相比，反差很大，呈现一派新气象；正如人民解放军初入大城市时的纪律严明，与国民党军队后期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大大赢得民心。那时候所有的群众包括知识分子都被告知，这一次的国家易帜，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而是人民彻底的翻身解放，是全新的纪元，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开始了，因此是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动。人们要适应这个变动，自我改造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像我这样的以参加革命为己任的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是我们认定的天职，欣然接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经典提法，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曾获斯大林文学奖金的女作家丁玲，曾经是我所钦佩的。她在谈政治时与一般从解放区来的干部立论并无二致，但她有自己的讲话风格，在谈文艺时则偶有独立见解的闪光。譬如她说，你观察生活的时候，不能光看到大家都看到的，重要的是看到人家没看到的；你看到敲锣打鼓高高兴兴的人，你是不是还看到有向隅而立，甚至暗中洒泪的人呢？这话在当时，就有点“离经叛道”了。
其实丁玲也未能真正摆脱处境即社会定位的局限。这是她与２０年前老友沈从文的距离之所在。１９４９年冬北平围城前不久，我到沈先生那里去，因提起解放区的小说和赵树理，他向我说起他与那种“群”的方式恐不适应。他说的“群”，似乎泛指共产党的社会革命和群体运动，也特指共产党倡导的集体主义。时隔不久，我欢天喜地在正定天主堂的华大听大课，如饥似渴地汲取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观点，忽接吴小如信，说沈先生自杀未遂，为之黯然。当时对像沈从文这样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情和境遇，以为理解了，其实远未理解。
１９８５年我在穆旦研讨会上说，像我这样的人，在５０年代中一度被当做党所培养的新一代诗人推荐出来的。我适时地放弃了小说、散文的习作，专意地写诗。诗歌可以直接地倾泻我对新时代的革命热情。我歌颂“解放”，歌颂“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高举的两面旗帜；我更一泻无余地歌颂共产党，歌颂毛泽东。出于知识分子式的腼腆，我叫不出“主席”这样的官衔，但是我却由衷地喊出了“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万万岁，／写上天安门，大字毛泽东！”（《歌唱北京城》）
我相信我写出了“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比起报上那些工农兵自己的创作，自觉并无愧色。我同样去歌唱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但因为缺少实际体验，渐觉空洞，政治诗真的成了标语口号。我毕竟还有一点起码的文学常识，那种因出了一本诗集（１９５１年）而生的初战告捷的感觉消失了。有一两年几近停笔。
我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庆幸有一个机会到工厂矿山采访。摆脱了在办公室的沉闷的呆板的生活，不断有新的经验扑面而来，总是撩动着青春的激情。不同年龄的工人、技术人员们真心地为国家工业化建设奋斗的实践，确实深深打动着我。这也把我从创作危机中挽救出来，我写劳动者，写工业建设，在题材上填补了空白，得到承认；至于我自己，以“我们建设者”为抒情主人公来抒写自己的真实感情，却得免于按照小资产阶级面貌偷换工农兵形象的指责。这些带着某种纪实性的抒情诗，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不同于图解概念、宣传政策的纯政治诗，留下了当时生活的一些光与影。
好景不长。不止是说我又被调回内勤，离开了使我兴奋的“火热的生活”；而且是因为，随着所谓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颁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社会主义改造即社会主义革命的步伐加快了。阶级斗争从思想文化领域迅即扩展到政治领域。１９５４年，先在党的上层揭发了高饶反党联盟；１９５５年，在党内抓了潘汉年，在党外抓了胡风，都定了反革命的性质；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又从外部加了把火；如果没有国内逐渐积累的各种矛盾，单是苏联东欧的事态，也还不一定迫使毛泽东思考并提出区别两类矛盾问题。
一场在当时空前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箭在弦上。这就是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运动。
国民党是特务治国，甚至是特务治党，它的特务组织凌驾于党之上；当然最上是蒋介石，他利用党内派系和不同特务派系的矛盾，操纵并控制全党和政权，再君临于全国人民之上。
