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先生，很反对青年人读古书，他以为，好好青年，在书堆下变了废物，哀莫大焉。他尤其瞧不起宋明理学家及章句陋儒。“知识分子平日对国家安危盛衰，不闻不问，以为那是学问以外的闲事，到了危殆不可救药，也只有叹息几句了事。”这是他在《颜李学派与读书论》中对宋儒树高义 而远社会所下的痛切批评。
后人看历史，视角不同，则结论大异；心情不同，则观点悬殊。曹先生的同龄人张恨水先生于此有全然迥异的看法。他要“为宋 明之士呼冤”，他以为，宋明之士讲气节，而不免国家危亡，要负责任，但较轻微。“因为他们讲气节的时候，全是在野之身，在朝握权柄的人，都是贾士道、马士英之流。读书人商量保护社稷，宰相却在斗蟋蟀、唱曲子……文天祥 、史可法，武力落败。而他们那种大义孤忠，也让强敌低首下心地钦佩。”全集，最后关头较之曹翁，恨水先生批在了根子上。
张恨水先生的视角，意在强调不能因噎废食。宋明文士，也有可师之处，但求不要流于过分的迂腐而已。 他还在《苏诗书后》中说，若是公卿，都像苏东坡那样聪明，宋朝也不会亡了。诚哉斯言。真正的读书种子，正是社会、民族发展的灵魂，若辛亥时期同盟会那一代知识分子，正是读书人中的“重中之重”，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脊梁。他们既苦学不辍，同时也摩顶放踵地有利天下，风尘莽莽，而潜修自励不止。中华老大帝国近现代化的转型，端赖其孜孜，呕心沥血，方得以启动 。设若凿去帝王专制的桎梏，宋明之士也可刮垢磨光。今之美国大学教授，迂执过于宋明儒士而从事冷门研究者，何可胜计树高义、远社会，却并无危殆之状。为什么呢？人家政体上轨道，政治有办法嘛。他们并不代人受过，也不会“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去除那种消磨读书人的社会土壤、政体机制，方可矫正读书人的形象、处境。如果只将读古书作为靶牌，终不免落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循环，因为“不读古书即可救国”这个公式，绝对不能成立；那么，总病灶还在，奈何？
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自叙》尝谓：“今之学校识字如习符咒，学童苦之。且漫无统纪之符咒至三千字，其戕贼学童之脑力为何如耶？即中学初级生，犹以记字之繁难，累及学习国文，多耗日力 。其他科目，咸受其损。”那个时期的年轻文化改革者，如魔附体，攻讦中国文字，不遗余力，视为仇雠；持汉字拉丁化者，更有多人。其口号则云“废除 汉字，改用字母”（《胡适口述自传》138页）那时彼辈都还年轻，气血旺盛，执其一端，铆劲往牛角尖里死钻。
且不说汉字与文化传承的意义，即以汉字拉丁化以后而言，学童学之，就易如反掌了么？事有不然，且恐怕恰恰相反。唐德刚先生说他小时候学汉字，字、文结合，像《〈左传〉选粹》、《史记菁华 录》这些书能整本地背诵，“大多数的孩子均不以为苦”，家中长辈再辅之以 物质刺激，小孩甚至主动地啃起《通鉴》、《文选》等大部头来，且乐在其中 。但是拼音文字如何呢？“由于音节太长，单字不易组合，因而每一个字都要另造出一个特别的单字来表明，如此则字汇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就多得可怕了。”（唐德刚《胡适杂忆》132页）唐先生以其绝深的经验勘察，认为“认字 ”恰恰是拼音文字的最大麻烦——要读完五磅重的《纽约时报》星期刊，须 认识五万单字，仅此即比《康熙字典》上的所有字还多。“五四”时的闯将们 ，想象力贫乏，拿着鸡毛当令箭，自然见不及此了。唐先生所以为学界巨擘，与其思与学双边充量的“全面发展”有关系，故其发论，大有百步穿杨之效，为什么呢？此无他，老先生是从实事求是出发，而非一大批“某公”般从概念 、或先入为主的“想法”出发。
