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８年，随着欧洲局势紧张，我家的生活也出现动荡。由于爸爸参加了捷克地下抵抗组织，离开了他任职的军队，我们不得不离开我的出生地——美丽宁静的乌日哥罗德小镇，迁徙到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然而，有关战争，有关德国境内仇视犹太人的传闻不绝于耳，身为犹太教徒的父母还是感到了威胁。３月，希特勒入侵奥地利，并在慕尼黑会议上企图吞并苏台德地区，不久又将军队盘踞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作为威慑。由于希特勒的疯狂举动，给城里的赫林卡卫队壮了胆，他们开始了迫害犹太人的行动。犹太人开的商店的橱窗被捣毁，往犹太人家里扔石头，在大街上公然遭到殴打。我们只好丢下几乎家里所有的财产，偷偷逃到外公的农庄。不久，我们带着外公给的一些钱和食物，来到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尽管这里已经颁布了一些对犹太人的限制规定，但它仍是中欧最安全、最自由的地方。我们的生活似乎又恢复到从前，我们又有了自己的房子，母亲又能参加犹太教堂的聚会和宗教活动，而我则进了当地一所公立学校。
在学校，我结识了两位朋友：一位是风姿秀逸的维奥蕾，另一位就是英俊潇洒的里希·科瓦奇。
维奥蕾是我的邻居，她美丽动人，一心想成为选美皇后，因为她的家族中就出了几位选美明星。而里希是我在体操训练班的搭档，所以我们很快就相识并成为好朋友。我家与里希家住得不远，所以放学后我们经常结伴回家。我俩彼此十分相投，不久我就经常去里希家作客，他的父母对我非常友善。里希的父亲是匈牙利最大的酒类批发商，还经营着一家《人民之声》报纸，里希是家里的独子。而里希也成为我家惟一邀请的客人。
我俩天生有缘要成为恋人，不久便形影不离，开始背着维奥蕾独自幽会，为此引起了她的极大不满。我们在里希家的停船棚屋约会，背着母亲穿着比基尼去划船；我们去电影院，去溜冰；我们如漆似胶，好几次在里希家接吻被他母亲撞见，以至她善意地提醒我们：接吻也要选好地方。
有一天，我们划完船站在多瑙河畔看日落，那绚丽的景象让我们激动不已。我问里希，“你会像现在这样永远爱我吗？”里希用双手捧住我的脸，温柔地保证：“永远！”
战火在熊熊燃烧，我们在惶恐中打发着１９４２年。爸爸仍在帮助人们出境，以躲避德国人的迫害。为了避免被捉住或被送往劳役营，爸爸处事更加小心谨慎。一天，爸爸很难得地让我跟他一起去散步，不料却带我去了一家美容院，他不仅让美容师剪掉了我一头漂亮的长发，还给我烫出难看的波浪型发型。他见我为此伤心，就严肃地说，“从现在起，你就该变得更成熟。你是家里的老大，必须帮助你母亲，为她分忧，成为她的另一只手和另一双眼睛。”原来，他要去执行任务，将外出很长一段时间。第二天我起床时，爸爸已经离家走了。四个星期后，他最后一次从摩洛哥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从此便杳无音讯。
没有父亲的日子我们更为艰难，而城里反犹气氛越来越浓。母亲靠给人做饭、典当首饰过日子。
１９４４年，德国人终于将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控制了全城。纳粹命令犹太人外出必须在衣服上缀上黄星，以便让其他人知道你的身份。不久，他们又将我们赶出自己的公寓，集中居住在有“星”号标志的专门住处。由于几户人家合住一套公寓，我们的生活简直糟透了。
我们一直牵挂着久未音讯的父亲，几天后，我和母亲决定去我们自己的公寓打听一下，看看是否有人来找过我们。没料到，刚下电车，我们就和车上其他几个犹太人一起被抓进一间地下室去审问，还被剥去身上所有的首饰。后来我给纳粹提供了一个毫无价值的假情报才与母亲逃了出来。当我们回到自己的公寓时，发现家里已住进了八九户陌生人家，所有的家具和值钱的东西已被洗劫一空。现在的住户对我们的到来充满了恶意。母亲忍辱哀求他们，如果有人来找我们，请将我们现在住的地址告诉来人。
几天后，果然有人循着地址来找我们，那是爸爸的一个朋友，他留给我们一些钱，要我们去办一个瑞士保护证书，以便搬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住。
里希的爸爸因为拒绝了纳粹党卫军头目要求他不准宣传政治“谎言”的要求，被当场打死，所有设备被砸烂。里希仿佛一下子长大了。