中国共产党是以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始，通过农民运动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包围城市取得政权。执政以后，长期是以群众运动治国，以政治运动治国，一言以蔽之，是以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治国。
我以为，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５８年的反右派运动，是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前奏，一个序幕。长达２０年的时期，中间包括了经济上盲目冒进和浮夸欺骗的大跃进，导致“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的大饥馑，上面的所谓路线斗争和下面的所谓阶级斗争交叉纠结的“反右倾”和“四清”运动，等等，至“文革”而达到巅峰。这次不但盗用了文化的名义、而且盗用无产阶级名义的革命，彻底摧毁了人们心目中革命的美丽光圈。我当时对运动的认识是很矛盾的，从根本上说受到体制内思维的局限。尽管我一直被认为是“原罪”在身的、非无产阶级非劳动人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因我有从少年起即同共产党地下组织发生联系的因缘，随后长期以革命者自许，即使在被开除党籍、视同异类的２１年里，也还是北京俗话说的“没把自己当外人”，总是不设防，毫无戒备之心，频频把自己往枪口上送。运动来了，竟认为这是一个考验自己对党是否忠诚的关键时刻，反右和文革，我两次披肝沥胆地交出没有发表的作品以至提纲，真诚地希望在大家的分析下提高自己的认识，以利思想的改造，因为我痛感对自己的认识终究会有局限。我认为，作为革命者，心怀坦荡，事无不可对党言，受一时的委屈，总会有大白的一天；而为了革命的大局，个人作出某些牺牲，也是难免的。这大约是在刘少奇关于党员修养的熏陶下形成的一套想法。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存在心理矛盾的，一方面每当写检讨，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成了案头必备的参考，进入一个特定的话语系统而深感窒息；一方面又从而得以自我解脱，自我安慰，完全属于阿Ｑ的心态。
政治运动中总要求写思想检查报告，那个由胡乔木等起草、毛泽东定稿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一大范本。那个决议提供了一个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三个方面分析个人错误根源的模式。只是到文革中间，处处要求像刑事犯那样“认罪”，这种“书生气十足”（？）的条分缕析的检讨便觉不够用了。
在以往“过关”时，我和我的同志、朋友、同事们，一般就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自责，现在看来，的确有敷衍过关之嫌，因为谁都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两个“主义”深层的内涵。我们停留在个人打算、个人得失、个人名利这些具体问题上，进一步深挖，则是没有解决好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所谓集体者，革命集体也，最大的革命集体就是党，没有解决好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就是没有“摆好个人和党的关系”，没有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就是没有做到一切以党的利益为依归，没有百分之百地变成“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没有完全泯没了个人的意志、个人的思想。因为，领袖人物的个人和党的“融合”使他们成为“党的化身”，其个人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党；而普通人的个人和党“融合”一体，就是化为“党的驯服工具”了。
文革期间，对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一般性检讨，都不能再满足运动也就是整人主持者的要求。过去运动曾有的意识形态的面纱也已抛开，于是只剩下赤裸裸的争夺“党政财文”大权，而以野蛮和蒙昧的暴力为后盾。这就使人不能不走向怀疑，问一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物极必反，毛泽东晚年信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而这些第一线上的出场者陆续破产。他们身上承担了几乎是全民族所集中的怨恨。当树敌过多的江青作为一个名为“四人帮”的集团头目而宣告垮台的时候，可以说是全民族的狂欢节就到来了。
作为个体生命，一生之中，有幸欣逢两次全民的狂欢，是别的时代别的国度的人未必有的际遇。然而，每一次的狂欢，总是对绝大的牺牲的补偿，是在大悲痛、大失落乃至大动乱、大流血以后才有的。在这个意义上，狂欢不再，未始不是幸事。
然而我决心不给新世纪涂上玫瑰色。在中国这片多难的国土上，我们承载的负面遗产太多，也太沉重了。不会有什么“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每一年如此，每个世纪也如此。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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