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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闯毒穴

2001-09-10 09:32:00 来源:书摘 梁文祥 摄影 李楠 文 我有话说

这些图片和文字让人怵目惊心,使人对吸毒者又恨又怜悯,他们是一群可怜的人,他们做了人生中最不该做的事情,不仅摧残了自己的生命,同时也给社会带来危害。我们摘录《独闯毒穴》一书中的片断,以警示世人。
  
  

死亡之路
  
  2001年1月15日 星期六 阴

  
  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
  
  从广州火车站回来,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上午,去火车站拍春运的照片,这本来是每年的一道菜,所以带的都是“常规武器”。
  
  到了火车站,和便衣老莫接上了头。在这样的地方,有老莫这样的人傍身,拍起照来底气足多了。老莫很豪爽,几句话我们就知道彼此是投缘的。不过,他突然跳出的一句话让我竖起了耳朵:“这里边有吸毒的。”
  
  “这儿有吸毒的?!”
  
  “是。早上,很多打针的。”
  
  “现在还有吗?”我的声音有点变调。
  
  “有。你想不想拍?我带你去。”老莫很大方。
  
  “不不,我还是自己去吧。”明明很兴奋,为什么拒绝?我也不知道。只是觉得,让老莫带着和自己去是不一样的。
  
  我向老莫开了小差,独个儿在广场上转悠。这里有吸毒的!天哪!真的吗?胡思乱想着,走到了大钟底下。那儿有一群人在忙碌着,在抬一个人。有人病了还是……?不!不是!我发现,那是一具尸体一具狰狞的尸体:骨瘦如柴,发如乱草,但仍然是一张年轻的面庞。
  
  我挤进人群。
  
  “这个人怎么死的?”我抓住一个民政干部。
  
  “白粉仔。吸死了。”他对着我的一脸惊讶说,“每隔几天我们就来抬一个。”
  
  我茫然地向四周看去,这个死去的无名吸毒者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地狱之门。在死者腾出的空地周围,是一个又一个垂死的人。无精打采、污秽不堪、衣衫褴褛、面目憔悴,最可怕的是他们的眼神,深陷的眼窝里,眼珠子呆滞不动,里面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但又分明要攫住一点东西。
  
  天啊!!!我感到血往头顶上涌。
  
  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让我发现了地狱之门?
  
  
贵州男人

  
  我一身旧而皱的西服,脚上的皮鞋跟他们的差不多脏。我也知道自己长得黑,头发也有一阵没理了。明明是个盲流模样,却又挂了一个相机,还由老莫陪着来。我递上一支烟:“我是搞社会调查的。想对你们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向有关部门反映反映。”阿钟和阿牛看着我的烟,明显十分犹疑。
  
  “接着吧!这是我哥们,你们客气点,问什么说什么。”老莫说。两个人连连点头。
  
  等老莫走了,我对他们说:“千万别害怕。你看我这个人就知道,跟你们差不多,也是穷人家出身,到现在,三十大几的人连个老婆都没娶呢!”他们看看我,脸上有了点笑意,接过了烟。
  
  “怎么染上的?”我问。
  
  阿钟吸了一口烟:“88年以前的事了。”他吐出一股烟,接着说:“我原来有自己的车,你信不信?现在当然不行了。但我在这儿炒炒票,还过得下去。”
  
  我问阿牛。阿牛说:“有两年多了。这里吸的人很多。”再一问,阿牛居然跟我同年,都是1968年出生。气氛有些活跃了。我说:“这么年轻,干嘛不戒毒?人活一辈子,像我,也有好多事不如意,好多困难。想开一点,乐观一点也就过去了。”阿牛看了看我,没有回答。但他的表情似乎在说,哪有那么容易?
  
  这真的是一群与众不同的人,就像我在护栏边看到的那个男人。那一张怪异的脸,就像是被某种法力施了烙印一样,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脸。他是贵州人,我走过去问他:“你感觉怎么样?”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想说一句话这么困难,他只能很缓慢很艰难地摇了摇头,嘴唇动了动,我只听清了最后两个字,是“很疼”。我问他:“哪儿疼?”他用手按住下身,那里在散发着一股脓血的臭味。我举起相机拍了几张。刚放下相机,旁边一个人把腿伸到我面前,我吓了一跳。那真像根快要烂掉的芦竿,这是人的腿吗?
  
  我想吐。
  
  
坐飞机
  
  2000年1月22日 星期六 阴

  
  我又去了火车站,到广场的时候,是上午8∶00。
  
  今天我特地带了几件旧衣服。那天看见阿钟和阿牛冻得耸肩伛背,腰都直不起来。
  
  在出站口,我找到了阿钟和阿牛。我把衣服给他们:“这都是我自己的,没破,也干净,给你们挡挡风。”两个人都大感意外,穿上衣服后,人马上就直起腰了。阿牛说:“大哥,你真好。”原来他们还挺容易收买的。
  
  他们告诉我,白粉就跟饭一样,一天三次,吸毒者一般早晚都在广场上进“食”,中午则回到西广场后面走马岗的三间旧屋里注射。
  
  “那屋子里的人也不知换了几茬了,光地上的针筒就有这么厚。”阿牛用手比划着,看那样子,至少有2寸厚。
  
  我随便问:“能不能带我去?”
  
