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佩列文是俄罗斯当今文坛上突然杀出的一匹黑马。他的作品是俄罗斯严肃文学中惟一的畅销书。《“百事”一代》是他的代表作。小说写一个名叫瓦维连·塔塔尔斯基的知识分子在商业社会中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变化：他在苏联解体后，纯文学这碗饭吃不下去了，受雇于一个车臣商人，在售货亭卖香烟，后遇到老同学莫尔科文，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步入广告界，为国内外著名商标写广告词，最后成为大权在握的广告业老板。这部小说情节松散，还插入许多神话成分和主人公吸毒后的幻觉描述，体现出较强的后现代写作风格，很难概括情节和归纳主题，但是，它无论如何是对当今俄罗斯现实生活的反映，并且展示了俄罗斯当代知识分子的异化过程。现摘登片断，以飨读者。
永恒刚一消失，塔塔尔斯基便落入了现时。却原来，他对身边近几年得以形成的世界竟全然一无所知。
这个世界非常奇特。表面上看，它变化很小，——也就是大街上多了些乞丐，可是周围的一切——房屋，乡村，大街上的长椅，不知为何却突然之间衰老了，没精打采了。说这世界就实质而言已变了一个样，此话同样也不对，因为如今它什么样的实质也没有。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可怕的不确定。尽管大街上流淌着“奔驰”和“丰田”的车河，车上坐着些绝对自信、也能把握潮流的壮汉，可按报纸上的说法，某种对外政策还是存在的。
与此同时，电视上展现的还是那几张脸，近二十年里，他们已让所有的人感到恶心。如今他们所说的，恰好是他们从前所攻击的东西，只不过说得更大胆、更坚定、更激进了。塔塔尔斯基常常想到一九四六年的德国，在那儿，戈培尔博士在广播中歇斯底里地叫喊，是法西斯主义将德意志民族拖入了深渊，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警卫长担任纳粹战犯追捕委员会的负责人，党卫军的将军们通俗易懂地谈论起自由主义的价值来，而终于恢复了视力的那位东普鲁士地方长官(可能指皮克，民主德国的首任总统)，成了这帮家伙的头儿。当然，塔塔尔斯基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大多数表现，但他还是弄不明白，——是否值得将一个恶的帝国换成一个从芬兰进口香蕉的恶的香蕉共和国。
不过，塔塔尔斯基从来不是一个大道德家，因此，他最为关注的并非是对社会变迁的评价，而是生活问题。他没有任何可以帮助他的关系，于是，他便采取了一种最简单不过的方式——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售货亭里做售货员。
工作是简单的，却又是紧张的。售货亭里又暗又冷，就像在坦克中一样；他与世界的联系是一个小小的窗口，那窗口小得刚刚能递过一瓶香槟酒。几根与亭壁草草焊在一起的粗铁条，构成一个栅栏，以防塔塔尔斯基可能遭受不测。每天晚上，他都将货款交给那个上了年纪、手戴一枚沉甸甸金戒指的车臣人；有时，甚至也能在工钱之外再弄几个小钱。偶尔，会有几个刚刚出道的强盗来到货亭前，声音发颤地索要保护费。塔塔尔斯基懒洋洋地打发他们去找胡赛因。胡赛因是个身体瘦削、个子不高的小伙子，一双眼睛由于麻醉剂的作用总是闪闪发亮；那排货亭的尽头，有个空出一半空间的厢式活动房，胡赛因通常就躺在这房里的一个床垫上，听着伊斯兰音乐。除床垫外，活动房里还有一张桌子和一个保险柜，柜子里有大量的钱，还有一个带有弹筒的卡拉什尼科夫(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苏联时期著名军工设计师，是多种冲锋枪和机枪的研制者)冲锋枪的精巧模型。