食品日益奇缺，还常常断水。我们靠朋友和里希家的接济勉强度日，母亲不得已竟将多瑙河边用来加固堤坝的麻袋中的小米炒给我们吃，让我们不至于挨饿。
尽管城里炮火连天，生活极其艰难，但那些日子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每天，我都冒着生命危险与里希相会，我们互相鼓励：一定要想方设法活下去，不能让纳粹找到理由将我们杀了。我们憧憬着战后的幸福生活：我们将在全城最大的皇家旅馆举行盛大的婚礼，将有许多孩子。
有一天，我又来到城堡山，在总督城堡的墙根下——这个我们曾经共同度过许多时光、曾经相拥相抱、谈论未来的地方，我看见里希正在刻划着什么。当他把身体从墙根移开，我看见石头上精心刻出一颗心形，旁边写着：“里希与贝蒂相爱千秋。”我感到热泪在脸上流淌。他温柔地为我擦去了泪水。“你瞧，我们的爱情将永世长存。”他轻轻地说。
正当我们沉浸在爱的热流中，空袭警报突然响起，爆炸声此起彼伏。我和里希意识到已到了宵禁时间，得赶快回家。我们匆匆吻别，赶紧往山下各自住的星房方向跑去。当我站在桥上扭头张望时，正好他也在另一座桥上在找我，我们互相挥了挥手，“明天见”我边跑边大声向他告别。
回到家，我才发现周围有许多德国兵，母亲正在焦急地等我回家，原来，德国兵又要把我们赶出家门。弟妹们正在往枕头里塞能带走的日用品，母亲也在紧张地收拾着，临出门时，她还随手将铺在地上的厚毛毯搭在肩上。宪兵将我们带到伊斯特万公园，在那里，许多其他区的犹太人也被抓来了，其中有维奥蕾和她姐姐，可是没有里希。
当晚，我们即被送到一个废弃的制砖厂，里面已人满为患。由于天上不停地下着雨，里面又没有足够的遮风挡雨的地方，再加上忍饥挨饿，到处都是哭叫和呻吟。我们靠那张厚地毯，才不至于躺在泥水里。但由于没有水洗澡，我们一个个都像泥猴似的。
三周后，制砖厂里的５０００多个犹太人又被押解起程，开始了最为恐怖的漫漫苦旅。
那时已是１９４４年１１月，时值寒冬，第一天我们就冒着大雨寒风走了３２英里，而我们的肚子里只喝进了一小碗稀粥。我非常恐惧，因为我担心此去我将再也见不到里希了。母亲让我们走在队列的中间，不要引起宪兵的注意，以免有危险。一路上，我们必须不停地走，一旦停下来，宪兵发觉你已走不动，你就会挨枪子。有一位孕妇，因为要生产了，瘫倒在地，婴儿差不多已娩出母体，突然一阵弹雨袭来，母亲和婴儿顷刻间被打烂了，一些年老体弱者因为经不住这种折磨，也惨死在途中。维奥蕾经受不住这种非人的遭遇，一心想离开这支队伍。她不停地向路边的男人抛媚眼，希望能博得同情并搭救她。押送我们的宪兵中有个叫伊万的，他曾在我们上学时偷偷地跟踪过维奥蕾，此刻见有机可乘，就开始接近她。我们都奉劝维奥蕾离那人远些，可她根本不听劝，为了自由她可以付出一切。有一天，她回来对我们说，那个家伙答应，如果她陪他睡一晚，他就放她和姐姐走。我们极力劝阻，可她仍然决定铤而走险。第二天，维奥蕾鼻青脸肿地回来，全身都在发抖。我们继续赶路，维奥蕾开始东张西望找那个家伙，指望他能放她们走，可那家伙一整天未露面。第二天，伊万故意不理睬维奥蕾，维奥蕾气愤地冲上去揪住他大喊，那个家伙慌忙后退，端起了枪，姐姐扑上去保护维奥蕾，那个家伙开枪了，这对美丽的姐妹倒下了，像牲口一样倒在路边的排水沟里。
三个星期后，我们已如一群行尸走肉，我的鞋底走掉了，脚冻伤了，血肉模糊。随即，我就因感染而发烧，昏昏沉沉。我难受得不想再活，因为我坚持不下去了。母亲逼我喝下所有的稀粥、咖啡，以保持我的体力。还让我服用了最后一点阿斯匹林。也许是母亲的祈祷起了作用，第四天早晨，我的烧就退了，感到又可以坚持走下去了。两天后，我们到达了京茨基申集中营，头上终于有了一片遮挡风雨的瓦片。不久，我们又被转移到奥地利境内最大的集中营——毛特豪森。
后来我从资料中了解到，这所集中营从１９３８年启用到１９４５年，共囚禁过１９５０００人，最后只剩下８００００人。
这是一座位于山顶的监狱，四周布满铁丝网，为了防止犯人逃跑，还故意养了几只不喂饱的狼狗。犯人必须去山上开采石头，这种活既累又危险。因为在山顶采石，下面有１８６级陡峭的台阶。一旦失足滑下去，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带着身后一大串人摔死在采石场底。德国人经常恶作剧，将上面的人推下去，以此取乐。我们害怕听到音乐，因为这意味着又有人被枪毙。焚尸炉的烟囱不时地冒着青烟。帐篷里每天都有人死去，白花花的尸体堆得跟小山一样。由于体质虚弱，我又开始不停地发烧，周围的人惟恐我的病传染，于是我被送进了医务所，许多人进了那里就再也没有出来。医务所里只有一个面无表情的犹太医生，给我用了里面惟一的一种药——奎宁。母亲每天都到医务所来看我，我因牙龈出血，吃东西非常困难，母亲就想方设法让我吃下一些东西，逼着我吃下她从厨房偷带出来的生马铃薯皮和发馊的面包片。母亲再次拒绝死神将我带走。我整天做噩梦，偶尔也会梦见我和里希在一起，我总会多睡，祈求好梦。六周后，我的神志才清醒过来。