杨绛先生的名著《洗澡》，可谓当代文学的一部异书，她的笔触是那样的平朴，甚至不动声 色，而极写动荡翻覆时代的人心冲击和变异。洗澡者，洗脑也，曾经剃头者，人也剃其头，那不仅是四凶等的专制时代的人 性癌变大灾难，不仅是自上而下的，同时也是人群弱点的大暴露，在“认罪” 与打“落水狗”的过程中，人是如何变成行尸走肉“互掐”的，遂浮上水面。 而姚宓和许彦成的爱情，偏偏在这样的环境里发酵生发了。从最早开会双方眼睛自然放电的时分，到策划香山游览，一直是波澜迭起，叙述笔墨却十分的安详平朴，省净不惊，然而实际效果却葆有深海般的异动，甚至紧张惊险之感，较之惊险小说，它的故事可能只有一点影子，然而却造成了险象环生、乃至哀 感顽艳的效应。姚、许之爱正大深沉，也有点绮丽高蹈，何以酝酿出欲罢不能的阅读效果？愚见似乎是，他她之间情愫的所受阻碍激起频扑的意绪浪花，这 阻碍，来自于：社会变局之阻，时代风俗之阻，一方已有婚姻之阻，意识形态 之阻，洗脑过程中人性人事变异之阻，遂加深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向往的持久性、双方倾慕的合理性。钱钟书先生讲“在水一方为企慕之象征”管锥编（一册123页），申说可见而不可求，则慕悦更深的道理，“德国古民歌咏好事 多板障，每托兴于深水中阻……寓微旨于美人隔河而笑，欢乐长在河之彼岸……”杨绛先生笔力沉着，稳重而跳脱，如乔木春秀，大处大气磅礴，细处细于毫发，“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何况，姚宓那“沉静的眼睛里 忽放异彩”这种苦闷的象征之所以让人沉浸迷恋不已，似乎也还有姚、许性格的可爱。那永远的“异彩”，慧黠而清正，在脑筋洗刷、展转弄权、营求微利 的社会气氛威迫中艰难生长，如昼长夜短的光照变化，正是种种磨难中，人之所以还能活下去的一个理由——俾使不致快速消磨而变成赤裸裸的精神奴隶，不为压抑摧毁；一般而言，它永在幻想中，姚宓、许彦成之爱是特例，但不 妨其成为一种悬鹄，一种依稀可感的圆满，或者，一把开启梦想的钥匙。
２１世纪头年年初，美国联邦调查局侦破该局特工罗伯特·汉森间 谍案，此公几乎是无偿为克格勃卖命，将美国机密泄露给俄国。事发，被捕。他的同事均为之目瞪口呆。情报理论家舒尔斯基以为，在任何时代，都有诸多因素诱使人甘作间谍，如在三十年代，则为意识形态上的信仰，世纪之交则是 金钱的驱动；还有一部分人则是渴望向世人证明：他聪明过人。汉森一案发，其同事以为，其事并无金钱的诱惑，而是汉森本人欲超过同事的出众心理在起作用。他曾对俄国人说，他“有一种被埋没的优越感”，他也看不起跟他同事 的那群特工，他着迷的是这场游戏的本身，而非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事见《 参考消息》2001,2,23）清代嘉庆十三年，开全唐文馆，编修卷帙浩繁 的全唐文。当时有名文士，多受邀参加，而浙江乌程籍的名学者严可均先生，则被冷落一旁，他慨然叹曰：“不才遗在草茅无能为役。”严氏心有不甘的同时，遂发愿单干。另编一部大书，即《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费时达二十七年之久。他说“唐文盛矣。唐以前要当有总集。斯事体大，是不才之责也。广搜三分书，与夫收藏家秘籍金石文字，起上古迄隋，鸿裁巨制，片语单词，莫不综录……”文字总量近六百万字，工程量不在上百人参与的《全唐文 》之下，他死前写成清稿，死后地方实力派人士集合了二十八个学者，费时八 年才将其校誊刊刻出来。钱钟书先生《管锥编》倚为底线的十部大书，其中之一即是这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２０世纪三十年代末期，作家张恨水先生感于国军战场的连续失利，又加上他极瞧不起日本人文，欲组建抗日部队单干，在全民战争中，贡献一分光热。六次上书国民政府军政部，均未获准，后由其兄在安徽自行拉起百余人的小队伍，因掣肘过多，而未有大成。恨翁祖父为晚清名将。他自幼军人环境中饱读兵书，熟稔军史，可知他即不为实 战指挥官，也可作一高级参谋，惜乎“托迹未高”，民国用人又疏漏太多，笔耕终生。在重庆期间，他每日撰写的时评、连载小说，涉及军事文字者，所在多有。可称文字百万军。
严先生，张先生，其发愤的心理背景，与汉森也有相似之处，也都有“被埋没的优越感”，但他两人悲剧的总根子还在落后专制国政治管道梗阻不畅。只不过，他们将压力与本领转换成不朽的学术功业，而汉森所为，则与其国家精神相背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