在售货亭工作期间这工作延续了将近一年，塔塔尔斯基获得了两种新素质。其一为厚颜无耻，这无耻无边无际，就像自奥斯坦基诺电视塔上所看到的风景一样。第二种素质却有些奇特，也很难解释。塔塔尔斯基只要朝顾客的手瞥上一眼，马上就能明白，能否少找钱，少找多少，能否对他发脾气，有无可能拿到假钞，能否将那样的假钞与找头一起再塞还给那人。这里没有任何清晰的体系。有时，小窗里会出现一个像长毛的甜瓜一样的拳头，但是能看出，可以大胆地将这拳头的拥有者推向任何一个方向。而有时，看到一个纤细的、修过指甲的女人的手，塔塔尔斯基的心却会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一次，有人要塔塔尔斯基给拿一盒“大卫多夫”牌香烟。那只将一张皱巴巴的十万卢布钞票(一九九八年货币改革前的旧币，约合现今的一百卢布)放在柜台上的手，没什么特别之处。塔塔尔斯基发现，这只手的手指微微地有些颤抖，那颤抖刚刚能被察觉出来，塔塔尔斯基又看了看那精心修饰的指甲，知道这位顾客在使用兴奋剂。此人完全有可能，比如说，是一个中档强盗，或者是个生意人，——或者，最有可能是个中产阶级。
“什么样的‘大卫多夫’，普通的还是柔和的?”塔塔尔斯基问。
“柔和的。”顾客回答，并弯下腰，向小窗里看了一眼。
塔塔尔斯基一阵颤抖，——站在他面前的，是他在文学院的同班同学谢尔盖·莫尔科文。他曾是班上最有个性的人物之一，拼命地模仿过马雅可夫斯基，——穿黄色高领衫，写惊世骇俗的诗(“我的诗句，能分清界限，像一把斧头……”，或者，“啊，呐喊的面孔啊，脏话的嘴脸!”)。他的相貌几乎未变，只是头发间多出一道整齐的中缝，而那分缝处，现出了几根白发。
“你是沃瓦?”莫尔科文吃惊地问。“你在这里干吗?”
塔塔尔斯基不知该如何作答。
“明白了，”莫尔科文说，“好吧，咱们离开这里，找个地方坐坐。”
几句劝说之后，塔塔尔斯基锁上货亭，担心地朝胡赛因的活动房扫了一眼，便随莫尔科文朝他的小汽车走去。他俩来到菜价很贵的“月坛中餐馆”，吃了饭，喝了很多的酒，莫尔科文也谈了他最近从事的工作。他的工作是干广告。
“沃瓦，”他抓着塔塔尔斯基的手，两眼放光地说道，“现在是个特殊时期。这样的时期以前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再有了。一阵狂热，就像当年的克朗代克克朗代克位于加拿大西北部，一八九七年在此发现金矿，二十世纪初此处出现淘金狂潮。两年过后，所有的东西都将被抢光。而现在，还有实在的可能，直接从大街挤到这个体系中去。你瞧，在纽约，人们仅仅为了与体面的人共进一道午餐，就情愿付出半条生命，可是在我们这里……”
莫尔科文所说的许多东西，塔塔尔斯基都全然不懂。他通过谈话所准确领悟的惟一一点，就是这样一幅草图：原始积累时代商业的功能以及商业与广告的相互关系。
“大体上，”莫尔科文说，“事情是这样操作的。某人获得贷款。他用这笔贷款租一间办公室，买一辆‘切诺基’吉普车和八箱‘斯米尔诺夫’牌伏特加酒。等‘斯米尔诺夫’酒喝光，吉普车撞毁，办公室弄脏，也就该还贷款了。这时，就去贷第二笔款，——要三倍于第一笔贷款。用这钱还清第一笔贷款，再买一辆‘豪华切诺基’和十六箱‘绝对’牌酒。当‘绝对’牌酒……”
“我懂了，”塔塔尔斯基打断了话头，“最后呢?”