在这充满死亡气息的地方，我们一直呆到１９４５年５月５日，那一天，美国兵解救了我们这群活着的骷髅。
出狱后，我们被送到了德国韦茨拉尔难民营，在那里，我跑遍了当地所有的难民营，寻找里希的下落。半年后，我终于在一个叫卡塞尔的难民营看见了“里希·科瓦奇”的名字，可它列在死亡名单上。
我当即昏了过去。我开始麻木地应付生活，感到失去了生命的信心。
母亲为了让我忘掉过去，让我结交一些新的朋友。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我现在的丈夫，他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全家都被纳粹杀害了。奥托非常爱我，千方百计讨好我，纠缠我，还博得母亲的欢心。我们于１９４７年４月举行了婚礼。婚前我要奥托承诺：一旦我找到里希，他必须让我离开。
１９４９年，我们全家移民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奥托为了让我们过上富裕生活，拼命工作，成了一家皮革厂的股东。我和奥托生了三个孩子，奥托非常高兴，感谢我给他重建了一个家。
１９７４年，母亲去世了，我打算去完成母亲的遗愿——重返布达佩斯。
我是由女儿桑迪陪同前往的，刚下火车，面对铁路、火车，让我又回想起战争时期放逐犹太人的恐怖情景，一连几天我都不敢出门，直到第５天我才作好心理准备。我们故地重游，看望了以前的老朋友，我还不忘记打听里希的消息。
那天晚上，奥托的朋友邀请我们去皇家饭店共进晚餐——那家我和里希约定举行婚礼的地方，物是人非，我感慨万分。晚餐８点开始，我无意中环顾四周，这一望，我仿佛遭到了电击，全身僵硬。朋友和女儿也被我情绪感染。我看到一个极为熟悉的背影，这个背影我在学校时看了好几年。我抬手理了理头发，将发抖的手放到腿上，对朋友和桑迪说：“那是里希，他背对着我们，正在用餐。”
我们打发侍者过去问问那个人是不是里希·科瓦奇，结果不是。我和朋友的妻子索性过去，想用大笑引起他抬头，结果也无功而返。桑迪为我感到很羞愧。临走前，桑迪问我是否就此罢休？我决定再去一趟。我走到那人身后，拍拍他的肩膀说：“很抱歉打搅你，我想我们应该是彼此相识的。”他抬起头来，一下子惊呆了。果然是里希。他跳了起来，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我们泪如泉涌。他不住地抚摩着我的脸，喊着他对我的昵称：“小脸，小脸，我的小脸。”
他带我去了他的老家，那里已经没有人住。他拿出一直保存在身边的我１５岁时的照片，感慨万千地说：“我决不会让你再离开我。”
我们互相诉说了别后遭际，互相为对方的不幸潸然泪下。他责备我：战后为什么这么快就结婚了？我可是等了你１５年啊。１９５０年，我在纽约的一张犹太小报上看到一则为婴儿举行割礼的启示，新生儿的母亲跟你的名字一模一样。我寻上门去，一个金黄色头发的高个子男人一口咬定这儿没有叫贝蒂的人，还将我一把推下楼梯。后来我又去找，但已人去楼空。我终于明白了当初奥托为什么急于离开纽约的原因。
里希还告诉我，他已有三个女儿，孩子的母亲也是个犹太人。他又说：“我们原本就该是夫妻，我跟我的妻子说过，一旦我找到你，我就会离开她。”
里希一再要求我答应与他一起生活，尽管我和他一样，心中燃烧着爱的渴望，可一想到我将离开我的孩子，离开奥托，想到他的三个女儿将失去父亲，我就难以决断。我们约定，明天一早在城堡山老地方见。回到旅馆，我悲痛欲绝，歇斯底里般大喊大叫，发泄心中的痛苦。一小时后，我做出了一生中最痛苦的选择。我给里希写了一封信，阐明了我们目前的情形，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我将信放进信封。摸黑来到城堡山，来到那个刻有心形的地方，我再次抚摸着刻在墙上“里希与贝蒂相爱千秋”的字，忍着心中巨大的痛苦，趁自己还有勇气下山之前，回到了旅馆。
我没有给他留下我的地址和电话。
我再一次失掉我所爱的人！
（俞玲芝摘编自《刻骨铭心——我的乱世恋情》，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版，定价：19.10元。社址：杭州体育场路347号，邮编：310006）
