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文谈》是鲁迅晚年所写下的一篇著名的短论，在文中，他论述了文艺的起源问题。他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文字的发明是与史官记述官事有关的，并非为了生民的生产生活，它是统治阶级立足于“治”的工具。这种文字艺观，正解释了自古以来文章成为奇货，文艺家被无尚尊崇的历史原因。通俗地说，文艺家的地位，不是建立在大众需求的基础上，而是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地位而派生出来的。
这一点，从科举制度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也可以得到印证：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为中国文化的丰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一切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以及其他学问家，很少不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社会上层，由此获得了做出其贡献的活动基础；而同一时期对于中国文化的建构有具大负面影响的那些大人物，也很少不是同一道路的过来人。如果说，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是知识分子，那么中国无数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金诤：《科举与中国文化》，第１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所以，历代文学家的辉煌文字，差不多都是科举入仕、或入仕为政时的副产品。也就是说，科举制度并不是为了造就专门意义上的作家，而是为了培养与选拔国家的管理人才，学而优则仕也。而科举考试内容偏重于文史方面的特征，意外地造就了大量的文学家；而在他们入仕之后，又常常吟诗作赋以文学家的面目出现，这就给社会一个错觉，似乎文学家在社会阶层中占据了优越的受人尊敬的地位。这便是一种误会，在官本位的社会中，受尊重的是他们的官职，而不是他们的文学创作本身。所以作家的失落，从科举制度被废除的那天起，从作家脱离了政权而须以自己的创作养活自己之时起，就已经开始了。
鲁迅是最敏锐地感到了这种失落的，他在《呐喊·自序》一文中说：“凡是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感到者为寂寞。”这种感觉，使鲁迅迅速自省，“因为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于是鲁迅从救世的姿态转向立足现实的文化启蒙，以“窃天火煮自己的肉”的牺牲精神，向大众播撒文明的种子。这时的鲁迅已不企及现世的回报，而寄希望遥远的未来。
当代作家很少有鲁迅式的自省，因为他们生长的环境，正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叫得响的时代，文学的作用被政治性地夸大了，作家们陶醉于“灵魂工程师”的美誉中，孰不知这是文学对政治的最后的一次依附，对作家来说，既是造就，亦是捉弄。有论者说，这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途中的特殊的“历史中间物”，也是科举制度在我国文学中的最后的余萌。笔者颇以为确。
所以，进入后工业时代，文学的边缘化是历史的必然。那些不曾以社会理性与文化理性冷静待之的所谓的“人文精神”的拯救者的那些铺张扬厉的宣言与鼓噪，便显得愚盲与虚妄。其实文学的失落，并非就是文学的末途，恰恰是重新上路的机遇——文学脱离了对权力的依附之后，正是回归它自身的历史大赐。文学可以建立独立的文化品格，发出属于自己的“金石之声”。人性中的天然的向善向美向真的本性，自然要亲和于具有饱满的真善美含量的文学作品。
于是，所谓市场经济对文学的冲击，也是暂时的——因为中国刚刚进入市场的层面，文化市场处在先天不足的状态，文化还未真正进入流通的环节。文化一旦进入流通环节之后，它的再生价值是巨大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现状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文学工作者应该对自己的身份有理性的定位：既不是救世主，也不是落魄“贵族”，而是平凡而特殊的一族，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雅斯贝斯说：“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人们愈益清楚地看到，精神创造的工作必须由那些从内心深处获取动力的人来承担。事实上，在全部历史中，孤独是一切真正的能动性的基础。”也就是说，作为精神产品生产者的作家，应该是具有独异品格的人——一是内心的强烈需要，二是承受孤独的坚强意志。
有记者问博尔赫斯：
“在您的一生中，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
博尔赫斯无限深情地从容答道：
“幸运和幸福。在我撰写生平第一行文字之前，我就有一种神秘的感觉，而毫无疑问正是这个原因，我知道我的命运是从事文学。除了读者之外，我还有当一名作家的幸运。”
所以，为什么说博尔赫斯是“作家的作家”，原因也正在这里，他把文学作为生命价值实现之途和生命幸福之源。其实鲁迅的《门外文谈》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只不过，鲁迅来得更深刻更沉潜，善作平面思考的所谓文人，一时还未品味得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