“两种结局。如果贷款给该人的银行是家强盗银行，它就会在某个时刻将那人干掉。由于我们这里的银行全都是强盗银行，所以结局通常都是这样的。相反，如果这个人本身也是强盗，那么，最后一笔贷款就会转到国家银行的账目上，而该人也就宣称自己破产了。法院的执行人会来到他的办公室，对空酒瓶和肮脏的办公室进行登记，而过不了多久，该人又会从头再来。不错，国家银行现在也出现了自己的强盗，这使局势变得稍稍复杂了一些，不过，整体的场面还是没有改变。”
“啊，”塔塔尔斯基若有所思地说，“可我还是不明白，这一切与广告又有什么相干。”
“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斯米尔诺夫’或‘绝对’大约还剩下一半的时候，在吉普车还在跑、死亡还很遥远很抽象的时候，在惹出这些事的那个人的脑袋里，会发生一种独特的化学反应。一种无限伟大的感觉会在他身上觉醒，这时，他就会为自己订制一个广告短片。而且，他还要求这个短片要比白痴的短片更抓人。每笔贷款的三分之一大约都要花在这上头。从心理上讲，这是不难理解的。某人开了一家名为‘埃维列斯特’的小企业，他却想在第一频道中看到自己的商标，与‘宝马’和‘可口可乐’摆在一起，为此哪怕去上吊也行。就这样，在客户的大脑中发生这种反应的时刻，从灌木丛后面一跃而出的，就该是我们。”塔塔尔斯基非常愉快地听到了这个“我们”。
“情况是这样的，”莫尔科文继续说道，“做片子要好几个阶段。片子必定少不了能干的文字脚本作者，因为如今，一切都取决于脚本作者。工作这样进行：剧组的人找到想上电视的客户。你去看看他。他说些什么。你听他说。然后你写脚本。脚本的长度一般是一张纸，因为广告片都很短。这也许只要你花上两分钟，但你要到一个星期之后再去他那里，——要他相信，这一个星期里，你一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两手抱着脑袋，想呀，想呀，想呀。他读了你写的东西，他是向你的剧组订购片子，还是转而去找其他剧组，这全都取决于他是否喜欢你的脚本。因此，对于你参与其中的剧组而言，你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物。订购任务取决于你。如果你能将客户给哄睡着了，你就能得到片子总价值的百分之十。”
“一个片子多少钱?”
“通常是一万五到三万。我们就取个中间数吧，两万。”
“什么?”塔塔尔斯基不相信地问。
“上帝，这可不是卢布。是美元。”
塔塔尔斯基花一秒钟算了算，两万美元的百分之十是多少，他咽了一口吐沫，狗一样摇尾乞怜地看了莫尔科文一眼。
“当然，这事干不了太久，”莫尔科文说，“一两年过后，一切都会变样。人们不会再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去贷一些鼓鼓囊囊的小钱，而去拿上千万的美元。车灯耀眼的吉普车，将被法国的古堡和太平洋上的岛屿所取代。不受约束的小打小闹，也将被严谨的办事机构所取代。但是，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其实质永远不会改变。因此，我们这项工作的原则也永远不会改变。”
“上帝，”塔塔尔斯基说，“这样的钱……真有些吓人。”
“一个永恒的问题，”莫尔科文笑了一下，“我是不是一个虔诚的造物，我是否享有权利?”
“你好像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是的，”莫尔科文说，“是这样的。”
“怎么讲?”