  “现在就走?”阿牛倒积极。
  
  太突然了!我完全没有准备。对眼前这两个人,还不能相信。白粉仔,谁不知道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万一回不来……不行,暂时不能去。
  
  “下次吧。”我尽量淡然地说。
  
  我又去广场上转悠。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紧紧靠在栏杆上,脑袋仰着,眼睛似闭非闭,嘴上叼着一支烟,长长的烟灰都要掉下来了,他还没发觉。这种状态很特别,不是打瞌睡的样子,但又闭着眼睛。
  
  我掏出一支烟递给旁边一个看上去比较老实的人:“那个人站着也能睡着吗?”
  
  他打量了我一眼,接过烟:“你问这个干什么?他是在‘坐飞机’。”
  
  我举起相机,拍了几张。旁边有人忙推醒靠在栏杆上的男人:“哎,有人拍你呢。”
  
  他翻开了眼皮,又闭上了。过了一会儿,他懒懒地睁开眼问我:“你拍我干什么?”
  
  “好玩。我从来没见有人站着也能睡着觉的。”
  
  “好玩?你知道我手下马仔100多个,想不想跟他们玩?”
  
  他的眼睛睁得不大,但很凶。我走开了。
  
  在护栏边,我认识了“酒鬼”。他是四川达县人,才吸了一年毒,25岁的小伙子已经是面无人色了,别说走路,连挪动一下也痛苦异常。我问他:“你觉得怎么样?”他说:“你有没有办法送我上火车?我想回家!”我摇摇头。他很失望地把头扭了过去。“酒鬼”是我碰到的第一个对我毫不设防的吸毒者。也许是因为他太想回家了吧,否则怎么会向我这个陌生人求助呢?没来由地,我认定“酒鬼”是一个误入歧途的青年,不知道他的父母知不知晓他们的儿子在异乡快要死了。
  
  到下午4∶00,我拍了3个卷。
  
  
做生意

  
  2000年1月25日 星期二 阴有小雨
  
  中午,抽空去了火车站。老是听他们说“做生意”,这次主要就是想拍一下吸毒者们是如何“做生意”的。
  
  我发现,要找到这样的镜头并不难。每当一批旅客出站,就会有人迎上去,热情地递上一份火车时刻表。这份时刻表只要一接到手,那就必须付出少则几十多则上百的钞票。如果有人想反抗,人群里就会窜出十几个大汉将其围住,迫使其就范。
  
  我的镜头里出现了一个外地人,无数张时刻表和笑脸向他簇拥过去。他随手挑了离他最近的那张:
  
  “多少钱?”
  
  仍然是笑脸:“一百。”
  
  “什么?!”等反应过来,已经太迟了。“我不要了。”
  
  “不要不行!”两个人贴了上去,不远处还有人向这边跑来。
  
  100元,就这样得手了。
  
  我回来把照片洗出来看,敲诈者与被敲诈者好像两个正在谈话的朋友。罪恶竟是这样在阳光下发生的。
  
  在广场上呆了几天我就知道,一日三餐对吸毒者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天三次的吸毒。而吸毒则需要大量的金钱。有一个吸毒者说:“我的血管里至少跑着两辆‘桑塔纳2000!’”
  
  
女人们
  
  2000年2月6日 星期二 多云

  
  好几天没见着阿牛了,不知道那些人会不会把我被抓的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阿牛是吸毒者,因为要买毒品,就去偷、去抢、去骗,他应该进戒毒所,进监狱,但认识了这个人,跟他说过话,一起走过路,一起度过了一些光阴后,我不想他因为带我去过破屋被同类视为奸细。还有“小四川”,警察抓他没错,我为什么还想着要把他保出来?自己来拍这些吸毒者不是为了伸张正义的吗?怎么会想着要从正义手中夺回恶者呢?
  
  有点乱了。我决定,不管这么多,去走马岗找找阿牛,还要把药送给杨。
  
  走马岗还是老样子,天桥上的黑字警告还在恐吓着来自正常世界里的人。
  
  废墟上已经有人了。一个男人一边吸毒,一边就地方便。白粉带来的恍惚使他在某一个瞬间忘了自己正在排泄,差点一屁股坐在屎堆上。
  
  我屏住呼吸,实在是太臭了。刚拍了两张,他醒了,嘟囔了一句:“没见过拉屎的人?”
  