“很简单。虔诚的造物具有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有‘莱歪’。顺便问问，要帮帮你吗，啊?你的样子有些潦倒。等你手头宽松了再还我。”
“谢谢，我还有。”塔塔尔斯基说。“你是否偶然得知‘莱歪’这个词出自何处我那帮车臣人说，阿拉伯半岛上的人也懂这个词。在英语中，甚至也有个相近的什么词……”
“我偶然得知，”莫尔科文说，“这个词由拉丁字母Ｌ和Ｖ组合而成。Ｌｉｂｅｒａｌｖａｌｕｅｓ(英文：自由价值)的缩写(与Ｌ和Ｖ对应的两个俄语字母Л和В的发音分别为‘莱’和‘歪’。)”
第二天，莫尔科文将塔塔尔斯基领到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这地方叫做“设计台”(在数分钟紧张的脑力劳动之后，塔塔尔斯基放弃了弄清该名称之含义的企图)。“设计台”坐落在离市中心不远的一幢旧砖房的地下室里。一扇沉重的铁门通向那里，门后是一个不大的房间，房间里摆满了设备。几个年轻人在屋里等着塔塔尔斯基。领头的是那位胡子拉碴、名叫谢尔盖的小伙子。他向塔塔尔斯基解释道，放在空纸箱里那个不大的蓝色塑料方盒，就是电脑“西尼孔绘图仪”，鬼知道它值多少钱，而这台电脑中所装的“形象微软”程序，比电脑的价钱还要多出两倍。“西尼孔”是这个地下洞穴中的主要珍宝。房间里还有几台普通些的电脑、几台扫描仪和一台带有许多指示器、显得很是复杂的摄像机。给塔塔尔斯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样一处细节——摄像机上有一个带把手的小圆轮，它有些像缝纫机上的线圈，借助这个小圆轮，可以手动转带。
“设计台”看中了一个很有希望签约的客户。
“对象大约五十岁，”谢尔盖深深地抽了几口薄荷烟，说道，“他从前是个物理老师。混乱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成立一家合作社，烤制一种名为‘鸟乳’的小蛋糕，两年之间就赚了大把的钱，如今他用这钱把列福尔托沃区的一个大型糖果点心厂全都租了下来。不久前他贷了一大笔款。前天他开始狂饮，他的狂饮大约会持续两个星期。”
“这些消息哪儿来的?”塔塔尔斯基来了兴趣。
“有女秘书。”谢尔盖说。“这样，现在就必须抓住他，在他离开之前就送去脚本。等酒一醒，他就会心绞痛。我们明天一点见面，在他的办事处。”
第二天，莫尔科文早早地来到了塔塔尔斯基的家。他拿着一个亮黄色的塑料袋。塑料袋里是一件深红色的西服上装，看面料像是军大衣呢。西服前胸的口袋上，闪亮着一个构图复杂的徽章，它有些像“万宝路”香烟盒上的那个徽记。莫尔科文说，这件西服是俱乐部的会员服。塔塔尔斯基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但还是服从地穿上了那件西服。莫尔科文又从袋子里掏出一个精美的皮面笔记本、一杆粗得不可思议并带有Ｚｏｏｍ字样的笔和一只寻呼机——这几样东西当时在莫斯科才刚刚露面。
“把这玩意别在腰上。”莫尔科文说。“你们与客户一点见面，我在一点二十呼你这个呼机。呼机响的时候，你把它从腰上摘下来，佯装看一看。在客户说话的时候，你要始终不停地在笔记本上做记录。”
“为什么要这样?”塔塔尔斯基好奇地问。
“这还不明白?就为一张纸和打印机上的几滴墨水，客户要付大钱。他必须绝对相信，在他之前，其他许多人为这同样的东西也曾付过钱。”
“我觉得，”塔塔尔斯基说，“恰恰是这些西服和呼机会使他产生怀疑。”
“你把问题复杂化了，”莫尔科文挥了挥手，“生活要更简单一些，也更愚蠢一些。还有……”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打开它，递给了塔塔尔斯基。盒子里是一块沉甸甸的豪华金表。
“这是一块‘劳力士’。小心，别把镀金给蹭掉了，—是块假表。我办事的时候就戴上它。在和客户谈话的时候，你就这样，明白吗，让它发出轻微的响声。能起点作用。”
塔塔尔斯基因这样的支持而异常振奋。十二点半，他走出地铁站。“设计台”的小伙子们已在离出口不远的地方等他。他们坐上一辆车身很长的黑色“奔驰”。塔塔尔斯基的商业知识已足以使他明白，这辆车是租来的，租用两小时。谢尔盖仍然是胡子拉碴的，但此时在他拉碴的胡子间多了点阴郁的风格——也许，这来自那身翻领极小的深色上衣和那个蝴蝶领结。他身边坐着莲娜，莲娜负责合同和财务。她身着一件普通的黑色连衣裙(没戴饰物，也没化装)，手里却拿着一个带有小金锁的文件夹。待塔塔尔斯基钻进汽车，三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谢尔盖接着便对司机说道：
“走。”
莲娜有些神经质。一路上她都在哈哈大笑，在谈论一位名叫什么阿扎多夫斯基的人，——看来，此人是她女朋友的情人。这位阿扎多夫斯基在她身上引起了一种近乎赞赏的感觉：此人自乌克兰来莫斯科，搬进了莲娜女友的家，用她的住房报了户口，然后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乌克兰的一座城市)接来了他的姐姐和两个孩子，又用同一处住房为他们申报了户口，紧接着，他便通过法院将住宅过户，把女友送进了集体宿舍。
“这个人走得太远了!”莲娜一遍遍地说。
给她留下特深印象的是，在此番操作之后，姐姐和孩子们又立即被送回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总之，莲娜的叙述中有如此之多的细节，以至于在路途的末尾，塔塔尔斯基竟开始觉得，他已与阿扎多夫斯基及其亲人在那套房子里生活了半辈子。顺便说一句，塔塔尔斯基的神经质也并不亚于莲娜。
客户(其姓名仍然不为人所知)的长相，与昨晚的交谈之后塔塔尔斯基脑中所构成的形象惊人地一致。这是一位身材矮小、结实的男人，生有一张狡猾的脸，这张脸上的醉意刚刚开始消散，——看来，他在这次会面前不久喝了第一杯酒。
在简短的互相问候之后(主要由莲娜说话；谢尔盖坐在角落里，跷起二郎腿，抽着烟)，塔塔尔斯基被介绍给他，说是文字脚本撰写人。他坐到桌边，面对客户，让“劳力士”磕了一下桌面，打开了笔记本。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客户并无什么话好讲。没有强烈的幻觉，就很难出现令他兴奋的细节，——他主要的注意力都投向了那些蒙着塑料布、什么也没有的托盘。塔塔尔斯基微微侧着脸，一边听着，一边不住地点头，并在笔记本上涂写一些毫无意义的符号。他用眼睛的余光看了看房间，——房间里同样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如果不算那顶天蓝色的鹿皮帽子，那顶帽子显然很贵，它被搁在空荡荡的玻璃柜的最高一层上。
如约定的那样，几分钟后，塔塔尔斯基腰间的呼机响了起来。塔塔尔斯基从腰带上摘下那个塑料小盒子。呼机的显示屏上是这样几个字：“Ｗｅｌｃｏｍｅｔｏｔｈｅｒｏｕｔｅ６６６．”(英文，意为“欢迎进入６６６号公路。”)
“他是在开玩笑吧?”塔塔尔斯基想。
“是‘国际音像’呼的吗?”角落里的谢尔盖问。
“不是，”塔塔尔斯基接过话头，答道，“谢天谢地，那些家伙再也不来烦我了。这是斯拉瓦·扎伊采夫呼的。今天的计划全都取消了。”
“为什么?”谢尔盖扬起眉毛，问道。“如果他认为，我们比他更需要这……”
“这事我们待会儿再说。”塔塔尔斯基说。
与此同时，客户在若有所思、愁眉不展地看着玻璃柜中那顶鹿皮帽。塔塔尔斯基看了看客户的手。客户的双手紧握在一起，两个大拇指在迅速地相互绕着圈，似乎在缠绕一根看不见的线。这是一个谈真理的时刻。
“一切都会完结的，您不害怕吗”塔塔尔斯基问。“风水轮流转。要是突然之间一切都垮了呢?”