  我又往里走,眼睛不停地盯着地上,要避开砖瓦、钢筋以及各种状态各种种类的粪便、垃圾。我听到有人踩动碎石的声音,循声望去,一个女人奔向一段墙角,她踢了踢脚下的砖头,腾出两只脚的地,飞快地扒下裤子,半弓着腰,一支针筒准确地向腹股沟处的大动脉扎去。我看得目瞪口呆,相机咔嚓咔嚓拍了好几张,女人一点都没发觉倒是旁边有人看见了,几个人同时喊起来:“有人拍照片了!有人拍照片了!”女人依然没反应,我赶紧又拍了几张。有人冲过来。女人一抬头,看见了我,也看见了我的相机,她下意识地抓起裤子,恶狠狠地骂着:“你真坏,我这样你也拍照。”一句话说得我倒真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赶紧脱身走了。
  
  我又回到广场上。阿钟正捧着一大叠时刻表在做“生意”。我迎上去,阿钟看到我一脸笑容:“大哥来了。大哥你真好,过年还来看我们。”
  
  “阿牛呢?”我问。
  
  “他去别处了。上次他冤枉大哥了是不是?后来他们都搞清楚了,是天气冷,在屋子里生火,烟太大,叫警察给发现了。一点都不关大哥的事。”
  
  我松了一口气,说:“今天过年,我请你吃饭吧。”
  
  “哪能老要你请。今天我生意好,一上午就卖了16张,现在口袋里有好几张票子呢。我请了。”我再看看喜气洋洋的阿钟,他今天穿得也比较干净,看来,他真是在认认真真地过这个年呢。
  
  但四川的杨,情况就越来越不好了。我见到他的时候,差点以为他像“酒鬼”一样死过去了。走近了,才发现他还活着。我把药给他,他接在手里看了又看,尤其是“坐骨神经”几个字,还摸了摸。“吃了药,你就会好了。”我现在觉得一切安慰人的话都显得虚伪。
  
  “是、是。”杨把药小心地放在身下的破毛毯里。这时,杨的朋友来了,手里还捧着一块西瓜。杨接过西瓜,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汁水糊了一脸。杨的朋友说:“他说口渴,我就去买了块西瓜。他想吃什么,我都想办法。”
  
  “你是够义气的朋友。”我说。
  
  “没用的,义气没用的。”他两手抱住头,低得我看不见他的脸:“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就要死了。”旁边一个人指着杨说。
  
  杨仿佛是在听说别人,专心致志地吃着西瓜。
  
  吃得再慢,也有吃完的时候,杨喘了口气:“我感觉好多了。”他又想站起来,我们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劝也劝不住。这个差不多已失去了行走能力的人,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拖到一个正在等人的旅客面前,作出一副凶相:“拿钱来。”那人看了看这个用手指头戳一下就会倒的纸人,拎起包走了。杨喘了半天,还想再跟过去,他的朋友把他拦住了。杨恨恨地说:“这几天生意很好做的,很好做的。”
  
  
婴儿

  
  在这群凑热闹的人当中,有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她是不是吸毒的?
  
  我跟着她。她抱着孩子,走到了西广场,一个男人接过了婴儿,抱在怀里逗着玩。看样子,不太像。我正准备离开,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大哥。”我回头一看,竟然是“小四川”!
   
  “你出来了?”我惊讶地问。
  
  “没事的,我们经常进进出出。”“小四川”还是那个样子,一点没变。他说:“罚了100块钱,那天晚上就放我出来了。”他真是机灵,问我:“你想拍他们啊?”
  
  “是啊。他们吸不吸?”
  
  “怎么不吸?这两口子连吸带卖。”
  
  原来是一对以毒养毒的夫妇。我决定拍他们。我端着相机走过去,对着男人怀里的小娃娃拍了一张,婴儿好奇地盯着我的镜头,小脑袋转来转去。我对这位父亲说:“你的宝宝长得很好哇像你。”男人笑笑,把娃娃竖着抱起来,一只手掌托住他的两只小脚丫,娃娃高兴得呀呀直叫。孩子的母亲走过来,用手指把娃娃笑出的涎水擦掉。最后,娃娃依恋地躺在了母亲怀里。女人找了根电线杆靠着。我问她:“小孩多大了?”“6个月了。”
  
  这时那个男人走过来,用方言对妻子说了几句什么,女人就扭转了身子,不再理我。我听得懂那是湖南话,他说别让这个人拍照,别跟他说话。我端着相机和“小四川”坐在一边。
  
  “小四川”悄悄告诉我:“那个小孩也有毒瘾了。”
  
  “哪个小孩?”我四下里找。
  
  “就是那个呀。”“小四川”指了指女人怀中的婴儿:“因为那个女的吸,小孩在娘肚子里就染上了。”
  
  我的脑袋有点发蒙,这么小的小孩,才6个月,他以后怎么办?
  
  母亲的手臂渐渐没有了力气,眼看怀里的孩子快要掉下去了,旁边一个女人眼疾手快,把孩子接了过去。从她的动作来看,这样的救急不是第一次了。母亲也任由孩子被抱走,索性彻底地耷拉下脑袋,睡着了。
  
  时近中午,一个老年妇女来给孩子喂饭。这种盒饭是广场上最廉价的了,一盒2块钱,至于味道,常常带着一股酸酸的臭气。6个月大的婴儿怎么消化得了大人吃的盒饭呢?喂一口,吐一口,还不停地哭。母亲被哭声吵醒了,她木然地看着自己的亲骨肉,过了一会儿,又睡着了。
  
  我想,这也许是我见到的最不幸的孩子了。
  
  (摘自《独闯毒穴》,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定价:15.80元。社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邮编:5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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