客户皱了皱眉头，满怀疑虑地先看了看塔塔尔斯基，然后又看了看塔塔尔斯基的同伴。他的指头停止了转动。
“我害怕，”他抬起眼睛，答道，“有谁会不害怕呢。您这个问题真有些怪。”
“对不起，”塔塔尔斯基说，“我随便问问。”
五分钟之后，谈话结束了。谢尔盖从客户那里得到一张公文纸，上面有客户的标识——这是一个精美的椭圆型面包，面包上立着三个字母：ЛＫＫ(“列福尔托沃糖果点心厂”的俄文缩写)。他们约定一周后再见面；谢尔盖保证说，届时，短片的脚本将写出，什么“分镜头”和“平衡表”也将准备好。
“你怎么，糊涂啦?”他们出了门之后，谢尔盖问塔塔尔斯基。“怎能提那样的问题呢?”
“没什么。”塔塔尔斯基说。“可我现在知道他想要什么了。”
“奔驰”将他们一行三人拉到了最近的一个地铁站。
回到家里，塔塔尔斯基数小时间便写出了脚本。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灵感了。脚本没有具体的情节，——它由更迭的历史往事和隐喻构成。巴比伦塔的建造和倾塌，尼罗河的泛滥，罗马的燃烧，疯狂的匈奴人在草原上驰骋，——背景，一只巨大的透明钟表上，表针在转动。
“一个种族来了，然后又去了，”一个雄浑的、恶魔般的(塔塔尔斯基在脚本中就这样写的)声音旁白道，“而大地却永在。”
但是，就连布满帝国和文明废墟的大地，最后也沉入了苍茫的大海；汹涌的海面上，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峭壁，这峭壁的形状与脚本开头处的巴比伦塔似乎构成了呼应。镜头摇近峭壁，于是，刻在石头上的椭圆面包以及“ЛＫＫ”三个字母便清晰可见了，下方是塔塔尔斯基在《拉丁名言集》里找到的一句铭文：
ＭＥＤＩＩＳＴＥＭＰＵＳＴＡＴＩＢＵＳＰＬＡＣＩＤＵＳ．
在风暴中静立。
列福尔托沃糖果点心厂
在“设计台”，大家对塔塔尔斯基的作品持一种恐惧的态度。
“从技术上说这并不难做，”谢尔盖说，“从旧电影中剪几个镜头，上点色，拉长些，就得了。可这完全是胡来。甚至有些可笑。”
“是胡来，”塔塔尔斯基赞同道，“也可笑。但是请问，你要的是什么?是戛纳电影奖，还是客户的订货?”
两天之后，莲娜带着其他人编写的几种脚本去了客户那里。在那些脚本里出现的，是一位具有朦胧性意识的年轻厨师〔一个与勒热夫斯基中尉和樱桃核有关的经典情节（可能指普希金的小说《射击》中的情节）；广告词为：“厨师也吃樱桃馅面包。”〕，几辆黑色的“奔驰”，一只装满美元的箱子，以及其他一些民间原型。所有这些创意，都被客户不加解释地拒绝了。绝望中的莲娜，拿出了塔塔尔斯基的脚本。
她带着一份三万五千元的合同回到了工作室，客户还预付了两万元定金。这是创记录的。
“本来可以要价四万，”她说，“我后来才明白的，真傻。”
五天后，款汇到了账上，塔塔尔斯基得到了清清白白挣来的两千元。谢尔盖和同伴们已打算前往雅尔塔，去拍摄一座合适的峭壁，在最后几个镜头中，这峭壁上应该出现那个刻在大理石上的夹心面包，可就在这时，人们却发现那位客户死在了他的办公室里。有人用电话线勒死了他。尸体上有电熨斗的传统痕迹，嘴里则被一只无情的手硬塞进一个“小夜曲”牌夹心饼(一种含有蜜酒的甜饼，带有薄荷味的苦巧克力，上面撒有椰蓉，像是一层悲剧性的白霜)。
“一个种族来了，然后又去了，”塔塔尔斯基富有哲理地想到，“可还是自己的衬衣更贴身。”
就这样，塔塔尔斯基成了一位广告词作者。他没向先前的任何一位上司做解释，干脆将售货亭的钥匙放在胡赛因所住的那间活动房的台阶上。有传闻说，若退出生意场，车臣人会索要大笔违约金。
他相当迅速地建立起了许多新关系，立即开始为多家工作室干活。遗憾的是，那种与风暴中静立的列福尔托沃糖果点心厂相伴的冲动，却不太常见了。塔塔尔斯基很快就明白，如果有十分之一的方案能顺利完成，那就已经是巨大的成功了。钱他挣得不是太多，但毕竟比他在零售业领域里的所获要多。
他常不满意地回忆起自己的首次广告工作，认为其中含有某种可耻的匆忙，欲将心灵中最崇高的一切廉价售出。而当定单一个接一个涌来时，他才明白，做生意永远不应表露出匆忙，否则便会大大地落价，这是愚蠢的：最神圣、最崇高的东西应该卖得尽量贵些，因为在此之后就没什么可卖的了。但是，塔塔尔斯基知道，这一规则尚未传播到所有的人那里。如今，他偶尔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行业高手，每天都在设法出售最崇高的东西，可他们采取的方式，使你没有任何形式上的理由能说他们卖了些什么，于是，第二天，他们便可以大胆地从头再来了。这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塔塔尔斯基甚至无法想象。
逐渐地，出现了一种非常令人不快的趋势：客户拿到塔塔尔斯基设计的方案，彬彬有礼地说，这个方案并非完全符合要求，而过了一个月或两个月后，塔塔尔斯基却意外地看到了显然是依据他的创意拍摄的广告片。在这些情况下去寻求真理，是徒劳无益的。
在与一些新朋友们交换了一下意见之后，塔塔尔斯基试图在广告业的等级体系中向上蹦一级，他开始研究广告的概念。这项工作与先前的工作没什么区别。有一本神奇的书，读了这本书，就不会怕见任何人了，也不会再怀疑任何事情。此书名为《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ｂａｔｔｌｅｆｏｒｙｏｕｒｍｉｎｄ》(英文，意为《定位：为您的理智而战》)，其作者是两位美国巫师。此书就其实质而言完全不适用于俄罗斯。因为，塔塔尔斯基可以判定，在同胞们乱成一团的大脑里，架上的商品间并未爆发过任何战争；情况倒更像是核爆炸后那焦烟四起的风景。但是，那本书还是有用的。书中有许多优雅的词组，如ｌｉｎｅｅｘｔｅｎｔｉｏｎ(英文，意为“线展”)之类，这些词可以存为概念，也可用于市场。塔塔尔斯基明白，帝国主义的腐朽时代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这两者间的区别何在。在西方，广告客户和广告作者联手为消费者洗脑，而在俄罗斯，广告作者的任务就是去塞满广告客户的脑袋。此外，塔塔尔斯基还明白，莫尔科文说得对，这种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一次，在抽了一种非常好的烟草之后，他偶然地发现了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一条基本的经济规律：在这一阶段，资本的原始积累，同时也就是资本的最后积累。
睡觉前，塔塔尔斯基有时会翻一翻谈论定位的那本书。他视该书为自己的小《圣经》；当在书中读到一些宗教观点的只言片语时，这一比喻就越发地恰当了，那些宗教性的话语对他纯洁的灵魂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五十年代的浪漫主义广告人，已步入天国那巨大的广告公司……”
(摘自《“百事”一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定价：15.00元。社址：北京朝内大街166号，邮编：100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